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壮族文人的精神特质其文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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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桂南作家群为中心考察发现,清代壮族文人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既强调忠义观念又有不屈的反抗意识；既显出积极的入世姿态又追求内心的淡然；既有较为顽固的守成思想又具纳新心态.此种思想特质的形成既跟文化语境相关,亦与民族性格有关,并直接体现于诗文之中：一是学杜,二是崇尚“性灵”.但壮族文人创作无论追步老杜还是崇尚“性灵”,并非跟风流行或膜拜诗坛偶像那么简单,而是经过无数探索、甚至付出失败代价后的必然选择,他们走的是一条最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在汉文化与壮文化之间努力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关 键 词 ：壮族文人精神特质 诗文品格 文化选择

作者：谢仁敏,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Zhuang writers’s 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Literary selection In the Qing

――The group as a center of southern Guangxi writer

Xie Ren-min

Abstract: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outhern Guangxi Zhuang scholars thinking had obvious contradiction and plexity. They both had the concept of loyalty, but also had a sense of resistance, both had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the pursuited of inner quiet, both had old-fashioned ideas, but also had the mentality to accept new ideas. This idea not only with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with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were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poetry writing them. The first was the study of Du Fu's poetry, the second was the worship of "spirituality". But they were not only to pursue fashion and worship idols, but after numerous failures to explore and make choices. They chosed a development path suited to their best - in the Han and Zhuang culture, between culture and find an optimal balance.

Keywords:Zhuang writer；Mental characteristics；Literary Features；Cultural choice

古代广西壮族聚居地的土司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在文化上对属民施行严厉的策,“箝制之不许读书应试”[1],对违逆者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打击之,壮族文人黄体元在科场门外遭殴致死便是极端例子.落后的文化政策,兼以经济困顿和战乱、匪乱频仍,使壮族地区自秦汉以降都是“文教不兴,人才朴陋”[2],甚至到了康熙年间,“（岭南瑶壮）其以名宦著者,大抵武功居多；而文学之士,有所不遑”[3]的状况依旧无所改善.

清政府为了加强皇权统治和巩固边防,在壮族地区施行改土归流.政治上削弱土司特权的同时,清庭也开始注重文教建设,力争改变当地“文教不兴,好学者少”[4]的境况.更重要的是,广西壮族聚集区虽居边地,偏离汉文化的中心地带,但跟汉文化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特别是作为边防重镇的桂南地区,时有东南亚诸国贡使和清朝官员在此停驻,文化交流频繁；而流官制度的施行和汉人的逐渐迁入也带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让本地属民有更多机会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清廷薄赋轻瑶、与民生息政策的推行,也使得当地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读书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科举制度的开放,则让读书进仕成为下层民众摆脱困境的一项不错选择,因而读书人也随之日渐增多.以桂南太平府属地计,有明一代共中举人74人,清代为104人,增长近30%；明代中进士者仅1人,而清代则为9人[5],翻了数倍.明朝历277年,清朝历267年,时间相近,但考中人数相差悬殊,至少从某个侧面反映出该地文化的发展状况.读书人增多和文化的进步,无疑为培育壮族文人创作提供了土壤,广西壮族作家也由此兴盛一时.

身处边陲的广西壮族文人作家群在清代崛起,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化现象.据梁庭望先生统计,广西由唐代至近代的1000多年里,作汉诗文的壮族作家共有100多人[6].又据笔者统计,桂南地区的太平府属地仅清代即占了70多席；其中又以宁明作家群规模最大,仅《宁明耆旧诗辑》[7]就收诗人50余家.可惜大多数作品已然散佚,目前存者“不逮十之二三”（苏康甲《宁明耆旧诗辑序》）,但它们依然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从其文本的表现对象和艺术风格等角度切入,我们可以钩稽出彼时壮族文人的文化选择及其特有的精神内涵,为今人了解古代壮族的文化精英群体――壮族文人开辟一条通道.其中,桂南作家群乃是清代广西最大的壮族作家群,本文拟以该群为中心,试就相关问题做一探讨.

精神特质：复杂性与矛盾性并存

有清一代,桂南地区主要由太平府（今宁明、崇左）、南宁府,另加思恩府（今宾阳、武鸣、上林）属地构成.此乃清代广西壮族最大的聚集区,壮族文人辈出,文风以斯为盛.代表作家如下：以农赓尧、郑绍曾、赵克广、黄体元和黄焕中父子、黎申产等人为首的宁明籍作家；以谢煌、钟德祥等人为首的南宁籍作家；张鸿翮、张鹏展等张氏族人为首的上林籍作家；以韦天宝、韦丰华父子和覃海安、覃鸿翥、蒙泉镜等人为首的武鸣籍作家；以滕问海、滕父子为首的崇左籍作家；以赵荣正、赵荣章兄弟为首的龙州籍作家.作为同民族、同地域、同习俗和相近时代背景的桂南作家群,他们或以家族血缘为纽带,或以师徒文友为感情连结的基础,在价值观念、诗文主张和审美趣味上,都具有不少共通之处,形成这个群体坚实的精神内核和风尚品格.

(一)强烈的忠义观念和不屈的反抗意识

强化士人的忠义节烈观念,服膺于礼教和等级制度,以保持社会稳定和集权,这无疑是清政府兴文教的根本目的.从桂南作家群的诗文看,清政府的文教宗旨的确发生了作用,宣扬和强化忠烈观念成为壮族文人们赋诗作文无法绕开的重要命题,并且这种思想观念随着文化的发展和教育的深入,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向.

在草创期的宁明“三家诗”诗人身上,如农赓尧的《圣主垂衣万万年》、郑绍曾的《寄怀李楚余》、赵克广的《谒马伏波祠》等,皆未脱除模仿汉人作诗的痕迹,如果说他们将忠烈观念注入诗歌尚属集体无意识之举动,那么到了黎申产、钟德祥、韦丰华这辈壮族文人,宣扬忠孝节烈则已成为某些作品表现的主题内容.试看黎申产的《节妇行》：

淑德膺旌表,吾宗德不泯.孀居甘布素,天命赐丝纶.等州书编简策,拟松筠.古有轩使,诗令列国陈.芜词如采,或可式彝伦.

在桂南诸文人中,黎申产的学识最为丰博,其诗颇得汉诗精义,正统思想对其影响尤为深著,因此这种“旌表节孝”的诗歌当然不会少,典型如《查氏一门节烈歌》、《王烈妇行》、《詹陈氏节烈歌,李星海刺史属赋》等皆属此类.若说提倡孝老抚幼当然无可非议,但作者对女子宁可服毒而亡也不愿改嫁的行为却大加褒赞“如此之人当则效.其人虽死名长留,但逢识者都凭吊”（《王烈妇行》）,这样的言论就难免迂腐了.黎申产担任江宁书院山长长达二十余年,桂南壮族文人多出自他的门下（如苏士培、农魁廪、农周廪等）,当地后期文人在创作思想上无不受其影响.

虽呈日益强化趋向,但忠义观念并未能压抑住壮族文人“不平则鸣”的声音――少数民族特有的不拘不驯性格会时不时闪现于壮族文人的作品之中.特别是面对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他们敢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农赓尧的《贫女嘲》末句“年年空作嫁衣裳”即意有所指,借贫困女子的无奈来表述自己的满腔愤慨；黄体元的《困雉行》,以“离群转受家禽侮,失势翻教瓦雀欺”暗喻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郁郁困于斯”的压抑心绪；另如郑绍成的诗作,大多以自身经历来叙说仕途之险恶,以批评官场的腐败黑暗.

若说前辈文人们还是较多地以他人酒杯浇个人块垒,以致一定程度地削弱了诗歌的抗争性和尖锐锋芒的话,那么后辈黄焕中、赵荣章、韦丰华、蒙泉镜、黄君钜、农实达等人的作品,其题旨的指向性无疑更为明显,批判性也尤为强烈.且看黄焕中的《苦农行》片段：

嗟彼大地主,坐享现成福.煌煌身上衣,累累仓中粟.巍巍阁于楼,堂堂园与囿.非农何由来?非农何由筑.不感农人恩,反把农人辱.胡为乎苍天,遭此不平局?吁嗟乎苍天,设心何太酷.

作者几乎是以呼喊的方式,满腔愤怒地控诉了社会的不平等,矛头直指地主阶级,一定程度触及了引发农民反抗行动的社会根源.黄焕中亲历过多次抵御外敌的斗争,对时势也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对当朝的诸多卖国辱国行径颇为不满,撰文直斥“认仇作父岂徒然,异梦同床黯黯天”（《感怀世事》）.又如龙州文人赵荣章,面对“当道豺狼势纠桓”（《示儿》）的现实,以其切身体会痛斥了为政者的贪功逐利、治理无方“治盗求功争草草,纵兵贻患恨年年”（《难中口占》）,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不平则鸣”的批判意识,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格.作为壮族文化精英,他们发出的斥责批判不仅仅是个人的牢骚之言,一定意义上还表达了他们希望借助诗作,来体现作为民族一份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因而具有更为深广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就连思想最为传统,一向温儒敦厚的黎申产,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也不时透出批判的意味,典型如他的《杂书》系列.黎氏本人有过办团练的经历,其间既耳闻目睹了官员们“无怪一闻贼,官乃先民徙”（《杂书》）弃民自保、贪生怕死的可耻行为,也看到了府衙官吏们为了争功逐利和排除异己,不惜欺上瞒下的卑劣行径：

大吏揣摩真,辄以大捷奏.空中幻海市,某某绩最懋.天子颐为颔,岂知个中谬.高门与寒士,未免判薄厚.（《杂书》）

这里不仅批判了国朝官吏的逢迎欺瞒,也委婉地批评了君主的昏庸偏听,从中可见其耿介的个性和过人的胆气.有意思的是,作者写这首诗时刚刚被朝廷授予六品官衔,属于既得利益者,因而此处的揭露和批判就显得尤为耐人寻味.

(二)积极的入世姿态和淡然的内心操守

桂南作家群成员很少富庶之士,“辛苦真将舌代耕”（《课徒杂咏》）是其人生的常轨――即使偶有为官入宦者,亦多不长久,最终还是以布衣之身课徒度其余生.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虽处江湖之远,但都心系民生社稷,希望能匡世济国,扶危于乱世,并常常为自己“才浅难医国”（《戊辰岁余矣》）而多有遗憾,体现出积极的入世精神.试看黄焕中的《秋兴》（八首其五）：

愿将光复旧河山,一日三秋指顾间.使辙齐来金粉地,征人遥忆玉门关.柳经凉露舒青眼,枫染轻霜点翠颜.国事岂容分党误,同心咸望凯歌班.

诗风刚健慷慨,充满豪情,见出作者希翼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满腔的报国热情；字里行间还可见出作者对国家羸弱,无力驰援属国越南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和遗憾.赵荣章也是深具扶危济世志向的壮族文人,他对彼时现状颇有微词,认为古风不存,需要有人站出来匡扶大义.他希望自己在“莽莽乾坤俯仰宽”中能够“干济狂澜”,做出一番功业,并时刻不忘提醒自己“光阴辜负闲中过,五夜何堪抚剑叹”（《书感》）；他也深感时事维艰,成事尤难,为自己建树不多而深感负疚,“辜负乡关诸父老,未成一篑愧功亏”（《难中口占》）,其心可谓赤诚.以农实达为首的晚清壮族文人,更是在近代中国革命浪潮中积极奔走呐喊,作品常常泛溢出革命志士特有的战斗,以及为改造社会、重建家国而不懈努力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另一方面,追求内心平和、陶然自乐是桂南壮族文人群体的又一精神特质.以淡然无为心态面世,或许是大多数落魄文人自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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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存世的作品看,桂南的每一位壮族文人都有相当数量的山水诗作,包括郑绍曾、黄体元、黄焕中这类以沉郁激愤诗风为主的作家,也有不少平和闲适之作.且看黄体元的《江行偶兴》：

荻岸晚风清,长江一望平.浮云无滞色,过雁有乡声.月皎山河洁,秋高天地清.素耽幽隐癖,对此足怡情.

黄体元情感奔放激越,其诗文中随处可见愤世嫉俗之言.但这首诗却让我们看到了黄氏这类壮族文人“素耽幽隐癖”的又一侧面,一旦机缘巧合,其淡定平和之心情便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另一典型是壮族文人黎申产,一面追慕功名,积极入世,但这并未妨碍其归隐田园的遐想,写有不少苦中求乐、淡泊无求的和陶诗.哪怕是赶考功名途中,偶经湖南桃源县时诗人依然会浮想联翩“若果此中堪避世,不辞千里挈妻孥”（《桃源县书感》）,还设想自己住进来的情景“对此百虑消,独酌辄酩酊.仙境即吾心,何必域外骋”（《桃源舟中,独酌偶成》）.当然,这种矛盾心态并非表示黎氏不真诚,而是受汉族传统文人进退观念影响所形成的一种文化情绪的自然流露.彼时恰值太平天国战乱,能得一隅安生十分不易,避世心态自是随感而生.可贵的是,黎氏心里其实相当清醒,“抽身曾向桃源过,洞口云封可奈何?”（《读史杂感》）――作者的无奈,表现的不仅是个体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甚或是千百年来文人的共同悲剧.

(三)顽固的守成思想和开放的纳新心态

桂南壮族文人的出身和家世有些已无法查考,但从其姓氏看,不少都是当地大姓,甚至与当地土司望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故有条件读书识字考科举,少数幸运者还能入仕为官.至于像贫困生员郑绍曾那样,到了经济发达的广东为官竟然出现“本为贫而仕,翻教仕益贫”（《感秋》）的状况毕竟只是特例.更通常的情况是,掌握了知识工具的壮族文人,即使不外出为官,也在当地任有教职,因此有着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当然,限于桂南彼时落后的经济现实,可以推知他们或许并不宽裕,但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显然还是要比下层劳动人民来得更为优越,故壮族民谣有“官不嫁,嫁秀才,三人打鼓四人抬”的说法.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处境极易滋生“小农意识”,加上文人“乐天知命”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信息闭塞,从而形成了桂南壮族文人相对顽固的守成思想.最典型者当属对农动的蔑视和反对,以维持旧有秩序,这点跟汉族文人表现一致.他们基本都站在农动的对立面,无论农民的反抗行为是否正义,出于何种原因、目的,都一律地斥之为“盗”、“贼”、“寇”或“匪”.广西本是贫瘠边远之地,民众受压迫甚深,因此在近代成为多次农民反抗运动的策源地,文人相对安稳的生活也被屡屡打破,“故国回头余劫火,他乡流泪为穷途”（《纪事感怀》）这种颠沛流离的时光成为他们难以抹灭的痛苦记忆.黎申产、谢煌、韦丰华、蒙泉镜等都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等多次动乱,其间写下了大量表现战乱离情的作品.太平天国运动发起后,面对“只今盗贼满天地,危险还过十八滩”（黎申产《二弦行等》）、“万户生荆杞,祭奠多新鬼”（谢煌《乱后》）和“贼势方张行路难”的境况,他们不禁胆战心惊,感叹“枝上流离声不断,故园回首胆犹寒”（黎申产《凭祥途中感作》）,过去尚有方寸栖身之所,如今“立锥地尚无,何论田与园”（黎申产《贫士七首》）.今昔对比,感慨无限,唯愿寻得一处方外桃源过上陶渊明式的安稳生活.

另一方面,壮族文人也有积极纳新的开放心态,其突出表现是积极向汉人学习.相比广西本地的瑶、苗等其他少数民族,壮族跟汉人有着更频繁的接触,因此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语言文化受汉人的影响也最为深巨.单就文学创作而言,壮族文人能在清代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作家群,并一直延续至今,应该与此不无关系.而汉文化中的不少进步思想,也自然地被壮族文人所吸收和继承.比如,古代壮族人的巫风甚浓,壮族文人对此多有批判,黎申产、张鹏展等人更为此写下了不少劝诫诗,对知府颁布禁巫令持理解和褒赞态度.到了晚清,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涌入,给壮族文人带来了巨大冲击,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兴趣并积极吸纳,典型如宁明农实达,曾到新加坡等地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写下了不少传播革命思想的作品；又如扶绥曾鸿的咏物诗等,都紧追时代潮流,具有浓郁的时代精神.这些都给壮族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赋予了壮族文人新的时代思想.

上述可见,清代桂南作家群的思想倾向相当复杂,甚至体现出某种矛盾性,其原因与壮族文人的特殊处境直接相关.其一,壮族文人学习汉文化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大多以吸纳接受为主,而这些思想中的矛盾倾向,其实在汉人士大夫身上本来就或隐或显的存在着.其二,壮族文人虽然努力学习汉文化,但缘于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之壮文化与中原纯熟汉文化间的差异和距离,致使其上升的空间有限,人生境遇多不如意,“秋闱七试不登科,一领青衫耐折磨”（韦丰华《题梁可庐先生事略》）之事并非鲜见,文人们的悲愤沮丧可想而知；而另一方面,比之普通百姓,他们无论文化地位还是社会地位又略显优越,这种微妙的处境是其思想矛盾性滋生的又一源头.其三,桂南处于中法战争和多次农民反抗运动的前沿,一方面,文人们出于坚定的爱国观念,对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误颇为不满,以致语多批判；另一方面,又缘于保守的忠君思想,对农民的反抗运动多持反对态度.总之,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被进一步凸显和强化,从而塑成了壮族文人个性鲜明的精神特质,并进而影响他们的诗文观及其创作选择.

文学选择：汉、壮文化之间寻找平衡

有清一代是一个大融合时代.就文学论,中国古代所有的文体样式,在清代几乎都有出现并呈现出繁荣态势,各种诗文主张和文学流派更是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作为汉诗文的学习者,起步较晚的壮族文人在理论上可以拥有更多选择,但在彼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限制之下,真正可供他们选择的文化发展之路,其实既不宽阔亦不平坦.

(一)思追老杜

农樾的《宁明耆旧诗辑序》认为宁明出优秀文人的原因是“遭遇尤足悲,其诗独隽”,故而诗“穷而后工”,并以杜甫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这句话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杜甫对宁明文人的影响.其实,杜甫的影响力并不只限于宁明,他在广西壮族文人心目中都具有很高的地位,许多壮族文人喜欢读杜诗并模仿其创作,甚至就直接采用杜诗元韵作诗,当中又以和杜甫的《秋兴八首》为数最多.

以早期“三家诗”郑绍曾的《仁阳书怀八首》为例.该作虽然比不上杜少陵的《秋兴八首》来得宏阔浑厚,但其沉郁深挚的诗风和忧愤悲戚的身世之感都颇见杜诗精神.其后的主力文人黎申产、张鹏展、黄氏父子、韦氏父子等崇杜、学杜、评杜、和杜的诗歌就更多了.其中尤以黎申产为著,他身历太平天国运动整个过程（且被迫流落异乡多年）,这场战乱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他带来极大的影响,杜诗正好给了他情感上的共鸣和精神上的寄托,故作品中不时可见杜诗的身影――或引杜甫事迹为典故,或化用杜诗原句,或干脆于心有所感之时直接以杜诗元韵创作和杜诗,典型如《庚戌年感作,用老杜<诸将五首>诗韵》（共五首）、《癸丑仲冬,偕越南贡使西旋途中感作,用老杜<秋兴>八首韵题壁》（共八首）、《九日,大王山登高即事二首,一用老杜蓝天韵,一用小杜齐山韵》等.试看《庚戌年感作,用老杜<诸将五首>诗韵其一》：

妖氛一旦落蛮山,白刃如霜直破关.御敌有人专阃外,逃亡何事伏林间?传闻桂海烽烟起,眼见明江战血殷.似此仳离那忍说?大官犹自醉酡颜.

在《诸将五首》中杜甫斥责了朝廷将帅的平庸无能,戍边无力,以致安史二人作乱,笔调沉痛激愤.黎申产这首和诗写于金田起义前两个月,时杨秀清、肖朝贵等人大破清廷官军,为其后的金田举事奠定了基础.面对八桂全境风雨欲来之势,清廷官军有何反应呢?“大官犹自醉酡颜”,寥寥七字写尽戍军的混聩不堪,作者的悲愤之情溢于笔端.该作不仅形式上套用杜诗韵律,其情感表现也颇得杜诗神韵.或许是缘于黎申产的导引作用,之后学杜、和杜的诗歌就更为多见,特别是黎氏的学生区润增、农嘉廪以及黄焕中、赵荣章、“宁明五俊”等,其作或在表现技法上或在情调风格上,学杜痕迹宛然,可见老杜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杜诗对壮族文人影响之深远.

(二)崇尚“性灵”

崇尚“性灵”,讲求抒发个体的真性情,这应该算是广西壮族文人认可程度最高的诗文观念.上林张鹏展认为诗歌“涵泳之兴本与情性”[8],意即诗歌源头在人的情感本性；武鸣韦丰华则进一步阐释了抒写性情的要诀,“惟得一真字,故能悱恻动人”,只有将“一段真情融结其间,乃得超然特出”[9]；包括象山郑献甫也同样强调诗歌创作应“愁苦欢欣各性情”,要随心而为,在“聊以写意”中“得作诗之本旨”.[10]

其中,最为典型者当属黎申产.他一度对清代文学创作巨流“性灵”派表现出极大兴趣――即使当时“性灵”派的风光已大不如前,但黎氏对“性灵”派大师袁枚依旧是高山仰止.黎氏同窗挚友韦丰华后来在《今是山房吟余琐记》中回忆云：“其人雅有性灵,好吟咏,于诗酷爱随园.尝仿郑板桥轶事,刻一印章云：‘袁子才门下走狗黎某’.每意诗商,辄用此印.”黎氏还自题：“博得走狗名,笑语传南土.板桥应妒我,难独有千古”.在《妆台百咏序》里黎氏进一步阐释了个人的诗文主张：“风者韵之流,风高骞则韵远；情者文之本,情窘寂则文枯.”这显然承自袁枚的性情说.而其创作《妆台百咏》的缘由则是看到“名流读史,雅爱娥眉,骚客题诗,能探骊娥”,自己偏偏又是“难忘儿女情长”,乃“赋红妆”百篇（实际是54篇）.于是,选取古代各色女子五十多人,每人赋诗一首,赞咏讥讽,颇为恣意.其言语举动颇见青年才子之倜傥潇洒行为,这又何尝不是遥追袁枚的流风余韵呢?

清代壮族文人对“性灵”派的这种崇尚心态,宁明农樾在《宁明耆旧诗辑序》中的归纳可谓最为精到：

今诸子者之为诗,皆无心悦世,各因所遇,而为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各自成为穷者之诗,以鸣天籁.等惟其无心于悦世也,各从性情之感触,一其旨于诗,故胎息厚而格律高.

总之,壮族文人“夫作诗者,匪求悦于世,写性情而已”（农樾序语）,这既是壮族文人普遍认同的诗文观,也是他们创作上最突出的艺术品格.

那么,在清代诗文派别林立,各种创作学说缤纷多样、层出不穷的环境中,壮族文人为何都不约而同地以选择思追老杜和崇尚“性灵”为主而放弃其他创作学派呢?前者不难理解：杜甫颠沛流离的遭遇和郁郁不得志的身世之感,与屡经战乱之苦的壮族落魄文人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这方面最能引起壮族文人的同情和共鸣；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和关注民生的视角,也自然而然地被壮族文人吸纳并融入到自己的诗文创作之中.可以说,思追老杜是壮族文人结合自身际遇的现实选择.

至于选择崇尚“性灵”,其中缘由则颇可探讨.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最为流行,影响也最大,追随者无数,加上袁枚、赵翼等人久负盛名且都到过广西,故壮族文人对之追慕崇拜并奉其为诗歌楷模.这或许是壮族文人崇尚“性灵”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绝非关键因素.因为郑献甫、韦丰华等人在袁枚去世后才出生,而到了清后期“性灵”学说被世人大加批判,袁枚更是“嘲毁遍天下”,甚至“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变而以骂袁自重”[11],但此时壮族文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兴来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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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黄体元一向颇为自负,但在谈到自己为何做诗时却仅说是个人“癖好”而已,不敢以诗求闻达,原因是“倘谓猥以琐琐雕虫,欲从海内名公,角立词坛,争旌夺鼓也,则余恶乎敢”（黄体元《冷香书屋吟稿自序》）.这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他的谦逊之语,但笔者宁愿相信这是他的真率之言,因为就诗歌的艺术技巧而言,黄氏跟当时的诗坛高手相比的确并无优势可言.而黄体元在当时的壮族文人群体中,成绩已是较为突出的一位.由此可以从某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壮族文人诗歌创作技巧上的总体水平.

其二,才学深厚的黎申产,有一段时间做了不少颇见学问的诗歌,典型表现是通篇用典,大吊“书袋”,刻意求巧,恰好成为了郑献甫最为诟病的“横使才情,欲逞学问,出语大半须注”（《答友人论诗书》）的反面例子,其作品拮牙拗口,晦涩难懂,最后连黎申产自己亦不满意,感觉“肾肝雕琢真无益,郊岛穷愁那是仙”（《次徐石琴题拙稿诗韵》）,到底还是“出语无雕琢”（《夜坐杂书》）的好.黎申产尚且如此,其他壮族文人若学翁方纲辈做诗,其结果可想而知.

黄体元的自白之言以及黎申产的失败,应该说给了壮族文人很好的启示：学制汉诗必须结合自身实际,不能被动的全盘接受,而是根据民族特性进行有方向性的主动挑选――这点典型地表现在对“性灵”派的学习上：壮族作家本于性情的情感抒发,始终以维护正统礼教与操守为底线,并未像袁枚那样“离经叛道”,对旧有礼教制度发起激烈冲击.应该说,壮族文人有反抗,但并不反叛,典型地表现出壮族族群整体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性.

总之,壮族文人无论追步老杜还是崇尚“性灵”,并非跟风流行或膜拜诗坛偶像那么简单,而是经过无数探索、对比甄别、实践检验、付出失败代价后的必然选择,他们走的是一条最适合自身发展的创作道路――在汉文化与壮文化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这也才有了清代壮族文人诗文创作的中兴繁荣,并能独具格局,为清代文坛增添了一笔异彩.在此,我们可以析解出清代壮族文人诗文创作的基本特点：风格古朴,较少含蓄雅致之作,无论沉郁悲怆还是显豁浅俗,都力求自然畅达,忠实于内心情感的表达,体现出壮民族特有的民族品格.那么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初步断定,清代壮族文人的汉文作品并非是汉文学的附庸,而是自具品格,保有自身的独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