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学结伴,与时代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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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亚平(以下简称徐)：张老师您好!年轻时您是一位农村干部,怎么搞起文学创作了呢?

张步真(以下简称张)：我从中专学校毕业出来,分配在县里的商业部门工作,做统计员.1958年,上级有精神,说我们是“三门干部”,即：由家庭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没有经受过实际锻炼,要下乡去.记得那天是正月初四,春寒料峭,天空下着密密的雨丝,我们背着行李被包,下了汽车又走了十几里泥泞路,才到达目的地.我被分配到连云山下的一个高级农业社,第二天就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半个月后,又接到上级通知,让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做群众工作.开会,组织社员学习.那时我刚刚20岁,什么也不懂,跟在别人后面瞎掰罢了.跟我在一起的有一位洪同志,爱好文学,带了好多书,他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读书、写作,但总是退稿.我很好奇,便在他那儿拿了几本书看,其中有周立波、王汶石的作品,我觉得很有趣.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我对老洪说,这种文章我可能写得出.老洪一笑置之.几个月之后,我了一篇小散文,这时我与老洪已不在一起了,但他很高兴,把很多藏书都送给了我.他后来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会计师.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他,他自我解嘲说,年轻时本来是立志要当作家的,不料“有意栽花花不发”,你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徐：从文将近半个世纪的您,始终创作不辍,您的作品最鲜明的特点是平实而厚重.您怎样评价自己的文学人生和文学作品?

张：我从开始学习文学创作以来,一直是一名业余作者,因为我还有一份本职工作.比如在农村,我的岗位是驻队干部,后来做公社财粮干事.公社一个萝卜一个坑,那地方可不是养闲人的地方,打不得半点马虎眼.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接触了生活,熟悉了许多农村干部和社员.我的作品都是在生活中有感而发,跟现实密切相关,有较浓的生活气息；长期与群众接触,学习了群众语言,对我的文字锤炼也大有帮助.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视野不够宽广.如果我有更多时间去学习提高,或者进城以后,不去做行政党务工作,潜心创作,成绩可能要好一些.但是生活没有假如,这些都已成为既成事实.

徐：您眼里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有什么紧密的关联?它们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张：如果只提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就会成为图解政治的工具,路子必然越走越窄,甚至走向死胡同.对此,我们有过许多沉重的教训.但如果说文学完全与政治无关,那也说不过去.文学要写人,写人生,写人心,人却是在社会中生活,社会生活就包括了政治的作用.古代文论家提倡“文以载道”,巴尔扎克声称他是“法兰西历史的书记员”,你能说这没有道理吗?当然,文学有自身的规律,同时也有许多功能,比如消遣性,娱乐性,强调某一个方面都有它的局限性,百花齐放吧!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作家与生活相隔膜,其结果很可能是作品与读者相隔膜,这对文学无疑是一个灾难!

徐：上世纪90年代以前您以小说创作为主,后来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为主,这个转变是怎样的?

张：我年轻时对中短篇小说特别喜爱,在农村工作时,也没有时间去构思和写作篇幅较长的作品,后来因袭下来,在十年代,我发表的都是中短篇小说.至于报告文学,我其实也只写过两三篇.《魂系青山》的主人公喻杰实在太熟悉了,不写就有点骨鲠在喉了.没想到这部作品发表以后,引起很多读者的关注.恰在这时,邵华女士到了长沙,知道了我是韶山人,她正在主编一套《中国出了个丛书》,就专程前来,邀请我写与韶山.后来又写了《渴望真话》.这也许就是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徐：你偏居岳阳,而您的一些作品却多有涉及当代伟人、名人,如、刘少奇、喻杰等.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又历经了多长的时间来获取您作品的背景材料的?

张：不错,我写过老红军喻杰（长篇报告文学《魂系青山》）,写过（系列小说《桑梓地》、纪实文学《亲家》、与人合作的《故园行》等）,也写过刘少奇（文学传记《渴望真话》）.这与我的经历有关.我是韶山人,在宁乡读过小学,、刘少奇的故事,有的是小时候在家听到的,有的是后来听乡亲们讲的.尤其是我父亲,他是韶山的一位乡村教师,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他在当地人缘关系极好,他把听来的故事转述给我听,我把它写成《桑梓地》系列小说.至于喻杰,我在他家乡工作过,与他相识至少有十多年,对他的故事可谓是耳熟能详.我写伟人名人,不是猎奇,不是热衷于渲染某些个人癖好琐事,而是写生活中那个真实的人.比如《桑梓地》系列小说中的,我把他看成是韶山冲里的老头儿,眼下在北京的中南海做事.我写他与乡亲们的乡谊,写他与乡间兄弟子侄们的亲情,写他的故乡情结.假如是一尊神,我将如何下笔呢?!

徐：当下似乎是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人们一切精神领域和思想观念的时代,文学也似乎走向没落或者说是被边缘化.您怎样看待当下这个时代?您又是怎样看待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趋向和取向呢?

张: 商品经济的大潮,加上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广泛运用,对人们的精神领域和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世界变小了,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难得坐下来认真读完一本书了.这时,快餐文化应运而生.但是我觉得文学决不会没落或者消亡,因为文学是诉诸心灵的语言艺术,文学的对象是人生.此外还有一个审美功能,按照美学原则塑造的美的心灵,将使人生活得更美好.这些都是快餐文化所不能代替的.君不见在车站机场,那些快餐文化读物在读者手中随看随手就丢了.而好的文学作品,读过之后是要放在书架上的.当然,重要的还是要有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徐：那么,您的好作品标准是什么?

张：这题目太大,不是我能回答得了的.不过,我想至少要读者爱读.时下的文学也许过于孤芳自赏,关起门来在圈子里研究新思潮,讨论新的叙事方式,而对工厂农村、对社会的底层、对社会剧变时期人们的心灵图谱,缺乏切实的了解和体验,有的作品看起来包装很新颖,内容却很淡,当然就“曲高和寡”了.对于作家,我觉得如果作品能够挠到读者痒处,便成了“名家”；如果作品能够触摸到时代的神经,称为“大家”也就当之无愧了!在这一点上,作家似乎可以向学者学习.比如易中天教授、于丹教授,他们就挠到了读者的胳肢窝,一时间,满世界都是他们的听众和读者!不要嘲笑“迎合”,有了“粉丝”,才能够推销自己的产品.要不然,出版了的书卖不出去,杂志没订户.生存都谈不上,怎样去发展?!当然,我这是一家之言.

徐：因特网已经逐渐引领人们的经济、日常生活,而网络文学也早已进入大众视线,请问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作为大众,我们应该怎样来适应（或者说对待）网络文学.

张：我1999年就使用电脑写作,也上网.要看的东西实在太多,网络文学作品却看得较少.不过,我为网络文学拍手叫好.因为这样可以真正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现在好多作品是先在网上发表,由读者来鉴赏.读者点击率高、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都好的作品,出版社就将它正式出版发行,这有点“海选”的味道.优秀作品可能会这样产生出来,也充分体现了市场规律.当然,文学作品毕竟是精神产品,网络文学也需要提高,要为读者提供健康的、有较高审美情趣的优秀作品.

徐：请问,您是怎样处理文学创作与家庭生活关系的?您的文学事业对您的家庭有些什么影响吗?

张：我说过我一直是一名业余作者.在我们那个年代,讲究“又红又专”,“成名成家”的思想可能会受到批评.但我除了工作,还要挤时间读书,挤时间写作,有时还要躲躲闪闪.这样,家里的事就完全交给我的妻子了.那时农村干部工资很低,我又是多子女家庭,如果不是我妻子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就可能陷入困顿.我的几个孩子,在农村上学,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家长那样,辅导过他们的学业,那时又不注重教育质量,因此他们的基础都不是太好.所幸的是他们后来都很发奋,不断去学习进修,在他们的所在专业都获得了中级或副高以上的职称.后来进了城,我又做行政党务工作,也是杂事缠身,写作是利用节假日或熬夜干.对于家,我仍然是个撒手掌柜.人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站着一个女人.我也许还算不得一个十分的成功者,但不管成功与否,我的身后都站着我的老伴！

徐：您最近有什么新作吗?您还有些什么写作计划?

张: 8年前,我搬到了城郊的地方居住,当然,后来这里变成了城中村,现在已纳入城市管理了.我的那些邻居,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多数从是农村进城来淘金的.职业形形色色,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吸毒卖淫当二奶的.因为是邻居,也不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发现他们生存状态百人百样,各人有各人的欢乐与苦衷,与“白领”“金领”形成强烈的对比.对于文学,这里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富矿.我不知自己能否写出一个长篇,但我会不断地写在他们社会的最底层,怎样演绎自己复杂而诡谲的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