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恋爱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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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1960年我9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6人过日子,家境十分贫寒.此后不久,我祖父和小弟弟又相继死去.我是家里的长子,过早经历的亲人们的生死离别,给我的心灵成长罩上了一层阴影,养成了我压抑、向心、敏感、自尊和负责的性格.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回乡当了两年农民,1970年被招到煤矿当工人.9年的矿区生活,使我的人生经历更丰富,为后来的创作无意识地积累了大量感情和素材.

1978年,我由河南煤矿调到煤炭部新创刊的矿工杂志当编辑.从矿区到京城,环境的改变,生活经历的反差,使我能够拉开距离,站在比较高的立场对过去的生活进行回忆和反思.这时各地的文学刊物雨后春笋般纷纷办起来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以汹涌澎湃的来势激动着人心,不少文学爱好者按捺不住创作的,也拿起笔来,投入文学创作的大潮.我当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复习功课考大学,二是立足编辑岗位,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加上自己不够自信,害怕失败,就放弃了第一种选择.我之所以选择第二条道路,是觉得自己生活底子厚,有可挖掘的创作资源.

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郑州文艺》1978年第2期.写这篇小说的时间更早一些,是1972年的秋天.从写出到发表,中间隔了6年.有朋友会问,一篇小说的发表怎么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那时,我在河南一座煤矿的支架厂当工人.因恋爱的事,闹出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我们的恋爱很正常,并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可当时的“气候”很不正常,人家说我们被资产阶级的香风吹晕了,掉到泥坑里去了,要拉我们一把.拉的办法就是批判我们.为了找到批判所需的材料,人家把我写给女朋友的信和诗也要走了.我和女朋友虽然在一个厂,但我愿意给她写信,愿意用文字表达我的心情.除了写信,我还给她写一些断开的短句,也可以说是诗吧.那些诗并不是直接赞美女朋友,主要是写山川的秀丽,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心情.

车间指导员在批判我时,说了一句使我深感惊异的话,以致把别的长篇批判的话都忽略了,只记住了这一句话.指导员说我写的东西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加在一起简直就是一部黄.当时我脑子里放光似地闪了一下,心想,我难道会写小说他说我写的东西是黄色的,我一点也不在意,因为我心里有底,知道自己写的东西非常纯洁,连亲呀爱呀情呀这样的字眼儿都没有.不但格调不低,好像还很“革命”.我重视的是他说的小说这两个字.在此之前,我从没敢想过要写小说,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写小说的天赋,是人家批判的话从反面提醒了我,在我心里埋下了从事小说创作的种子.

批判我们毕竟是瞎胡闹,很快就过去了.但不能不承认,是批判巩固了我们的爱情,使我们的爱情经历了阻挠和波折,带有风雨同舟的意思.冷静下来后,我想得多一些.我问自己：你有什么可爱的因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你不能当兵,不能入党.你父亲早故,母亲领着你们兄弟姐妹六个过日子,家境很不好,你不过是一个穷人.我想到了自己的今后,想到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为了使自己在精神上胜过别的男人,为了不让自己所爱的人失望,自己应该有所作为.除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应在业余时间为自己的生命派一些别的用场.于是我选择了写小说.

说话到了1978年,各地的文艺刊物相继办起来了.我看到一本《郑州文艺》,上面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我马上想到了沉睡箱底的那篇小说,翻出来看了一遍,觉得和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比也不差.我稍微改了一遍,抄清,就寄走了.寄出后并没有整天挂在心上.那时,我正扑在新闻工作上,一心想当记者.不料编辑部很快来信,认为小说不错,准备采用.我把这消息赶快告诉我爱人(我们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她高兴得脸都红了.现在看来,这篇小说写得很一般.但六年前写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而且还是当期刊物的头条,对我的鼓舞和推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1980年3月,我在《奔流》发表了第二篇小说《看看谁家有福》.因这篇小说描述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些真实的生活情景,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还有争议.几种不同观点的评论在刊物上连续发了两三期.此后,美国的一位汉学家把这篇小说翻译到了美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为这篇小说列了一条,称这篇小说的取材超出了十年浩劫的时间范围,直接揭露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饥荒.对这篇小说的批评,给我思想上造成一些压力,但并没有减低我的创作热情,反而激发了我的执拗的创作意志.紧接着,我连续在《奔流》、《莽原》发表了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在深处》还获得了1981年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作品奖.

同是当过矿工的、已成名的作家陈建功,鼓励我在创作道路上走下去,并给我往《上海文学》推荐稿子.当时在《北京文学》当编辑的作家刘恒,也给我打气,让我多给北京的刊物投稿.1985年,我在《北京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走窑汉》.这篇小说得到了汪曾祺、林斤澜等前辈作家的首肯.林斤澜认为《走窑汉》是我的成名作.在上海,王安忆把这篇小说推荐给评论家程德培.程德培写了一篇评论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题目是“这活儿让他做绝了”.同年,程德培把这篇小说收入由他和吴亮主编的《探索小说集》.王安忆自己也写评论,从故事构成的角度分析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还被编进了由李国文先生担任主编的《当代小说珍本》.评论家雷达、何志云都存评论中认为,《走窑汉》的发表,标志着我在创作上进入了成熟期.得到这样多的关爱和鼓励,我在创作上更加自觉和勤奋,并逐步建立了自信.

从写第一篇小说开始,我从事文学创作已经36年了,共发表长篇小说7部,中篇小说32篇,短篇小说200余篇,约500多万字.其中长篇小说《断层》,获首届全国煤矿长篇小说“乌金”奖；长篇小说《红煤》,获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拍成电影《盲井》后,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中篇小说《卧底》,先后获《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月报》奖和第12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也被拍成了电影.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还有《谁家的小姑娘》、《鸽子》、《信》、《不定嫁给谁》《小小的船》等二十多篇短篇小说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山花》等奖项.王安忆认为：“我甚至很难想到,还有谁能像刘庆邦这样,持续地写这样多的好短篇.”李敬泽撰文称：“在汪曾琪之后,中国作家短篇小说写得好的,如果让我选,我就选刘庆邦.”

我的小说被译成英、法、日、德、俄、意大利等外国文字的有30多篇.中篇小说《神木》被译成法文后,在法国出了单行本.

在我最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投入文学创作的时候,2001年底,我调到北京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不用到单位坐班的专业作家.我不断听到对专业作家体制的质疑之声,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专业作家体制还是很有必要的.这首先使我的创作时间有了保障,可以写一些比较长的作品.在业余写作时,我多是写短篇小说,把零零碎碎的时间集中起来,一篇短篇一个月才能写完.成为专业作家后,我就可以集中大块时间写长篇小说.这六七年来,我已写出了四部长篇小说.时间的保障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有了一种专业精神.这种专业精神促使我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自觉担负起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做贡献的责任,力争写出更好的作品.

我的小说多取材于农村和煤矿这两个领域,因为我对这两个领域的生活比较熟悉.这也说明我可能比较笨,想象力不够发达,只能从人生经验出发,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由于我对生活的依赖,每年我都要回到农村老家住一段时间,每年都要到煤矿走一走,看一看.我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这个根就是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作家若深入生活,最好的去处就是回老家.回到老家,就找到了生活的源头,和自己有着血肉联系的生活就会迎面扑来.这时,不是你去找生活,是生活在找你,你想躲,都躲不开.去煤矿,我不愿去现代化的大矿,愿意去比较落后的小煤窑.我对现代化不够敏感,对贫穷、苦难和原始的生产方式都比较敏感.有一年,我到某个用骡子拉煤的小煤窑住了几天,情感受到很多触动,回头写了好几篇小说.其中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鸽子》,还获得了当年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2007年9月,我被解放军艺术学院聘为文学系的教授.这促使我加强理论学习,对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总结.我曾给文学系的学员讲过短篇小说、细节、语言,以文学与新闻的区别等专题,从理论上提高了对小说的认识.

我写作不是很拚,主张细水长流,持续写作.沈从文说过,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并不难,走到底不易.我对自己的文学才华时有怀疑,但我对自己的创作意志和耐心充满自信.我会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走下去,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