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常”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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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乡土文学被固化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批判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抒情这两大传统更多是为了叙述方便的一种权宜,其实两者往往是胶着在一起的.即以沈从文而论,1937年,再次回到湘西的沈从文发现三年前自己在故土的杞忧被证实了,在现代文明的照拂之下,《边城》里顺天知命的自然大化已然遁去,“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寄寓着深广忧患的批判精神的《长河》便直接因应于这种“杞忧”,小说以辰河上一个小小的水码头做背景,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沈从文:《长河题记》,重庆《大公报战线》第971期,1943年4月21日).“常”中包括超稳定的以宗法为基础的伦理结构,相对稳定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雷德菲尔德之“小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作为安妥个人乡愁和人类家园意义的精神征象,远离工业文明、洋溢自然灵魅的风土人调,以及被批判的矛头所指的无意识的浓酽的封建意识和乡村权力秩序.“变”所瞩目的则是上述“常项”在与现代化的猝然相遇中所经历的价值位移与嬗变,它既代表打扫封建残余的积极指向,也每每承担乡土风情光晕耗散的消极后果.“常”与“变”的错综实际正表征了乡土文学之批判与抒情两种价值立场的错综,启蒙与眷怀、质疑与留恋、疏离与回返、审视与依偎,面对乡土的诸多复杂对立之意绪,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而新世纪的乡土写作所呈现的鲜明的矛盾性和异质性体现的依然是写作者在“常”与“变”中难做取舍的惶惑与焦虑.

新世纪乡土写作最大的“变数”在于,在远比沈从文感受到的现代气息强大得多的城市化、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浪潮的觊觎之下, 随着“常项”出现了丁帆先生所谓的“本质性的解体”和“本质性的转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定义的“乡土本色”几乎已不复存在,游荡在城市里的庞大的乡民,使得乡土文明的承续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也很难再被整合为成体系的文化传统,于是,“守土”的乡土经验逐渐被转化为“虚土”(刘亮程)、“无土”(赵本夫)与“废乡”(贾平凹)的体验,如贾平凹在《秦腔》后记里所言:“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正因此,他的写作才“充满了矛盾与痛苦”,“不知道该赞美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 阎连科则表达了如下的困惑:“你所熟悉和写作的资源―――写作中必须依赖的那块土地,在社会转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更是人的灵魂的,不仅是土地、村落、山河、林地这个地理空间的,更是人的思维、思想和伦理道德这个内在空间的.现在,面对这个转型,给我,甚至是我这一代作家带来的困惑是,你所熟知、熟悉的土地和乡村,是过去的,不是现在进行时的,属于你的那个‘本土’和‘乡村’,是昨天的而非今天的.”(程光炜等:《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纪要》,《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而刘庆邦、陈应松、孙惠芬、周大新、刘玉栋、罗伟章等在新世纪乡土写作中致力甚勤的作家也都通过作品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类似的疑惑.具体而言,这些纠结于新世纪乡土之“常”与“变”的疑惑,是在发展主义与生态主义、进城与返乡这两大叙事维度上呈现出来的.

发展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两难似更直接对应新世纪来蔚为大观的底层写作和生态写作两股浪潮,但因二者的聚焦点脱不开三农问题或乡土现场,其实亦构成乡土写作的重要面向. 但由于二者偏重的不同,常常给作家的写作制造互为否定的难局.迟子建在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前去走访调查鄂温克的族群时发现,在下山定居之前过游牧生活的鄂温克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而越来越多的鄂温克年轻人也主动选择到山下定居点生活或到山外面更广阔的天地.虽然鄂温克走出的女画家柳芭魂归故里的故事是触发迟子建写作的动因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小说也遮蔽了那些选择主动下山生活的族群内的声音.任何农耕文明或狩猎文明都不可能是封闭在传统里面不再演进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边缘族群的命运和前景问题也不该只有“尴尬、悲哀与无奈”(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艺术广角》2006年第2期)这样的面向.问题的复杂性或许在于,在坚持自然守恒的常态立场看来,是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变化导致了全球发展的不均衡,是无止境的贪欲和缺乏规划的城市化扩张毁灭了乡土静谧玄远的诗性,以现代化为主修辞的新意识形态思维已经渗透到乡土边地,与乡土行将崩散的旧有价值体系缠绕在一起,给乡村对现代化的理解与想象蒙上一层幻觉,反过来继续强化了新意识形态对乡土的塑造,让人们以为一切都可以纳入到一个统合的、均质的现代进程中去.但这种理解显然也规避了前现代形态的乡土转向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及民生问题.

陈应松在关于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的演讲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县扶贫办的有一次到一个乡去扶贫,有个女的,丈夫得病死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照秋被熊咬死了, 孤苦伶仃一个人.扶贫办给了她一百块钱,她什么反应也没有,没有说声谢谢.扶贫办就给村长说这事,说这女的不识好歹,连感谢的话都不会说.村长就去批评这女的, 一问才知这女的不知道这是钱,她从来没见过一百元的,见过最大的是十元的.”(陈应松:《神农架和神农架系列小说――在武汉图书馆的演讲》,《长江文艺》2007年第6期)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以他的底层写作中渗透着一种偏执乃至极端的情绪.《马嘶岭血案》里的罪案凶手九财叔心生歹意的起点不过是区区二十块钱,正是为穷所迫,九财叔才拉上“我”为了每月三百块钱去给勘探队做挑夫的苦力,并在对比勘探队的丰厚收入时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又由一系列误会造成扭曲极端的仇富情结,最终导致了九财叔伙同“我”连杀数人的残暴事件.而他的另一篇名作《豹子最后的舞蹈》则通篇由豹子斧头的内心独白构成.在独白中,斧头追溯了它的家族与猎人老关家族纠结十几年的恩怨,在它的兄弟、母亲、情人和情敌一一死去之后,这只神农架地区唯一的豹子陷入了无边的孤独之中,而且它的失败早已预定在它向人类复仇的决定中 .作者用粗砺与奇崛交织的诗意语言去写豹子滴着血的心,敦促读者去重新思考和定位人性与兽性、现代与自然、隔绝与沟通的命题.值得玩味的是,这个小说站在生态的立场,让读者从豹子太平绝望的眼睛中看到了猎人的凶残,但恰恰没有涉及《马嘶岭血案》里那令人触目惊心的山区贫穷问题,陈应松二分式的处理所佐证的正是生态与发展的两难.

同样的二分处理也见于贾平凹.《秦腔》中,现代化的巨变所带来的乡村的空巢化、凋败残破的土地和仁义礼智信秩序的倾颓只能使得苍茫浑厚的秦腔变奏为一曲悲悼逝去传统的挽歌,这说明作为确立生命和生活主体意义的本质化、经典化的乡土确已耗散.但《高兴》里的刘高兴却能既眷念乡土,但又不排拒城市,他不是拉斯蒂涅那样野心勃勃的外省青年,但又有强烈的让城市人认同自己价值的意愿,他有农民式的狡猾,也有农民式的宽厚,他有适应城市的应变智慧,也有不被城市之恶与物质所同化的坚持.虽然,小说主人公的原型自称是“闰土”,但正如贾平凹在后记里坚持的,“他不是闰土,他是现在的刘高兴”,因为他展示了农民在辛苦与麻木恣睢之外的精神面貌,读者可以从他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从“闰土”到“刘高兴”的变化似又在展现贾平凹对“常”与“变”辩证关系的另面思考.不过,贾平凹也着意写到刘高兴等对土地的依恋,他在城市里邂逅金黄的麦田时,情不自禁地扑了进去,“用手捋了一穗,揉搓了,将麦芒麦包壳吹去,急不可待地塞进口里,舌头搅不开,嚼呀嚼呀,麦仁儿使嘴里都喷了清香”.而小说结尾五富之死、高兴背尸返乡的情节更是把读者带回了对故乡致意的旧辙,只是,如果刘高兴回到的故乡就是《秦腔》里的棣花街,他还能高兴得起来吗

罗伟章在小说《我们的路》中替刘高兴回答了这个问题:“从没出过门的时候,总以为外面的钱容易挣,真的走出去,又想家,觉得家乡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让人踏实的地方,觉得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可是一回到家,马上又感觉到不是这么回事了.你在城市里找不到尊严和自由,家乡就能够给予你吗连耕牛也买不上,连小孩子读小学的费用也感到吃力,还有什么尊严和自由可言”小说里的郑大宝怀着对妻女和故乡的思念,回到了青冈树漫山遍野的家乡,希望修复自己在城市打工生涯所受的心灵创伤,但是只不过短短一天多时间,故乡就在他心目中失色了,“故乡的芜杂和贫困就像大江大河中峭立于水面的石头,又突兀又扎眼,还潜藏着某种危机.故乡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是那样纯朴,可现在看来,他们无不处于防御和进攻的双重态势,而且防御和进攻没有前和后的区分,它们交叠在一起,无法分辨.无论处于哪种态势,伤害的都是别人,同时也是自己.”少女春妹在外打工被骗,回到故乡不但没有收获安慰,反而徒增轻贱,这些由“乡村的贫困和卑微造成的褊狭与自私”无情地集中投向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巨大的压力已经让她丧失掉女人最本能的母性,甚至想摔死自己亲生的孩子.贫苦形成了乡土“可怕的人性泥沼”,当“水乳之地”再无法提供庇佑和慰安时,进城与返乡都不过是“在路上”而已.

新世纪里反复处理这种进城与返乡的新乡土体验的还有刘庆邦、孙惠芬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和《回家》两篇在题目上构成对立的小说又各蕴反讽.中篇《到城里去》如一部新时期农民进城的小史,在乡村妇女宋家银身上投射着从陈焕生到高加林到底层写作的不同阶段对于城市的各种想象,而他的丈夫杨成方从临时工到拾荒者的身份落差也勾勒出农民在匆遽的现代化进程中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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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芬稍显不同,虽然知道乡土现实的境遇不容乐观,她对于故土依然保有温婉的乡情,从而悲悼于乡土静美荒芜的感怀也就更显哀痛和伤感.孙惠芬自言其创作可以分为对乡土的“叛逆”、“守望”与新世纪的“超然”三个阶段,所谓的“超然”并非像某些作家那样超离现实预设诗意,而是指“够超越因个人奋斗而累加的复杂情感,能够更多地关注人物和当下现实的关系,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变革,以及社会变革带来的城乡之间纷繁而驳杂的深层关系”(舒晋瑜:《孙惠芬:这是一次黑暗里的写作》,《中华读书报》2011年2月2日).在这个意义上,她的“歇马山庄系列”最动人的不是那些进城务工农民城市生活苦难的奋斗史和挣扎史,而是促使农人们之所以为此的那心灵深处的“风暴”.如《吉宽的马车》里的主人公申吉宽是一位懒汉,但是他的懒并非“懒惰”,而是心性,他沉湎于悠闲的乡土景致,醉心马车上的乡野游荡,在打工狂潮裹挟故乡的时候,他坚持“有一种生活,你永远不会懂”.从某种意义上,他的马车和懒散正是他抵御时代之“变”的武器,但在心爱的女人嫁做商人妇后,这最后一个“懒汉”也向城市和喧嚷的时代举起了双手.而尤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城与乡并非此岸与彼岸判然可分的,“要是我们知道根本不存在彼岸,我们为什么不能一直安然地停留在此岸”吉宽的感慨证明了孙惠芬的写作在根子上也没有脱开新乡土的两难.

新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如果说,在第一个十年中,乡土文学最大的价值就是呈现出了上述两难的困境的话,那么其向未来的深化与拓展便应致力于如何在这种两难中呈现出不同原乡区域的异质性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以丰富微观的细节展现出现代化进行时中乡土的真实样貌,在主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叙事之外,留存下了角度独特的时代档案.读梁庄的故事时时可以让读者想起前述的某些小说,就此,似也可以说中国在三秦西路,中国在歇马山庄,中国在老君山,等等.但我们想进一步追问的是,除了叙述声的不同,进城或返乡的经验中是否还有“在地性”意即乡土之“土”的细微差别不认同现代化均质逻辑、统和逻辑思路的乡土守成主义者又该提供独特的价值支点呢阿帕杜莱在《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一文中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潮流当中,文化并非只趋向同质化,反而在各种流动与断裂的因素当中往往可见到异质性的产生.在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构型扩张中,也可以看到区域文化的独特性被保存和重视.说白了,我们期待的是,由“常”为“变”后的乡土想象在两难与之后是否会呈现多元缤纷的面向呢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