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与创作主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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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还是西方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的话,那么辜鸿铭则是一位活生生的不折不扣的中国的堂吉诃德.其身材高挑枯瘦,常年着长衫马褂,背后垂一条至清帝逊位后偏不剪掉的小辫,一生放浪形骸,行为怪诞,时时口出狂言、语惊四座,具有“世界级的骂人水平”.在中国知识界人士的心目中,他或是一位“怪杰”,或是一个“怪物”.一个人的个性形成与他的经历有着重要的关系,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奇特的经历塑造了一种怪异的人物个性.但这种“全球化”的生平经历也形成了其传记撰述的具有挑战性的难度.
传记文学这一门类,若从概念内涵着眼,就是一个矛盾性的规定.“传”为事迹的记述,“传记”即是对某一人物、事件的记录与叙述,这就必然规范了其符合客观真实的定性,而文学的本质却是虚构的,是想象性的人文世界,渗透着作家主体的的精神意愿与价值取向.这是悖论式的两个向度,而“传记文学”却要把它们揉合起来,因此,处于夹缝中写作的传记文学自然就成为一个难题.那么,陈福郎在《国学骑士辜鸿铭》的创作中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
一是凸显出创作主体的价值判断.传记文学并不等于只把“传主”的生平事迹纯粹、客观地记录下来,因为那仅是历史,而非文学.文学这一侧翼则要求作家这一创作主体对对象的言行,投入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投入因果逻辑的辨析等.只有这样的传记文学才具有其独特的艺术生命性,而非僵滞的历史记录.特别是对于辜鸿铭这样的“传主”,其性格极其复杂,其言行极为矛盾,如若没有介入作家的价值判断,将使读者陷入一团混茫之中.
辜鸿铭的奇谈怪论,辜鸿铭的乖僻举止,已成为中国文人史上的一道独异风景.对清廷忠诚不二,常年拖着一条小辫,却能在新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讲台上高谈阔论:体验过西洋式的浪漫恋爱,却发出“一只茶壶必须配有几只茶杯”的一夫多妻制的言论,主张恢复帝制,却臭骂袁世凯是“只配倒马桶的贱种”,喝咖啡、吃西餐、跳交际舞的洋派举止下,却有着喜嗅“三寸金莲”的“恋物癖”,如此等等,你能说得清这个人物吗陈福郎却力求在这矛盾、复杂的人物性格后面寻出一条线索,作出一定的价值判断.
记得张充和散文《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谈及,1980年底沈从文在美国15个学校作了20多场演讲,最喜引用的是辜鸿铭的二句话:“你们虽是剪了辫子,精神上的辫子想剪掉可不容易！”可见辜鸿铭的“辫子说”,当年深深地震撼了在北大听课的年轻的沈从文,以至于让他60年后还念念不忘.这也就说明辜鸿铭对自己的留辫行为十分清醒,他并不是“愚忠”,并不止于形式上对清廷的忠诚,可能还有着一种以过激的举止,从另一极端来刺激国人麻痹了的神经的动机.福郎在塑造辜鸿铭的形象时,正是在这一深层次上着力,从而使人物的行为举止有了精神内质的缘由.
又如辜鸿铭的恋物癖,爱恋“三寸金莲”,常一面揉捏,一面嗅着,“金莲”愈臭愈妙,愈臭愈会激发他的写作灵感.但他又不仅是纯生理上的变态,他还有着美学、伦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的根据:“缠小脚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是对美学的贡献.缠足可以增加女人的妩媚,改善女人的身段,使女人成为淑静节制的象征.对不起,女人一旦不裹脚,把蒲扇般的大脚各处踩,她就失去了女性生理和道德的特质了.”变态的行为,畸形的观念,却冠之以各种堂皇的理论,论述得振振有词,使你不知不觉之中被他俘获,跟着他走上思想的歧途.这就是辜鸿铭的技俩,也是辜鸿铭的特色.因此,福郎笔下的辜鸿铭之所以有着立体感,像福斯特所说的“园形人物”,原因正在于对其思想源端有了深层的寻索,行为动机有了创作主体的判断.
二是把人物纳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由于辜鸿铭有着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有着层出不穷的乖僻举止,所以一些关于他的传记就专注于这一方面,以迎合低俗的趣味,寻求市场的卖点.福郎在这些细节、现象方面并未放弃,否则就失去人物形象的独特的生命感,但他更为关注的是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在历史风云中的选择与作用.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处于四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中,封建王朝崩溃,新的体制未立,整个社会动荡而迷惘.辜鸿铭学在西洋,仕在北洋,曾受张之洞知遇之恩,为之出谋献策,迄今仍影响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儒学纲领,原出自他这一幕僚,而终任“辫帅”张勋复辟王朝外务部次长,则成为他一生最大的败笔,随着幻梦的破灭,郁郁而终.这样一位搏弄政治风云的“明星”,如何着手描述之呢福郎主要把他放置在袁世凯操纵筹安会,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登上洪宪帝位这一闹剧的政治大环境来展现.
环境由事件构成.福郎设置了一核心事件:在袁世凯野心勃勃、志在必取之际,梁启超突发反君主帝制,赞共和的宏文,给袁逆当头一棒.杨度想通过姚佩珍以金钱收买辜鸿铭写反驳梁的文章,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辜的一番义正辞严的回绝:“我拥护帝制,留着辫子,乃是忠于中国之政教,即忠于中国之文明.他袁世凯算什么！袁世凯的行为,连盗跖贼徒都不如.”他甚至臭骂袁为“只配倒马桶的贱种”:做出把参加参政会所得的出席费3百大洋,发给了八大胡同们的举动,以示对袁的蔑视.这里,辜鸿铭性格矛盾性得到了很好的解答:他拥护帝制,出自对中国文明之忠,而对袁世凯的蔑视,也出自文明――社会伦理的规范.因袁世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不但毁弃了中国民族之忠义观念,且毁弃了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辜鸿铭这一独特的政治个性,就在这尖锐的历史语境中得到极为鲜明的塑造.
三是用叙述的共时性代替素材的历时性.传记文学顾名思义就是写某个人的生平经历,而人的一生是随着时间的延伸纵向地进展,其生存的境遇、形态,其生平所历经的种种事件,其性格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而变化、发展等,都以一种线性流程的状态向前运行,这就是传记文学所面临的素材历时性的局限.这种局限性势必带来一般传记文学如记流水账般的单调与乏味.作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只有突破素材历时性的困挠,才能摆脱单一、枯燥的叙述方式,增强作品的可读性,达到预期的艺术审美目的.
福郎采取了共时性的叙述形式来冲破历时性的困境.这里,文学虚构的特质,想象的功能便显出它的力量.由于传记文学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的虚构,福郎便设置了李华庆、辜自强、姚佩珍等人物,作为拉平历时性素材,形成共时性平面的重要节点.李华庆是和辜鸿铭一同在新加坡获得英国女王奖学金赴欧留学的同窗好友,由他在小说中的出现,就把辜的青少年阶段的历史以倒叙的形态浮升到小说的现时态表述,而且还由他的夫人带出辜鸿铭年青时因心高气盛、轻率辞婚,铸成懊悔一生的心理欠缺.辜自强是辜鸿铭的儿子,他的设置在小说中除了增强共时感之外,更重要的是转换了叙述者的视角,以北京大学学生之眼来看辜鸿铭的言行,写出了辜在年青人心目中的感受、地位与影响.姚佩珍这一交际花的设置,则使辜鸿铭与袁世凯操纵筹安会、复辟帝制的官场政治,在具体的生活情态、事件演变中关联起来:同时还使辜鸿铭对女性那些奇谈怪论有了合适的转述场景.应该说,福郎在叙述手法的运用中是一个高手,这也是这部传记小说有较强可读性的重要原因.
辜鸿铭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留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于其中西文化交叉思维的独立性,以及孤傲的性格、偏激的言行与怪诞的举止,而这正是文学艺术所钟情的最佳的创造对象.福郎成功地选择了这一“模特”,创造出了他理想的作品,值得庆贺.
【责任编辑 王永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