精神环保与绿色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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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刊登过一篇题为《是谁杀害了张纯如?》的文章.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开,死因一般认为是精神忧郁症,但该文作者孙隆基进一步挖掘忧郁症背后的原因,得出一个“人性恶杀死了张纯如”的结论.在论述张纯如的死因之前,作者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美国一个著名的淫魔落网之后,警方在他的魔窟里发现了大量对女性实施淫虐的刑具和自制的录像带,其丧心病狂令联邦调查员都遏止不住地呕吐.但一名叫Ｒｕｓｔ的女士却必须独自留在现场为证据制图.四天以后,履行完职责的Ｒｕｓｔ回到家里,当晚便吞自尽了.从人性的角度分析,Ｒｕｓｔ的死因就是这四天当中,她目睹了太多的人性恶,人性恐怖的内囊全部对她翻上来了,人性的丑陋使她恶心,使她对整个世界都感到恶心,以至于她宁愿以死来对抗和逃避这种恶心.张纯如的遭遇跟Ｒｕｓｔ是差不多的,她曾经以非凡的勇气调查和揭露过南京大屠杀真相,接触过日军大量惨绝人寰的变态暴行,精神上受到极度创伤,并因此而产生悲观厌世.使张纯如悲观厌世的,把张纯如的精神击垮的,同样是人性当中的恶,人性当中的丑陋.面对这种人性恶,张纯如完全被绝望所占据了,所以她选择了.人性恶的存在是必然的,只不过一般情况下比较轻微,也较少化为行动而已,作者要警告世人的是,“但它总有集中爆发的机缘,而不论多么强韧的心灵,在面对这个无边的黑暗时,都有被摧折的可能”.

这个警告令人震惊,震惊之余,不禁要反思：我们的文学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性善性恶是一个自古以来争执不下的问题,但任何一个时代对于这个问题都会有一个基本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反映了那一时代的世态人心.文学既是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征候式反应,又是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平衡器和导航标.简单地说,性善指的就是人性当中正面的部分,性恶指的就是人性当中负面的部分.而新时期文学自先锋派以后,一个突出的症结就是对人性负面的东西表现太多了,多到让人不得不怀疑：人真的需要了解那么多的人性恶吗?

中国文学自古就重视所谓“文以载道”的道德教化功能,这种教化功能一旦与政治相结合,便产生出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结束,中国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空前加强,“三突出”原则造就了大量“高大全”式的超人,并最终使“高大全”成为“假大空”的代名词.新时期以来,文学开始回到自身,“高大全”和“假大空”被摈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矫枉过正.表现之一就是把“真善美”等同于“高大全”,并进而混同于“假大空”,因此对于“真善美”产生本能的排斥.文学在对“高大全”和“假大空”解构的过程中不慎消解了真善美,并为真善美戴上了一副“假道学”的面具.这就为“假恶丑”取得某种可爱的面孔提供了可能.

新时期文学对于人性恶的迷恋是从先锋派的残酷开始的.莫言和余华都表现出对于的欣赏.莫言的写作中有一种嗜血的冲动,杀人场面写得异乎寻常的鲜活生动、酣畅淋漓,近乎狂欢,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某种过瘾情绪或代偿性满足.余华对于残忍有着病态的迷恋,那种不动声色麻木冷漠的残忍,显然具有某种表演性,更像玩酷.玩酷也是余华的话语手段,所谓“零度写作”.这种残酷的表现,与其说是在拷打人性,不如说是在摧残人性.

残酷和变态在先锋作家的文本中都是当作亮点出现的,他们愿意以这样的亮点来标志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策略.余华的残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刻意,一开始他写阳光灿烂,没有足够地引人注目,后来受到某些外国作家的影响,转向写残酷,立刻使人刮目相看了.以残酷的作秀来赢得读者的策略是有其大众心理学基础的,人有时候会有这种反常合道的心理.西方一个著名的玩具商,就是因为做丑娃娃而发了.莫言对于热气腾腾的暴力场面的病态迷恋也不无骇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故意.以酷来媚俗,如同刽子手故意在看客面前做杀人不眨眼状以赢得啧啧之声一样.列农的重金属装束曾经为一些急于标志自己前卫性的时代青年所模仿,重金属成为一种很酷的时尚,先锋作家的残酷也是一种重金属时尚.

人性恶在先锋作家的笔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玩酷.酷玩到这个份上,是作家的悲哀,是读者的悲哀,最终,是文学的悲哀.无论善和恶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基础之上,否则就恶得很假,属于“伪恶”.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那个流氓实际上还是假流氓,如果变成真流氓,就不好玩了.这就是伪恶.有人注意到伪善的问题,却没有人注意到“伪恶”的问题.伪恶是一种策略,因为它更容易贴上后现代的标签一炮而红.伪恶还是一种媚俗,一切故意的反其道行之都是媚俗――或者可以叫逆向媚俗?格林的《白雪公主》过于童话,巴塞尔姆便故意写一个龌龊不堪的《白雪公主》,这就是“伪恶”,这就是逆向媚俗.

刽子手的装酷可能会获得阵阵叫好,这种装酷和叫好同样是不正常的,反映出世态人心的某种扭曲.当一种不正常被认为正常的时候,正常反倒显得可疑起来,正如当不道德成为道德的时候,道德反倒显得可疑一样.因此,指出这种不正常以及匡正这种扭曲就变得十分必要.不能忽视文学的舆论导向功能,正是因为许多文艺作品把杀手塑造得很“酷”,很有魅力,才会引来许多的崇拜和模仿,而完全忘记了那是在把残酷当“酷”,暴力崇拜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形成的.文学不能扮演这个很“酷”的杀手,文学不能成为人性恶的怂恿者.

先锋作家目前正在部分地回归,比如苏童,近年作品《白雪猪头》、《人民的鱼》、《哭泣的耳朵》、《骑兵》等,都弱化了先锋色彩,强化了现实底色,通过少年视角,表达沧桑之叹,复原了童年记忆的亮色与柔情、温暖与爱意,寄寓了特有的沉痛与悲悯,令贫瘠岁月散发出人性的光辉.苏童在写容易受伤的柔软的人性时,不仅有着对人的尊严的爱惜守护,对美好人情人性的细腻挖掘,而且在从容温和中带点伤感,令人心动.因为这份伤感来自于悲悯.比较《米》和《白雪猪头》,我们对于人性应该会有不同的感悟.

对于余华、格非、北村以及自己早年实践“先锋写作”,而今回归传统的现象,苏童解释说：“实际上先锋只是一种姿态.刚开始写作的人就像拍马上阵的战士,挑选诸如青龙偃月刀、断魂锤之类最吓人的家伙出阵,他们起初以最叛逆的写作姿态出现.但久经沙场之后,就不再用吓人的兵器了,他要运筹帷幄,由反叛回归平静.”这段话是非常真诚和内省的.

贾平凹对残酷不感兴趣,但他对龌龊感兴趣,他笔下近乎的性令人对他的心理健康状况感到怀疑,他拿无聊甚至无耻当有趣的惯性也让人对其格调不以为然.他是把自己的低级趣味当作一种性情和修炼了,把人性的污点当作亮点了,因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他笔下,我们丝毫看不到人性的庄严.精神的清洁永远是审美的要旨,一个作家,必须以清洁的眼睛去看龌龊,而不能以龌龊的眼睛去看龌龊,更不能以龌龊的眼睛去看整个世界,否则,他就是一个龌龊制造者,他的写作只是对这个世界的污染,而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清洁.批评界对这种精神的病相却缺乏足够的审美批判,这与其说体现了时代的宽容,不如说体现了时代的堕落.如果人性的弱点曾经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质素而被批评界所接受的话,目前,对于这种弱点的达观和宽容则已经过分了.

化写作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也是人性的负面,我们的文学在的洪流中已经游走得太久了.作家的非道德化倾向使种种不正当失去了应有的难堪而变得当仁不让、堂而皇之,作家在展示自己的甚至堕落时是何等的轻松和坦白!的旗帜猎猎作响,作家在旗下充分享受着刻意张扬的快感,受伤的只有文学.比如婚外恋,许多婚外恋的本质不过是婚外性,喜新厌旧、不忠、放纵、缺乏自制、不负责任本来属于人性的负面,可是在化写作的旗帜下,所有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应该得到释放的,包括婚外性.于是,的黑烟恣意地弥漫在文本的上空,“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主义哲学完全把作家引入了人性的沼泽.

女性写作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化写作最强有力的一个部分,女性写作对于恶之花的强烈推崇,对于“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思维的积极肯定,都是化的一个体现.潘金莲的历史境遇在新时期女性写作中得到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潘金莲的张扬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天经地义.对此,我们只能说,潘金莲可以不那么压抑,但潘金莲也没什么好张扬的.《牡丹亭》中,人性是被压抑的健康自然的,而不是放肆的纵欲主义.恶之花只能眩惑于一时,终难得成正果.

就连爱情的表现,现在也变得极为尴尬而微妙.爱情故事似乎就是在千篇一律地阐释“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或“爱情即战争”的道理,其实这不过是重复张爱玲《倾城之恋》的腔调,并无什么新意.这是一个否定、反讽而又务实的时代,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经典的爱情了,纯情的故事似乎必须带着善意的反讽或者怀恋的沧桑去写才觉得舒服.爱情本来是世间最值得仰望的一颗星辰,可是现在,魔鬼的力量过于强大,已经看不见天使的面容.

小说名义上是败,实际上是在欣赏腐败、卖弄腐败,它的卖点也就在这里.还有一些现代官场小说,与晚清官场小说相比讽刺的力量极其微弱,写得很阴,有一种隐忍的狠,与其说让人感觉到官场的可怕,不如说让人感觉到写作者的可怕.

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学的“泛恶”倾向,作家普遍存在着某种神化“恶”的.这种又说明了什么?

人性,就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它本来并非以善恶而论,而是以正常来论的.思辩地看待人性,是善恶都包含,也不分先天后天的.可是在实际上,它往往还是被当作“恶”的本质来对待的,而且这完全出自一种无意识.比如张爱玲说,到处都听见人性呱呱坠地的声音.这个“人性”实际上就是倾向于“恶”那一边的.还有,写恶往往被认为具有揭示人性的深度,一谈到挖掘人性就意味着展示变态和畸形.写善就不会被认为是揭示人性,更遑论深度.这样,人性就先在地被假定为恶的了,善意味着浅薄,恶才算是深刻,美好的人性遭到排斥和不屑,对美好人性的哂笑似乎成为某种深刻的证明.而实际上,善也是一种人性,一种深刻的人性,恶有多深刻,善就有多深刻.我丝毫不认为《白雪猪头》对人性的挖掘比《米》肤浅,但我认为《米》对人性的挖掘比《白雪猪头》偏颇.退一步说,深并不一定比浅好,这要看是怎样的深和怎样的浅,鲁迅对于小溪的清浅和烂泥潭的幽深就曾做过一个精辟的对比.

一切真善美都是人性中的善,真善美不是文学的敌人,真善美不是文学的忌讳.那种认为真善美就意味着低幼,就是对文学的侮辱的倾向是极不正常的.但这种倾向之所以形成,有它的社会心理基础.比如,败作品的卖点实际上是腐败而不是败,人们看腐败看得很过瘾,认为总算看到了上层真实的一面,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狐狸尾巴.而任何对于英模的宣传,人们总是本能地认为是假的,是主旋律的奉命之作.真假姑且不论,这种先在的怀疑论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说明了人心的走向.人们倾向于认为恶的丑的就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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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从政治附庸的时代走过以后,人们对于“高大全”与“假大空”的抵触和不适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排斥所有疑似“高大全”的东西,甚至把真善美和“高大全”以及“假大空”混淆在一起来加以排斥,同样会导致文学的迷失.对于人性,文学既不应该人为地拔高,也不应该人为地降低,而是要理性地面对.即便我们不准备学雷锋,也没必要反感雷锋,雷锋至少不应该是令人反感的,我们反感的是一种政治功利性,而不是雷锋所代表的这种道德价值人性价值本身.人性可以不唯美,但也绝不可以嗜丑.

对于文学,我们曾经进行过反思,但是,如果反思的结果就是一个简单的逆反,这个反思就是不彻底或未完成的,需要进行反思之反思的.当下,跟审美相比,人们似乎更富于审丑的,揭示人性的变态病态以及社会黑暗面的东西更易于大行其道.文学当中这种乏“善”可陈的局面的出现,有其社会和历史原因,但也有文学自身的原因,作家自身的原因.

人性恶可以写,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上写,怎么写.文学应该表现人物形象的复杂多面性,善恶的对立统一是人性描写的必然,但如果片面地强调恶的力量,过多地阐释卑鄙作为通行证的魔力,而对高尚即便只是作为墓志铭的意义也避而不谈,只有功利的较量,没有精神的较量,看不见善恶冲突,只是一味地“恶”下去,恶得荒诞,恶得莫名其妙,那就很不正常了.没有参照没有来由的恶是可疑的,并非真实的人性.有的作家甚至以游戏主义的精神来写人性恶,把某种残忍当作一个津津有味的智力游戏,丝毫看不到人性恶的恐怖,这才是真正的“恶作剧”.作家对于恶的表现,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像巴尔扎克那样；有致力于人性批判的,像君特格拉斯那样；有从终极信仰角度来达到人性拯救的,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还有以恶的恐怖来警示世人的,像萨特那样.反映人性恶的伟大作品,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人性恶的否定.有些作家或许以为自己可以采取一个回避的策略,冷眼旁观,不做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作家在冷眼观世、傲然讽世时,自己站在哪里呢?无论站在哪里,都是一个立场.

人性的探索应该包括善恶两方面,善恶是文学最基本的、也是最永恒的话题,从古希腊悲喜剧开始,文学就有着善恶的较量.但是,越是简单的东西越容易被遗忘.必须承认,抑恶扬善是文学的正途.劝善是文学最原始的功利,但善本身却是无功利的,如果劝善不能成为文学的目的,那扬恶就更不应该成为文学的目的.恶的表现最终应该指向罪的认识,让人们警惕恶,消除恶,从而达到一个善的目的.只有这样,写作的意义才能被升华.如果只是单纯地传达恶,并且不仅不以恶为恶,反而放纵恶,欣赏恶,把人性的迷失当作深奥,那就失去了文学的正常品质,构成了对文学目标的悖离.劝善惩恶在文以载道的时代对于文学曾经是消极的,但在文学日渐“扬恶”的态势下,它应该被重新提起了.

作家对于人性的表现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情感能力问题,或者说,不仅是技巧问题,而且是信仰问题.有些作家之所以对恶的表现充满和张力,对善的表现却显得稀松乏力,就是因为自身的情感能力和精神信仰不够.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怎么让别人相信呢?自己都打动不了的东西,怎么去打动别人呢?有些善之所以写得很假,就是因为作家本身并不真正相信自己所表现的那种善,当然也就没有人格力量去驾驭它了.文学的精神水准应该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准,文学不能成为毁坏社会精神健康的最后一种病毒.要想传播健康的精神,作家首先必须拥有健康的精神.如果一个作家自己的内心就是阴暗的,那么,当他去揭示人性的阴暗面时,实际上就相当于把发霉的东西拿到梅雨天晾晒,只能更霉.作家内心如果没有阳光,最好少触动社会的霉点.

修辞立其诚,作家本人的人格力量就像武者的内功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人格力量不够,底气就不足,作品就撑不起来.而中国文学的贫血,反映出来的并非是技术上的匮乏,而是精神底气的匮乏.我们的心中没有神,没有深厚的宗教情感,没有支撑灵魂的信念.宗教情感并不等同于宗教信仰,不信宗教的人仍然可以有宗教情感.人的心灵中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宗教情感,宗教情感就是我们心中的神.善可以成为我们的宗教情感,善是全人类的宗教,善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最大体恤.善和美的持守之所以值得,首先就在于它是对持守者的一种滋润、抚慰和照亮,如同春风化雨.善应该成为人类对于自己的一种永恒的肯定.善之所以为善,就在于它能够提供给人们一种精神的愉悦.善对于善者的最大的善意和回馈在于它可以使人爱自己、肯定自己,给人一种灵魂的定力,使人在良知遭受质疑的时候能够免除内在的不安而代之以一种踏实.自我肯定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生命的内在质量.比如慈善对于施与者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带来道德愉悦,所以它同样也是施与者的一种需要.

善不是一种神性或超人性,它正是一种人性.也许有人会说,真正深刻的文学拒绝廉价的善良,只有庸众才需要从虚假的幻象中获得低级的安慰,因为他们受不了幻象背后的真实.这一说法本身就暴露出它的问题,善良为什么一定是廉价的、虚假的呢?联系到张纯如的死因,我们更应该明白,人性恶对于人心的戕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严重程度,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曾经,这个地球上的主人并不是人类,而是恐龙；恐龙之所以会灭绝,据说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们自身,它们自身所排放的气体把自己毒死了.现代人正在享受着汽车带来的便利,但同时又被汽车尾气所污染和窒息,实际上,正是人自己异化了自己.人性恶也是一样,人性悲剧的最终承受者是人类.为自身的人性恶所异化和毁灭,不应该成为人类的宿命,为此,我们必须呼唤人性的善意与关怀,为人性打开一扇窗,以避免人类心灵的自戕.

人类对于人性恶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二战期间的纳粹兽行已经向人类证明了人性恶的集体无意识是多么可怕,而今日本对于侵略战争的态度更向人类证明了这种纳粹人性是多么积重难返,人性的建设仍然亟待进行.正因为失控的人性对于人类的践踏是可怕的,我们才必须看管好人性的魔鬼,反抗人性恶,拒绝那种把张纯如杀死的悲观和绝望.

人性恶不仅是对于人心的戕害,还是对于文学的戕害.文学目前之所以低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提供人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东西了.如果当人们需要一种精神力量的时候,打开所谓的文学作品,扑面而来的却是腐烂的气息,让人更加心灰意冷甚至悲观厌世,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热爱文学呢?这样下去,文学等于把自己送进了垃圾桶.文学不是为了创造人性的地狱,而是为了创造精神的家园；文学不是对于人性的砍伐,而是对于人性的抚慰；文学不是为人们营造黑暗,而是让人们看到光明的出口；文学不是对于恶的放纵,而是对于恶的超度；文学不是围困人们的精神,而是疏导人们的精神；文学不是为人们创造洪水,而是为人们制作方舟；文学不是让人们厌恶这个世界,而是让人们爱上这个世界；文学不是让人类鄙弃自己,而是让人类肯定自己.如果时代在糜烂,文学更应该以一种清洁的精神去打捞沉沦的人性,而不是给这个不健康的机体传播更多的病菌,使其更加恶化.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力,存在的意义就在这里.也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拯救自己.

很多人都承认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可是,她却很难进入大家之列,根本原因在于,她只能写病态和变态,她写不了健康的人性和人生.张爱玲敏锐的洞察力往往只体现在对于人性恶的发现上,她对于病态和变态有着奇特的敏感,一眼扫过去,人性之恶必尽收眼底.张爱玲对于人性的洞察令人叹服又令人遗憾,因为,她洞悉的只是人性当中的恶,善基本是她的盲点.还有,因为她是蚌病成珠,以异常看异常,所以那种内在的幽深和张力,生活的逼仄,人性的逼仄,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刀光剑影,写来令人窒息.那种生活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可是,以她的冷眼观世,写来却不觉得有什么,超然,冷漠.说到底,她对于人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悲悯情怀.这使她对于人性的建树到底有限.

医生面对病灶可能有着职业化的坚强,也可能有着职业化的兴奋,但不管是坚强还是兴奋,医生的最终使命是医治疾病,而不仅仅是观察和描述疾病.晚清官场讽刺小说之所以不能与四大名著相提并论,就是因为它流于讽刺而已,没有更深层的精神担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瑟米勒永远不能构成文学的经典和主流,因为他只是流于反叛,没有更高的精神建树.卡尔维诺的笔下有、竞争和罪恶,但也有自我的肯定和归属、伦理道德的抉择,以及对于人性真理的好奇,一切探究都围绕着人应该如何生活,都指向一种建设性,有破有立,能破能立,所以他伟大.在一个充满破坏的与建设的惰性的时代,卡尔维诺的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之所以富有艺术价值,就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清新明朗的自然美,更是一种和谐健康的人性美.人性的优美比其他一切优美都重要.巴金的作品也许不那么深刻,但它的难能可贵在于它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性的审美,那就是爱和真诚.爱和真诚是一种美好的人性,这种美好来源于自律、自觉而不是放纵、放肆.人性有复杂、刺激的一面,也有纯正、安稳的一面,巴金就体现了后一面.

恶之花结不出善之果,对于恶的抑制就是对于善的培养,多提供一些美好的东西是一种善行,多接触一些美好的东西则是对自己的善待.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作家们不能放弃这种发现.现在偶尔也还能看到一些作品,让人感动于人性的美好,但内容却往往是关于过去年代的.作家还能不能从当下生活中发现人性的美呢?

文学不能丧失照亮人心指引人心的那种光辉和力量.文学应该为人性导航,向着真善美永远地航行.在一个无所不破的时代,文学更应该为人们指点迷津,改善和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带领失陷的人心走出泥泞.为了建立健康的精神生态和文学生态,我们应该提倡精神环保和绿色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