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大唐:诗歌在“文学大省”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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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西安”,“延安”是两个无法回避的关 键 词 .诗歌“西安”,最古老也最现代.曾经承载了一个王朝光荣与梦想的长安城悄然远去了,只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沉默的背影.作为一个三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西安记载了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的荣辱兴衰.当时的长安城是唐代全国文化的中心,也是唐代诗歌的中心.煌煌大唐,万千气象.大江南北,诗歌兴旺.卷轶浩繁的900卷《全唐诗》囊括了唐朝各个时期两千多诗人的近5万首诗歌.李白、杜甫、白居易、陈子昂、孟浩然、王昌龄、王维、韦应物、李贺、刘禹锡、贾岛、杜牧、李商隐为代表的一大批在唐诗中开宗立派的著名诗人,无一不是从长安城出发,走向全国；或怀着诗歌理想,从各地千里迢迢赶赴长安.他们共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诗歌鼎盛时代.他们的不少诗篇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描绘了长安这座世界名城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成为长安的"史诗".他们用诗歌绘制了一幅美不胜收的唐都长安的《清明上河图》.浩浩大唐文明,郁郁汉唐诗风,就这样汇集于长安城墙脚下,滋润着,丰沛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千年元气,牵系着我们坚守诗歌的光荣与梦想.

从1935年到1948年,历史上称为中国的延安时期,党领导的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了中国红色革命的中心,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在延安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解放的史册上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滔滔延河,巍巍宝塔,也造就了一批革命诗人、作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延安文艺.先后成立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延安新诗歌会.创造了大量别开生面的文学艺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便纷纷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投身到火热的人民斗争的生活中,涌现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圈套》、《漳河水》、田间的《赶车传》、张志民的《死不着》、《王九诉苦》、李冰的《赵巧儿》等诗歌,提倡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开创了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诗歌.

新时期的陕西诗歌,现实主义是其主流.根植黄土地,关切现实,忧患人生,抒发真情,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始终是陕西诗歌多声合唱中的主旋律.从对“”的反思到对改革开放的讴歌,他们的诗笔自觉地紧跟时代,写历史风云,唱人民悲欢,演奏着新时代、新建设的交响乐章.沙陵、柯仲平、戈壁舟、胡征、雷抒雁、晓雷、闻频、子页、和谷、刁永泉、商子秦、朱文杰、渭水、耿翔、远村、岛子、沈奇等共同铸就了陕西诗歌的辉煌.早在1972年,在陕北诗人曹谷溪的努力下,闻频、史铁生、曹谷溪、路遥、白军民、陶正、浏阳河、梅绍静、高红十、海波就在延安市延川县成立了“文艺创作组”,创办了铅印的文学刊物《山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谷溪、路遥、闻频、陶正编辑的诗集《延安山花》,曾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再版三次,印数近四十万万册.有人说这部诗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具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集.

陕西各地的诗人自身团队精神匮乏,呈现出离散化、边缘化、体制外的状态.孤军奋战,孤芳自赏.但具有独立性、自由性和自发性.陕西诗歌和陕西小说相对来说,陕西诗歌不受重视,但我坚持认为,陕西诗歌在全国诗坛具有一定的实力与影响.诗歌的成就丝毫不低于小说.其艺术探索性,开放性、先锋性、民族性和创新性远远走在陕西小说的前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轰轰烈烈的“朦胧诗”大潮到席卷全国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波谷浪峰间都闪现出陕西诗人冲浪的矫健身姿.在一个消费主义,利益化日趋凸显的市场时代,当下的陕西诗歌,仍然以倔强的姿态生长着.坚持自由、包容、开放和先锋性原则.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内心生活,从不放弃灵魂深处的审美诉求.西安诗歌群、陕北诗歌群、陕南诗歌群和宝鸡诗歌群四个方阵,群星闪烁,交相辉映.纠集成陕西诗歌迷人的星空.

长安作为唐诗的故乡,诗脉经久不息,源远流长.已远远跨越了西安的地域、文学的范围.在西安的古城墙下,古往今来留下多少诗人行吟的足迹.西安是一个浪漫的诗歌之城、古朴雄伟的大雁塔,是西安现存最著名的古塔,被视为古城的象征.现代诗歌的鸽子在大雁塔上空扑楞楞地抖着翅膀自由盘旋,一声清脆的鸽哨划破了罩在诗歌天空的混沌和惨白.在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大雁塔”已成为一种隐喻,成为诗歌的一种原型意象,大雁塔既是文化的承载又是生命的象征.诗歌“大雁塔”成为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版图上的标志性建筑.为诗歌、诗人赢得了关键性的声誉.

20世纪80年代初在以北岛、杨炼、多多、顾城、江河、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群中,杨炼以二百多行的长诗《大雁塔》,抵达悠久的历史文化深处,挖掘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以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对旧文化传统进行了挑战和反叛.1983年初夏,作为陕西财经学院任马列教员的诗人韩东,以一首《有关大雁塔》轻易地剔除了大雁塔身上的所有文化气息：“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杨炼洋溢营造《大雁塔》身上历史文化的坚冰在韩东的注视下不动声色地消融了,化为一滩扶不起的水.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是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的分水岭,代表了第三代诗歌创作成就的最高水平,标志着宏大历史叙事全面的土崩瓦解,诗歌从蕴涵文化意义的书面语退回到个体生命与心灵世界的原生状态的日常语言.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成为“诗到语言为止”的宣言.后来作为第三代诗歌风云人物的于坚也登上了大雁塔,夕阳淡淡的余晖照在寺前玄奘的铜像和于坚的大光头上,晚风吹拂着塔角上的铃铛,琳琅作响.大雁塔兀自沉默着：“我们钻进雁塔/要看看大唐朝的肚子里/凌空高蹈的都是什么” .于坚的《大雁塔》及《长安行》,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诗学价值.

胡宽是陕西最早投身于现代诗创作的诗人之一,被称为“陕西的食指”.胡宽的诗作在1981年、1982年左右就显现出令人惊奇的、极其成熟的现代品质,把现代诗推进到更成熟的领域.朦胧诗人率先粉碎了当时中国泛滥成灾的“非诗”,让诗从教条的畸形束缚中回归到自身,影响与启示了一代诗人.胡宽在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之后,以耀眼的才华走进现代人纷繁复杂的精神深处.胡宽凭借着自己孤单的才智,在现代诗荆棘丛生的道路上,默默而行.这既要忍受精神上的孤独和寂寞,同时也为胡宽的诗歌写作付出了代价.他对中国诗歌的贡献,现已被公认.他于1981年写出著名的《土拨鼠》,讽喻性地表达了诗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理解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从土拨鼠千奇百怪的习性中,我们却看到了人类自己的影子：我们的尖嘴、我们的利爪、我们的文明的伪善和无聊,以及我们心灵深处触目惊心的异化.这首诗被誉为“人类生存状况及灵魂缺陷的全景图”.1996年胡宽的朋友集资出版了《胡宽诗集》,在他逝世1周年之际由漓江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5日,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诗探索》编辑部召集诗人、评论家四十余人在北京文采阁召开了“胡宽诗歌作品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胡宽的诗秉承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开放诗风,相对于最近20年在中国诗坛盛行的矫揉造作的语言实验,胡宽的语言充满锐气、力量和勇气.然而胡宽在陕西文学界却寂寂无名.

伊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中国现代诗潮流变十二书》(之十二)《暮色中“结结巴巴”的谢幕》中,燎原把伊沙作为一个“标本”,在二十年的诗歌流变背景中作了分析.但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标本”,同时更是一个“标志”.诚如燎原指出：“伊沙对于20世纪末的中国诗坛具有特殊意义.他甚至一个人代表了一段诗歌时区.”作为一个“标本”,伊沙是以其特异的诗质存在的；而作为一个“标志”,而这样的一个“标志”在诗歌流变中的意义就在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已经不可逆转地朝向“个人化写作”的时代迈进.韩东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丁当大学毕业后,在西安一家电子工业部属下的大型企业搞管理工作.韩东、丁当在当时被认为最具才情、才华的诗人.令人不解的是,胡宽、韩东、丁当、伊沙、秦巴子这些诗坛上闪亮的名字,在陕西文学界却属于“沉默的大多数”,陕西文学界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陕西的现代诗人一直与陕西的文学界保持着疏离,对峙的局面.随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兴起,韩东、丁当先后离开西安,与于坚等人一起在南京一起创办了民间诗刊了《他们》,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诗歌流派“他们诗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墙内开花墙外香.新时期陕西中青年诗人成为中国诗坛一支引人注目的劲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汉学家前川幸雄编著的《长安诗家作品选注》,1995年在日本用日文出版,最早把陕西当代诗歌介绍到海外.陕西仅参加过素有新时期中国诗歌“黄埔军校”之称的历届《诗刊》“青春诗会”的人就有梅绍静、杨争光、耿翔、刘亚丽、伊沙、秦巴子、李岩、李小洛等近十位诗人,这些诗人显示出的诗艺成熟和创造个性,打破了旧一统的诗歌创作态势,诗歌艺术多元并存创作局面形成,诗的美感效应和语言范式得到强调.80年代中期,他们在诗的变革与探索中,诗歌观念发生了又一次变化.突破“文以载道”观念的简单束缚,使诗更多地回到诗自身,从而感时应世地发展诗的.

耿翔这些年一直走着一条卓然不群的道路,他坚实有效的写作使他成为新乡土诗歌的领军人物.耿翔的《纸上长安》、《长安家书》系列组诗对生命内在疼痛的悲悯与体恤,民间情绪和乡土气息表现出良好的诗性品质,在喧嚣的尘世作生命的还乡.耿翔的诗歌逐渐从现实关怀转向对更为深广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生命意义的“寻根”,在“自然、历史、现实、文化”的四维空间建构中,交织、碰撞,闪烁着诗人独到的体验与思想的亮光.他的诗歌努力寻找心灵与自然、历史的感应契合.地域特征和故土情感,常能舍弃事物的表层意义而进入生命和哲理的探询.其独特的视角、宽广的情怀使古老的诗歌“长安”题材进入一个更为宽阔的审美地带.

近年来出版的《山东文学通史》、《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浙江20史》、《福建文学发展史》、《湖南文学史》、《湖南少数民族文学史》、《现代湖南女性文学史》、《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20世纪贵州诗歌史》、《20世纪贵州散文史》、《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文学通史》等地域文学史.地域性的文学史是一面镜子,比较全面、深入而系统地反映这一悠久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历程,对于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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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见证和滋润过长安城的盛世繁华的诗歌,在今天的遭遇就如同“八水绕长安”的清流,已悄然进入西安历史的下水道,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我们都只能站在干涸的河床边,在无限的感伤怀旧中,梦回大唐,拥抱诗歌.把栏杆拍遍,无人会.只能凭栏黯然眺望当年的汩汩东流水了.作为代表陕西传统文化的诗歌没落如斯,究竟孰之过?这与陕西作为“文学大省”的称谓不相匹配,这与陕西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地位不相匹配.

陕西文学多年来一直靠几部获奖小说,寥寥几个人赖以苦苦打点支撑门面了事.诗歌在陕西小说屋檐下仅仅是只小小的麻雀而已.早在2000年《文艺报》在一版头条刊文希望陕西有关方面对陕西诗歌创作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帮助,使其早日走出痛苦的沼泽.《陕西日报》呼吁《给陕西诗歌一个坛》,《三秦都市报》》发出《救救陕西诗歌》的呼唤.然而陕西文坛对诗歌的忽略、冷漠、排斥的现状,至今未见有任何改变.陕西诗人们只有无奈接受,忍气吞声,但依然热爱生活,坚持写作.在陕西文学界, 强大的权力主流话语重视的依然是小说创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文学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小说,但很少有诗集.小说一问世,风光无限.首发式,研讨会,官员到会捧场,评论家倾巢出动鼓吹,媒体竞相炒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陕西一些诗人自印诗集和自费出版诗集,私下交流,得不到陕西文坛的公开评论和肯定.真可谓“长安小说贵,诗人大不易”啊.

当代陕西诗歌写作长时间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始终游历于陕西文坛的视野之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诗歌就长期处于无人关注,无人喝彩的境地.我认为这既是中国诗歌的悲哀,也是陕西文学的悲哀.诗人伊沙说得好：“西安没有了诗歌,就是西安；西安有了诗歌,才是长安.”文学在陕西,这么多年来,给人印象是只见小说,不见其他.我在多种场合一再注意到,有人论及陕西文学,实际上评议的仅仅是陕西小说,“文学大省”其实就是 “小说大省”,而“小说大省”就是两位“双子星座”著名小说家独挡江山.陕西文学界近三十年来召开的“作品研讨会”,几乎都是“小说研讨会”,没有开过一个像模像样的诗歌研讨会.陕西的一些文学奖其实就是小说奖,陕西的评论家其实就是“小说评论家”,面对诗歌往往处于失语,漠视、尴尬的状况,导致诗歌理论建设的滞后和批判的缺席.正式成立的陕西文学院首届签约的14位陕西作家选题全是清一色的长篇小说.作为陕西省文学艺术最高奖的首届陕西文艺大奖,其中“文学奖”评奖的范围明确规定为长篇小说.这是陕西文坛对陕西诗歌的一种偏见和傲慢.

行文至此,在繁荣陕西诗歌这个话题上,我陡然徒生出一丝悲凉来,只有无尽的迷惘和苦楚.对于陕西诗歌的现状和问题,我们要有一个公正、客观、清醒的认识.从外在的原因来看,陕西诗歌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当代诗歌存在的问题,这与当前诗歌备受冷落,处于边缘化的这种大气候是分不开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现实生活中大众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形态都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以喧嚣的娱乐性、消遣性为目的的流行文化以风挟雷电的势态很快占据了普通大众审美的精神空间,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诗的神圣性和诗人头上的光环也显得暗淡无光.在一些人看来,一条价值不菲,闪闪发光的金项链远比一首情诗更能体现爱情的价值.细腻滑润的“东坡肉”远远比苏东坡的诗词更具诱惑力；“举头望明月,我是郭德纲”取代了“低头思故乡”的诗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了精品楼盘开盘的最佳广告文案.

从内在自身来看,陕西的现行文学体制目前还带着上世纪传统文学意识的惯性状态的文学观念和眼光,对诗歌的新生力量缺乏敏锐的眼光及客观的接纳态度,与体制之外的诗歌写作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对话,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对诗人施以有效和积极的影响.陕西诗人和现行传统文学体制基本上脱节.他们已经不再指望也不可能得到传统文学组织、体制与势力的关照与提携,他们也从来不期望挤进去从中分得一羹.

(作者单位：陕西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