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和朴素是传记文学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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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生命之水》系印度19世纪现代文学开端时期的乌尔都语文学著作,融语言史、文学史和传记文学为一体,叙事客观真实,传记色彩浓郁.朴素的纪实手法与优美的文学性是这部作品的两大特点,它开启印度现代乌尔都语传记文学先河,给乌尔都语文坛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

关 键 词 东方传记 阿扎德 生命之水

传记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用,已成为现当代文学中备受关注的文类之一.然而东方传记文学,尽管有着丰富的传统与资源,却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东方作家传记文学更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其丰富的文学史料如同一个文学宝藏,有待我们细心的发掘.对东方作家传记文学原典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东方文学作家成长、创作的历程,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东方文学本身的发展轨迹.19世纪中叶,印度文学进入了现代文学的进程,一部分印度作家在西方文化、文学的冲击与影响下,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学经典的评介来回应时代之声.此时的乌尔都语文学中,出现了穆罕默德侯赛因阿扎德创作的《生命之水》,作者在书中对12世纪乌尔都语产生以来的众多诗人予以了评介和定位,全书洋洋洒洒500余页.作为乌尔都语现代传记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生命之水》在乌尔都语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对这部原典文献的文类特征和创作方法的解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印度现代传记文学,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和发掘东方众多不同语种的传记文学.

一、阿扎德与《生命之水》

阿扎德是作者的笔名,意思是“自由的”,作者的本名是穆罕默德侯赛因,在文学史上其全名为穆罕默德侯赛因阿扎德.阿扎德1830年生于德里,他的父亲毛拉维穆罕默德巴奇尔毕业于英属印度现代教育的摇篮――德里学院,曾供职于英属印度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早在1837年,巴奇尔就创办了北印度第一家乌尔都语报纸《德里乌尔都语报》.阿扎德16岁时进入德里学院学习,4年后毕业.之后跟随父亲办报,协助父亲处理出版事物.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中,由于巴奇尔站在起义队伍一边,效忠于莫卧儿最后一个帝王巴哈杜尔沙(1775～1862,1837年继位).起义失败后,他被英属印度当局逮捕并被处以极刑.此后阿扎德便开始了若干年颠沛流离的生活.1861年他来到拉合尔,在邮政局找到一份工作.1864年拉合尔国立学院建立后,经G.w.莱特校长举荐,阿扎德在那里教英国人学习乌尔都语.1865年,英国人建立旁遮普学会(Aniuman-i-Punjab),其宗旨是试图以西方文化影响本土文化.阿扎德积极投身其中,深得统治当局的信任,曾随代表团赴中亚和印度国内一些大城市访问.1867年,他被任命为旁遮普学会秘书长,为学会主办报纸,同时还负责编写教科书《印度的故事》,后担任国立学院的助理教授.

至此,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以来压在阿扎德心头的乌云彻底驱散了,他成为了印度知识阶层里接受英国人的统治和西方文化的精英.1874年5月,他在旁遮普学会发表了关于改革乌尔都语诗歌的演讲,召唤文学界追随英国文学的传统.阿扎德极为重视外国文学对本民族文学的影响,积极倡导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他从1875年开始翻译介绍英国的文学理论著作,1880年出版了《思维的奇观》,继续为改革乌尔都语文学振臂呼喊.《思维的奇观》是一本包括13篇文章的乌尔都语集子,均是依据18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家艾迪生、约翰逊和作家斯梯尔的文学评论所写的.同年,阿扎德出版了他的传世之作――《生命之水》.他的另一部著作《波斯诗人》完成于1887年,但时隔20年之后于1907年才得以出版.《波斯诗人》论述了梵文和波斯文的渊源,介绍了伊朗的文化、古迹和社会生活,重点评介伊朗诗歌和散文.阿扎德还于1887年创办了“阿扎德图书馆”,为此获得了授予的“学者的太阳”的封号.1898年,他的鸿篇巨制《阿克巴尔王宫》出版,全书850页,记录了阿克巴尔大帝宫廷的内幕.阿扎德晚年极为不幸,在经受了两个儿子相继死亡的打击后,最受他宠爱的女儿也突然去世,他的住宅也被大火烧毁.在一个个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下,他患上了神经性疾病.最初是间歇性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大部分时候处于疯癫状态,最终于1910年在拉合尔去世.

据伊斯兰教传说,人喝了生命之水后可获得永生,先知黑哲尔便是因喝了生命之水而长生不老,一直为迷路人指引正确方向.阿扎德之所以将自己的作品定名为《生命之水》,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保护一个民族的文学就像人本能地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为了乌尔都语文学的继续发展,他要奉献出这部象征能使生命永存的作品.

《生命之水》的书名后有一个副标题：“著名乌尔都语诗人的生平并分年代叙述语言的发展和变化”.该书没有分章节,从内容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乌尔都语语言史,波斯语对印度伯勒吉方言的影响和乌尔都语诗歌史,占全书八分之一的篇幅.第二部分是对各个时期的乌尔都语诗人的评介,也包含对语言发展和诗歌的讨论,这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分为五个时期.《生命之水》是一部全面论述乌尔都语诗歌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的著作,作品对包括阿米尔霍斯陆、穆罕默德瓦利、米尔特基米尔、米尔扎穆罕默德勒菲苏达、哈佳米尔达尔德、米尔古拉姆哈桑、纳西赫、阿迪希、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佐格、阿瑟杜拉汗迦利布、达毕尔和温尼斯等在内的30位著名诗人以及他们的创作做了详细介绍,以各位诗人所处的各自的历史时代为背景分析他们的创作,确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它可以说是一部融语言史、文学史和传记文学为一体的作品.

把《生命之水》列入传记文学作品的文类的理由：一是作者对文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都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对他们的创作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虽然传记文学和文学史属于两个不同的文类,而《生命之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文类共生并置的现象,这很可能也是许多其他语种最初的传记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共同现象.众多诗人在阿扎德的笔下成为一组组以历史进程为背景摄制的集体群像,他们被平实地记录下来,毫无虚构；二是这部作品语言规范,在当时乌尔都语文学由诗歌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其文字优美、语言流畅的风采透露出浓郁的艺术特色.这在当时不仅显得弥足珍贵,而且为之后乌尔都语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扎德把诗人的文学活动放置在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平台上,以生动的语言描述他们的生活轨迹和创作情感,使读者不仅对传记对象的作品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且也对他们的人格和禀赋有了更多的认识,从而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和启迪.

在阿扎德之前,乌尔都语文学史上没有传 记类和文学史类的作品.虽然18世纪初乌尔都语诗人米尔写有《米尔自述》和《诗人评点》,前者是一部自传,后者是他传的一种,自传和他传的传主都写的是乌尔都语诗人,但两者都是用波斯语写就的.

阿扎德究竟从何时开始构思《生命之水》已不可考,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这一想法在与乌尔都语大诗人佐克的交往过程中便已萌生.他曾说,他在每一次与佐克喝茶聊天时都把对诗人的所见所闻说给他听.1857年大起义后,阿扎德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但到勒克瑙后他还坚持收集各位诗人的情况,可见他对创作一本有关诗人的著作一直保持着兴致.

阿扎德在《生命之水》的序言中曾谈及撰写此书的目的：

等新一代受了教育的人的头脑接受了英国灯光的照射,对我们文学创作的缺陷颇有微词.他们既不了解任何诗人的生平,不知道他们的性格、习惯和生活方式,也不懂得他们的诗歌的奇妙之处和良莠之分,更不明白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诗歌中的哪些话语之间有什么关联.极而言之,连他们的生卒年月都不知道.

总之,上面这些想法催促我将我所知道的那些先辈们的情况,或者是他们在不同的谈话场合所说到的独特的内容收集在一起整理出来,尽可能地做到展现他们栩栩如生的生活画面,以使他们的生命永驻人间.赞美属于真主,在很短的日子里,我梳理好了散乱的思绪.于是,我将这本集子定名为《生命之水》.

二、纪实是《生命之水》的,“本手”

《生命之水》是乌尔都语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真实史料为基础创作的传记文学原典,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和传记的角度,抑或是从语言学和文学的角度来审视,它都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著作.传记文学作品的文类很多,创作手法自然也是各异.尽管如此,如同下棋有“定式”和“本手”的道理一样,传记文学也有它自身的规则和手法.“定式”是可供借鉴的一般经验的概括,“本手”是棋手自身独有而又得到了外界普遍认可的最得当的一手棋.棋手若能充分掌握“定式”并合理运用“本手”,下棋的胜算就会高.对传记文学而言,真实便是它的“定式”,而如何达到真实则是不同传记文学作者各自的“本手”,舍此二者便不能产生成功的作品.传记文学作品的真实,既不是仿真,也不是逼真,而是一种原初的或原始的真实,与虚构性作品中的情况不同,它是不能够凭借想象力描绘出来的.《生命之水》正是充分体现了传记文学作品的这种纪实特色.

为了真实地展现诗人的创作情况,一方面,阿扎德或通过亲自与诗人交谈,或通过书信往来收集与诗人有关的第一手材料；另一方面,在创作方法上,他仅对相关材料作文字的润色,但从不添枝加叶.他在《生命之水》中叙述了一个保护原始材料的故事.阿扎德的父亲与佐克关系亲密,他本人自幼便深受佐克的影响,在20年的时间里,佐克对他耳提面命,他认真聆听指教,受益匪浅.民族大起义失败后,落难中的阿扎德一家被勒令离开自己的住所：

取胜了的军队的士兵们突然钻进了住所,他们端着,叫我们赶快离开这里.世界在我的眼前变得一片漆黑,整个房间摆满了东西,我惊讶地站着,不知该带走什么东西.我的目光落在他的一捆厄扎尔诗歌上,我对自己说,穆罕默德侯赛因,如果真主是仁慈的,你能活着的话,那么一切都会过去.但是,能写这些厄扎尔诗歌的大师再从何而来呀现在只要他的名字还活着,这也只能依靠这些诗歌,它们存在,即使他死了也仍然活着,它们没了,他的名声也就没有了.我抱起那捆诗稿,夹在腋下,撇下装饰豪华的住宅,与22个吓得半死的妇孺孩童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座城市.

由此可见,在阿扎德眼里,有关诗人的真实记录是与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不可舍弃的财富.

下面我们将简略论述阿扎德对霍斯陆等诗人所作的真实和详尽的描述.

霍斯陆是一位有着出色的创作才华的学者,在诗歌园地里他不仅用波斯语写下大量的叙事诗,也用印德维语(乌尔都语或印度语的别称)进行创作.他创作的谜语诗、对句诗、字谜诗和隐语诗,通俗有趣,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妇女在庆祝雨季时所演唱的许多歌曲便是出自霍斯陆之手,其中既有适合已婚女性的,也有适合未出嫁的姑娘的.而这类作品又与作家本人平易、谐趣的性格密不可分.阿扎德在《生命之水》中叙述了一个故事,讲述霍斯陆为了讨水喝为四位打水的姑娘编写谜语的经过.四位姑娘得知讨水者便是大名鼎鼎的霍斯陆后,分别提出了编写关于酸奶、纺车、鼓和狗的谜语的要求,并坚持,如果霍斯陆不编出谜语来,她们就不给他水喝.于是,口渴之极的霍斯陆脱口而出：“为做酸奶烧纺车,狗食之后忙敲鼓.”在乌尔都语中敲鼓一词有寻找的意思.因此谜底是“没了”或“没得到”的意思.通过这个故事,阿扎德为读者呈献了一个平易近人、聪明睿智,也识人间烟火的诗人.

阿扎德将诗人的性格看作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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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米尔的高贵品格,《生命之水》中讲述了这样两个故事.在初到勒克瑙的时候,米尔曾准备了一首厄扎尔便径直前往参加一个诗会.然而当时的勒克瑙人并不认识这位在德里鼎鼎有名的诗人,加之他的不修边幅和满不在乎的神态,使得他在诗会上遭到了戏弄.有人用讽刺的口气问他来自何处,有何贵干.米尔即席赋诗一首：

呵,东边的人！为什么要询问我的来路,把我这个陌生人冷嘲热讽

德里,世界上一个了不起的城市,

那里居住着了不起的人们.

苍天已将它掳掠一空,

我就住在那片废墟之中.

1738年,波斯统治者入侵印度,德里抵抗失败,遭屠城之灾,被掠夺一空.勒克瑙位于德里的东部,是奥德王国的首府.米尔的诗一出口,大家不仅知道了他就是德里的大诗人,而且激起了人们对德里遭遇劫难的同情,纷纷向他表示不该无理冒犯.第二天,勒克瑙全城都知道了米尔到来的消息,阿瑟夫杜拉王公以每月200卢比把他留在王宫.

成为王室诗人后,米尔仍不改其清高和不畏权贵的禀性.一天,阿瑟夫杜拉王公一边观鱼一边让米尔做诗.王公并未专心于诗,且语出怠慢,自尊心受到极大刺激的米尔当即离开,从此再也不去王宫.后来,米尔在勒克瑙的生活十分艰苦,有时甚至难以糊口,但他始终痴情于诗歌创作,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高贵人格,直到1810年在勒克瑙逝世. 在乌尔都语诗坛,迦利布以擅长写哲理诗著称,他的诗具有文字精练和意义深邃的特点,然而对一部分读者来说,却显得有些深奥和晦涩.他的《乌尔都语诗集》出版后,一些人抱怨他的诗歌太难懂.但迦利布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的诗人,他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不为所动.阿扎德认为,诗人迦利布在世间享有盛誉,他的作品意义深刻.不是他的诗歌有多么难懂,而是我们的思维没有达到诗人的高度.他在书中引用了迦利布的两首诗歌,在其中一首厄扎尔中,迦利布表明对自己创作的充分自信：

我不要求赞颂,也不寻求回报,

如果我的诗歌没有意义,请别在意.

在另一首四行诗中,他对抱怨者反唇相讥：

呵,心啊！既然我的诗歌如此晦涩,

当那些专家听了我的诗歌,

要求写出更加容易的诗句,

写与不写,必定晦涩难懂.

三、文学性是《生命之水》的精髓

传记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罗列人物和事件,而应该具有充分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我国有学者认为,文学手法在传记作品中的介入,在相当范围和相当程度上,主要体现为注重语言文字方面的修辞色彩.《生命之水》正是这样一部语言优美、风格清新的作品,将它称作现代乌尔都语散文的典范也毫不过分.乌尔都语之父阿卜杜哈克曾对阿扎德的这一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已故阿扎德的《生命之水》等仍不失为乌尔都语一部有着特别地位的著作.请不要仅仅从历史的角度,也应从文学的角度来阅读.该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是如此优美、流畅、简洁、高雅和充满情趣,以至于成为我们的文学的多方面的范例.”

让我们来欣赏《生命之水》论述第一时期的开场白：“在乌尔都语诗歌世界的第一个新年,人类的灵魂即诗歌像个熟睡的孩子来到世间.瓦利来了,用甜美的声音开始了厄扎尔的创作.于是,这个孩子伸了伸手,翻了个身.瓦利的影响像一道闪电在人们的心头激荡起来,普普通通的人谈论诗歌,公子王孙更是沉湎于诗歌.人们从先辈的诗歌里能听到关于他们的事情.但是,我感到惊讶,不知如何展示这一情形,首先是因为用文字的形式很难描绘这一情景,我这个语言的残缺者找不到能够生动地记录这一情景的词语,以便用文学的眼光观察他们成熟的诗歌,用爱的目光观察他们丰富的情感.请看,诗会上才子佳人聚集一堂,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青的都显得温文尔雅,身着长长的裤子,头上盘着大大的缠头巾,正襟危坐.有的人腰间别着刀,有的人身上配着剑.有的年龄已经很大了,灰白的胡须映出老年的光彩；有的人在年青时剃去了胡须,他们为什么要再蓄呢那样不是中断了一贯的规则吗他们如此落落大方、心地敞亮,足以让今天的年青人自愧不如.他们的诙谐不为别的,一是为了自己高兴,同时也让他人高兴.”这段文字以孩子的苏醒来比喻诗歌的苏醒,形象而自然,同时文字风格质朴而清新,散发着一种原初的生命活力.

阿扎德还用简洁流畅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哈桑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妙笔生花》.他认为《妙笔生花》表达清新,用语富有时代感,诗中没有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陈词腐句,诗歌语言像流水一样畅快,描写的事件如同亲眼所见.为了使读者能获得更具体的认识,他这样评述这部作品：“那些话语读起来像是现在说给我们听.人们如此地接受他的诗歌,就像把它捧在手上,然后嵌入眼睛,再从眼睛进到心里.”

《生命之水》的文学性还体现在,阿扎德总是用各种生动的比喻来评述不同作品的价值,形象地表现作品的生命力：“像所有动物都有年龄一样,书也有自己的年龄.如《王书》有900岁了,《亚历山大的故事》当作有700岁吧,《蔷薇园》和《果园》600岁,《优素福和佐列哈》的年龄是300岁左右,但是乌尔都语里的《花园与春天》和《妙笔生花》等很年青,而《奇妙的故事》行将寿终正寝.很多书开始时很有名气,但后来就没有名了,像一个孩子夭折了.很多书印了很多,但无人问津,像是出生了一个死胎.”

他用发自心底的语言赞美这些故去的诗人,毫不矫揉造作,用语诚挚自然：“是你们带来了马杰农和法尔哈德的名字,是你们描绘了莱拉和马杰农的美貌.但是,那些说你们离去和诗会已经结束的人是崇拜躯体死亡的人.不,你们决没有离去！只要你们的书写、编撰、故事和传统存在,你们就存在.你们骄傲的缠头巾如同插满招展的高贵之花的王冠,你们胸前佩带着永不枯萎的花环等你们将通过你们的作品向后代叙说心中的话语,给他们以忠告和说服,让痛苦的心再次复苏,给僵死的性格注入活力,使灰暗的意愿燃起,将沉睡的心灵再度唤醒.”

《生命之水》的文学性还体现在它是乌尔都语现代文学的开端之一.阿扎德与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毛拉纳纳兹尔艾哈迈德(1831～1912)、哈佳阿尔塔夫侯赛因哈利(1837～1914)和希布里纳玛尼(1857～1914)在乌尔都语文学史上并称为“五贤”,他们共同开启了乌尔都语现代文学的新时期.艾哈迈德汗1864年创建了以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和翻译西方著作为宗旨的“科学社”.1870年又创办了乌尔都语刊物《道德修养》.作为社会改革家和穆斯林启蒙运动的领导人,艾哈迈德汗十分重视文学对政治和改革社会的影响作用.他团结了一批文化人士并提出文学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纳兹尔艾哈迈德是第一个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他毕业于德里学院,在古吉拉特任教,当过阿拉哈巴德的副督学,后又升任副税收官.他的小说提出社会问题,反映了启蒙运动的要求.哈利和纳玛尼同时运用文学评论为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他们主张改革诗歌的形式和题材,从各个角度表现道德、政治、社会和国家的问题；同时注重对作品作艺术上的探讨.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文学背景之下,阿扎德创作了《生命之水》.这一著作从文学、语言发展的角度对乌尔都语列位诗人进行了评述,对历史上的各位诗人进行了文学史上的定位,是乌尔都语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做出这种全面总结和概括的作品,有助于处于时代转折点上的读者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乌尔都语诗歌的发展,有助于乌尔都语的读者乃至印度的读者恢复对自身文学传统的信心和自豪感.《生命之水》迎合了现代文学的需要,在乌尔都语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当然,作为传记文学群传文类的《生命之水》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主要体现在对评论对象的选择方面.首先,阿扎德的关注范围仅限于德里地区以及德里诗人,而忽略了在15～17世纪作为乌尔都语文学中心的德干地区以及在那里出现的许多优秀诗人和诗作.其次,阿扎德也忽视了女诗人.乌尔都语文学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没有重要的女诗人,但18世纪之后出现了不少乌尔都语优秀的女诗人,如海得拉巴的玛拉格昌达(1766～1834)和博帕尔王宫夏吉罕希琳(1838～1901).此外,该书只评述了一名印度教诗人,即勒克瑙的达雅项格尔纳希姆(1811～1843),这也不完全符合乌尔都语当时通行于北印度的历史事实.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阿扎德并没有创作传记文学的明确意识,而只是从梳理乌尔都语诗歌的目的出发,试图对乌尔都语著名诗人的文学成就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断.

责任编辑：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