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释放\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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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冻”时期的苏联与“新时期”的中国都处于急剧变革的历史转折阶段,变革,激起人们创造新生活的巨大热情,作家创作的个性得到最大的释放,文坛呈现出生机,文学获得了新生.本文通过分析变革时期苏联与中国文坛之特征,探讨文学繁荣发展的普遍规律性.

关 键 词 :苏联文学,中国文学,“解冻”时期,新时期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是苏联的“解冻”时期,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是中国的“新时期”, “解冻”时期的苏联与“新时期”的中国都处于急剧变革的历史转折阶段.与任何一个国家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况相似,变革,激起人们创造新生活的巨大热情,作家的创作个性得到释放,文坛呈现出积极探索的生机,文学获得新生繁荣的趋势.急剧变革的社会,思想活跃的氛围,创作主体性的真正实现,往往是文学繁荣发展的契机.

一、文坛:变革与探索

“艺术包含自由、独创和自发性,包括所有进行创造的条件,以及能进行创造的症候.”①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必须要有适宜的社会文化背景,创作的主体性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苏联与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曾有过相似的失误与挫折,致使文坛沉寂、文学创作出现了危机.强化阶级斗争的倾向导致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与中国的反右扩大化,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错误估价导致苏联“粉饰”现实与中国经济的“冒进”.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日趋严重,给苏联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左倾思想、官僚主义长期蔓延的总爆发,它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社会历史的厄运,造成苏联与中国文学的歉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冲突论”在文坛风靡一时,简单化、概念化的创作滋生蔓延,文艺界缺乏的气氛,限制了艺术家个人创造性和个人兴趣的发挥,束缚了创作的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出现了两种倾向:回避现代题材,热衷历史题材创作,回避现实矛盾,创作缺乏真情与新意.在文艺学研究方面,重要任务似乎只是研究、注解、迷信领袖关于文艺的言论,在发展民族文学中,明显地表现出“排异性”,尤其是长时期与西方现代文学处于隔绝的状态.1946年至1948年间鉴于克服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政治色彩不浓等倾向,联共(布)和作协理事会主席团就文艺问题作了一系列决议,把文艺过于直接地同政治联系起来,对某些文艺界人士的批评失之公允,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当然,之后苏联也出现了一些思想水平高不落俗套的文学作品,如爱伦堡的《暴风雨》、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费定的两部曲《早年的欢乐》与《不平凡的夏天》、柯切托夫的《茹尔滨一家》等.但是,总体观照,文艺创作普遍是题材狭窄、风格单一,文坛沉寂.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学进程与苏联有某些相似,长期以来,文学超负荷地承受着政治任务,作家的某些美学追求难免不消融于政治观念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们生存的权利都难以保障,艺术、创作自由更是侈谈.作家被现实的种种因素困惑、束缚,思想失去了自由,不得不随从政治气候而改变颜色,不去进行有个性的创作,在痛苦中沉默着,文学艺术遭受可怕的摧残.

50年代中期,苏联进入“解冻”时期,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动荡,掀起了反对个人迷信、批判官僚主义的热潮,文艺界也进行激烈的争论和积极的探索.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对文学的影响不断受到清算,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遭到批评,搬掉了多年来沉压作家的思想包袱,多种文学流派与艺术风格竞相发展、同时并存,呈现出思想活跃、文学生活轻松活泼的气氛,争鸣与探索在文坛开始显示其威力.如对审美本质、文学对象和特性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对当代创作的语言和形式、长诗体裁、抒情作品的公民性和艺术的民族性、国际性等问题进行积极的探讨,对文学的真实性、典型形象、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展开的争鸣,由此开创了自由讨论、积极探索的新局面.肃反扩大化、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以及社会的弊端过去一直是苏联文学描写的禁区,现在被文学干预生活的洪流冲破了.多年来一直讳莫如深的“永恒主题”现在被人们大胆触及,人道主义成为苏联文学创作的“旗帜”和“灵魂”.单调的、千人一面的作品被广阔的、具有独特性的作品取而代之,文学“力求深入到当代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到精神和道德的最复杂的、矛盾最尖锐的深处”②.性格和心理探索的深化、形式与手法的灵活运用、当代普通人和日常生活题材的增多、抒情倾向与纪实倾向的兴盛、民族文学由封闭结构逐渐转向开放、加强对西方众多文学流派的研究,等等,总之,苏联文学在社会历史变革的激荡下,朝着更大的独立性和创作自由的方向发展.

中国粉碎“”,结束了内乱的灾难十年,社会变革带来文学的创新,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一起进入了“新时期”. 文艺政策的重大调整,解放了文学艺术的生产力.老一辈作家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大批中年作家重返文坛,奋笔耕耘,抒发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对时代的真知灼见,同时涌现出一批文坛新秀,他们以其对社会、人生反应敏感与艺术上的大胆探求给文坛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文艺从属于政治”理论得到纠正,以往的文艺社会学理论被重新审视,人们对文学的种种问题,如文学的特征、文学的思维形式、文学的自身规律性、文学审美中的共性、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文学的主体性以及文学的抒情性、象征性、朦胧性等进行了大胆的探讨,文艺理论以其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呈现出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外国文学被积极介绍引进,人们在借鉴外国的某些创作手法与批评方法上进行了新的尝试.中国“新时期”文学是探索的文学,文艺界年年有新的想法、新的尝试,同时又伴随着新的争论,作家的艺术探索和美学追求得到了鼓励,文学正是在开创的气势中发生深刻而急剧的变化.文学创作打破了以往单一刻板的格局,无论是题材、主题、人物形象,还是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都日趋丰富多彩.人在文学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动,从社会的角度洞察人的灵魂、关心人的命运成为文学创作的中心,人物较之过去更为丰富、更为内在、具有更强的艺术力量.

探索与争鸣是“解冻”时期苏联与“新时期”中国文坛的重要特征.文坛争奇斗艳,文学家们各自在努力寻觅时代的精神,探索现实生活的真谛,开拓文学发展的新路 .

当然,任何探索既有得亦有失,有前进、有新的开拓,也夹杂着挫折与失误.中苏变革时期文学的争鸣与探索,是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冲破了文学中的禁锢,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偏向,暴露出偏激的情绪,在吸收外来文学创作方法过程中,存在着生搬硬套、囫囵吞枣的迹象,在突破与创新中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但更令人可喜的是,文坛孕育着新生,充满着希望,昭示着文学新时期的到来.

二、作家:释放与创新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护者,个人的创作特点取决于社会的性质,取决于历史条件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③ 在“解冻”时期的苏联与“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氛围使作家释放了心境,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之源.作家们也意识到新时代赋予自己创作任务的艰巨性,从社会历史的高度来把握自己的创作趋向. “解冻”时期的苏联与“新时期”的中国涌现出的优秀作品,都不同程度地透示出作家本人心灵深处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意识,映衬着作家对人民、对艺术明亮而滚烫的心.

反思历史是“解冻”时期与“新时期”人们的重要心理特点.对民族精神的探索,对所经历的时代深沉的思考,是“解冻”时期的苏联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共同特征之一.经历了社会挫折,面临着历史转变的激荡,人们急切地希望创造全新的生活,对纷繁现实的思考,对未来生活焦虑的希冀与渴望,让作家不由自主地从历史生活中寻找把握未来的材料.

苏联作家以对错综复杂的当代现实生活的浓厚兴趣,从新的视点新的高度审视与认识历史,探索民族的精华,总结历史的教训.第一次俄国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历史被文学充分展现,尤其是卫国战争生活,成为作家的重要题材,如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卡列宁的长篇小说《严峻的战场》、罗佐夫的话剧《永生的人们》、叶诺夫和丘赫合写的电影剧本《士兵之歌》、马尔格林的短篇小说《母亲》、扎克鲁特金的短篇小说《向日葵》等.作家们发挥创作个性,施展艺术才华,力图比以前更加真实、更加广泛地再现战争生活,描写战争的残酷以及人们付出的惨重代价,表现人们备受考验的坚毅而深沉的性格,揭示普通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为文学描写战争生活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还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战壕真实派”的文学作品,如邦达列夫的中篇小说《两个营请求火力支援》和《最后的炮轰》、巴克兰诺夫的中篇小说《一寸土》、贝科夫的长篇小说《第三颗信号弹》和中篇小说《前线生活的一页》等,它们以战地生活的真实、逼真而细腻的描绘、深刻而动人的心理刻画和简洁凝练的叙述令人耳目一新.即使是描写古代历史的小说在五六十年代也具有新的特点.这方面出色的作品有伊凡诺夫的长篇小说《远古时代的故事》、尤戈夫的《战士们》等.作家们兴致勃勃地发掘着历史岩层,塑造具有民族性格的形象,思索民族历史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经验与教训,坚定继承民族文化意识的信念.作家们正是在关注现实上描写历史,因此,历史题材的作品也具有当代题材作品的某些特点:内容广泛,注重普通人的内心生活和艺术刻画,充满人道主义与抒彩.

苏联作家既以民族的光荣为自豪,也对历史的沉痛教训进行反思,不回避复杂的问题与矛盾,寻找潜在的基本的变异因素,苦心剖析症结之所在.这时期相继出现了大量的干预生活、揭露矛盾的作品.如奥维奇金的文学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格拉宁的长篇小说《探索者》、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罗佐夫的剧本《祝你成功》、伏罗宁的中篇小说《不需要的荣誉》)、凯特玲斯卡娅的长篇小说《这样生活才有意义》等.这些作品批判官僚主义,揭露个人崇拜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的覆灭,郁积于中国人民心中达十年之久的愤懑情绪如火山爆发.“伤痕文学”率先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年代表现出本能的强烈的艺术否定,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肖平的《墓场与鲜花》、叶辛的《蹉跎岁月》、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孔捷生的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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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拨乱反正的进程,人们在迸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之后,开始冷静地思考酿成这场民族大悲剧的渊源,于是,思考的时间坐标扩展了,观察的焦距拉长了,作家们越过对生活表层的关注,进而表现出对新中国的历史以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民族的命运进行哲理的思考,出现了所谓的“反思文学”与“寻根”热.“反思文学”对新中国的历史进行深沉的思考分析,对 “左”的错误进行了清算.如《天云山传奇》、《灵与肉》、《绿化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张铁匠的罗曼史》、《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作品取材于祖国与人民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史实,提出一个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表现出对纷繁生活的一种穿透力,引发人们思考得更深更远.“寻根”不仅仅是寻溯民族传统中闪光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从现代思想意识的高度去俯瞰、审视历史,清除桎梏人们思想行为的根源.在这类文学中,往往是执著的寻根意识和清醒的批判意识糅合为一体,批判传统道德对人的桎梏、对人性的扭曲、对现代潮流的抵抗因素.作家的心灵与时代的脉搏相通,承担历史留下的各种精神负担,表现为深厚的忧患意识.更令人欣喜的是作家们已经敏锐地透视到历史前进的车轮在徐徐滑动,中华民族在社会历史变革中艰难而又坚定地同漫长的昨天诀别.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王东满的《点燃朝霞的人》、郑万隆的《明天,再见》、郑义的《老井》、王滋润的《鲁班的子孙》等作家们创作的作品充满着高昂乐观的气氛,表现出勇敢冲刺的精神.

揭示变革着的当代生活,开拓当代人的精神领域,透视强烈的当代意识,成为苏联“解冻”文学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又一特征.历史转变的激荡逐渐缓和,改革的浪潮席卷大地.新的生活冶炼了新的文学,中国与苏联的作家们表现出拥抱现实的热情和开掘生活的勇气,以各自独特的经历、感受和思想,展现新时期赋予人们的历史使命和创造新生活的开拓精神,积极干预新生活的进程.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促进社会蓬勃地向前发展,是艺术创造的共同目的.

苏联出现了一批顺应时势、合乎潮流的作品,反映新的时代特点.如德沃列茨基的剧本《管道》、库普列扬诺夫的剧本《时代之子》、杜普仁科的剧本《海之歌》、阿尔布卓夫的剧本《伊尔库茨克的故事》、柯涅楚克的剧本《德聂伯河上》、格拉宁的长篇小说《婚礼之后》、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与《州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的诗集《邀请旅行》、马尔采夫的长篇小说《走进每一家》、柯热夫尼科的中篇小说《这位是巴鲁耶夫》、冈察尔的小说《小铃铛》等,它们有的描写“当代英雄”,闪现生活的光辉,有的揭示变革中“活生生的时代精神”,思考人生的真谛人生价值、崇高与卑下、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道德问题,有的描写变革中的矛盾与斗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与趋势,有的反映在“清除个人迷信及后果”中尚存的社会弊端,唤起人们的警觉.

中国随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与城市的先后展开,“新时期”文学走出“伤痕”,越过“反思”,奔向改革的新天地,涌现出一批反映政治经济变革的社会现象与现代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的作品.如高晓声的“陈奂生”小说系列、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柯云路的《新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与《赤橙黄绿青蓝紫》、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陈冲的《厂长今年二十六》、程树榛的《生活变奏曲》与《励精图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王力雄的《天堂之门》、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与《昆仑山》、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 》等变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多方面的变化,决定了文学内容的广阔性和风格的多样化.有致力于揭示农村变革中新事物、新矛盾的作品,有反映城市励精图治、迅猛起飞的改革洪流的作品,有反映当代人追求奋进过程中的苦恼与欢乐的作品,有在前线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与后方甘甜苦辣的生活中揭示当代军人气质的作品等既表现变革中社会进程的重大事件,也表现与时代相通的个人生活情趣,既有把改革进程描写得大刀阔斧一往无前,也有反映中华腾飞的艰难沉重,既有为开拓奋斗的洪流高唱颂歌,也有为国家、民族针砭时弊,力图拨开迷雾.作家们以各自的艺术创作为新时期崭新的生活增添色彩.随着对时代的理解和把握的加深,作家们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变革的成败,相当大的程度系于心理变革的成败,于是在作品中注重人们灵魂的碰撞和精神道德的掘进,提出与思考改革国民心理现状这一紧迫而关系重大的问题,引导人们去探索与解决更新的课题.

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是“解冻”时期的苏联与“新时期”的中国社会重要的道德标准,也是文学表现的重心.1961年,《苏共纲领》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以及“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人道主义成为苏联文艺创作的“旗帜”,人在文学中得到高度重视,人的精神主体被深沉地挖掘,这种文学价值观念,使苏联文学得以保持较高的地位.中国在社会现实与各种意识形态中都渗透着人道主义思想,由于对“”长时期泯灭人性的现实的批判,对文学主体性失落的不满,对以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为根本任务的鄙视,因此,无论是在“反思文学”中,还是在反映当代生活的文学中,都注入浓厚人情味,注重普通人与日常生活的表现,更丰富、更生动、更绚丽多彩地描写人的精神世界.对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整体的审美化揭示,是“解冻”时期的苏联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倾向.

“解冻”时期的苏联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发展的事实表明,许多优秀作品不仅在观念上体现了时代的社会政治内容,而且在情绪上体现时代的文化、审美心理意识,闪现时代精神的光照和涌动新生活的热流,从而赋予艺术、创作自由更丰富更深沉意义上的内涵.这是艺术生命之树常青的重要根源,也是“解冻”时期的苏联与“新时期”中国文学获得新生与发展的原因之一.

“‘艺术’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新的条件和情况继续不断地出现,而且毫无疑问地将继续地变化,新的艺术形式、新的文学运动将不断涌现.”④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懈的探讨与创新,善于变革自身.“解冻”时期的苏联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激流冲击着文坛,迅速地推动着文学史的进程.变革时期文学中蕴含的潜力,有待于人们继续发掘,变革时期的文学“造山运动”得到的半坡山系,需要人们在新的突破中到达高峰.苏联文学从60年代中期起,无论是在开拓新的思想主题方面,还是创造性探索新的艺术形式手法方面,都达到新的高峰,苏联作家正视文学存在的痼疾,不断变革自身,使文学日臻成熟.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是“解冻”时期后苏联文学的发展趋向.苏联作家无论是在国际文学的横向交流上,还是在民族文化的纵向发掘中,都表现出极其敏锐的热情,在世界文坛上创造了永恒的辉煌.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历了可喜的探索开拓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人们以满怀的希望呼唤又一个文学的高峰到来.

“解冻”时期的苏联文学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经验启示人们,坚持艺术、创建和谐的文化氛围,是文学发展的关键,树立创作的历史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文学发展的前提,力求探索创新是文学发展的保证,实行艺术开放是文学发展的手段.气温适宜,勤于耕耘,博采众长,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学定能创建辉煌.

注释:

①[英]凯瑟林•,洛德:《社会惯例和迪基的艺术惯例的理论》,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②[苏]

马尔科夫:《现代性散文问题》,转引自《勃列日涅夫集团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和言论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99页.

③[罗]亚•,泰纳谢:《文化与宗教》,张伟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④[美]莫里斯•,韦兹:《美学问题》,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