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文学”到后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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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台湾文学分成现当代两大块,那从20世纪20年代初《台湾青年》创刊到1945年8月结束殖民统治为现代文学期,光复后至2009年为当代文学发展期.鉴于光复后本土作家存在着从日语向中文转换不熟练的问题,故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严重歉收.台湾当代文学真正开始是在1949年底大批外省文人踏入宝岛至现在,屈指一算,恰好走过六十年的历程.

从“战斗文学”到现代主义文学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恐共、恨共情结不仅表现在军事上、外交上,也体现在“战斗文学”的倡导上.“战斗文学”就题材而言,相当一部分属于“回忆文学”,就功用而言,是为政治服务的“大兵文学”.倡导者要求文学自由主义者牺牲个人的自由,要求作家放弃个人单独的行动和写作主张为政治服务.这方面的作者主要有陈纪滢、王蓝、姜贵、潘人木、潘垒、朱西宁、司马中原、段彩华等.这些外省文人相继创作有《马兰自传》《红河三部曲》《荻村传》《华夏八年》《近乡情怯》《荒原》《幕后》《莲漪表妹》《滚滚辽河》,其中姜贵创作的长篇小说《旋风》《重阳》,曾受到胡适等人的肯定.姜贵写小说时生活贫困,这促使他正视现实,即在“控诉”的同时大胆揭露旧中国生活的恐怖和黑暗.王蓝的《蓝与黑》也曾名噪一时.写反共诗与反共歌词的作家亦不少.“反共诗歌”写到最后差不多都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反攻”胜利了,“灭亡”了.历史早已证明这种预言的荒谬.对这种声嘶力竭的“反共文学”,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肯定之处,一是它反映动乱年代的历史文献价值,二是作者们常常把“反共”与“怀乡”联系在一起,在思念故土故乡时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三是在内容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应指出的是,本土作家不但没有加入“反共文学”的创作行列,反而延续了乡土文学的香火,如钟理和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的钟梅音、林海音、张秀亚、琦君、罗兰的散文则弱化反共教条,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台湾社会呈现出西化的发展趋势.作家们对“战斗文学”思潮普遍厌倦和反叛.部分青年产生了逃避主义心理和颓废情绪,使现代主义找到了广泛滋生的温床.从1956年起,现代主义文学由新诗领队登陆文坛.被称作“新诗再革命”的领导者纪弦成立了“现代派”,成就突出者有纪弦、林亨泰、羊令野、罗门、覃子豪、余光中、蓉子、周梦蝶、白花、叶维廉、管管等.无论是洛夫的《魔歌》、商禽的《梦或者黎明》、痖弦的《深渊》,还是郑愁予的诗和叶珊的《水之湄》,与传统诗最大的不同是表现自我,走向内心,企图躲进与现实隔绝的“塔”去寻求精神解脱,强调反理性,他们还致力于潜意识的表现,把梦幻、本能、下意识看作艺术创作的源泉.与此相关的是他们十分注意意象的经营和象征、暗示手法的运用,爱用声色交感、扭曲变形和歧义性手法,追求时空的交错、转移以及主、客体的对立和换位,为刷新诗艺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现代主义文学鼎盛于现代小说的出现.在《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这两个刊物引导下,小说家们艺术视野从外在的现实世界拓展、深化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自己的小说世界成为作家的一己心像图和人性负面的呈露.他们还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注意强化小说主题的比喻性、形象的抽象化和手法的荒诞性,并广泛运用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依据的意识流手法.这批作家主要有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七等生、丛、林怀民、水晶、施叔青、王祯和、陈映真、李昂、王拓、黄春明、李乔、季季.代表作有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兴的《家变》、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当西化之风劲吹时,不仅《现代文学》作家群写了“新”、“乱”、“怪”的作品,而且别的文体和流派、社团的作家,也或多或少受到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就连《笔汇》《文学季刊》这些富于浓厚乡土气息的刊物也在卖力气地介绍外国作家及其文艺思想、理论著作,但这并不等于说当代文学已全盘西化.这是因为,当时的台湾社会还不存在全盘西化的土壤.正是在这一情势下,林海音写了女性意识突出的成长小说《城南旧事》,钟肇政开始创作他的大河小说《台湾人三部曲》.散文家柏杨、言情小说家琼瑶、历史小说家高阳也在这时崛起.

从乡土文学到后现代文学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国际重大事件的冲击,台湾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使得文学界和社会各界一样,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作出反省.这种剧变,激发了作家反抗殖民经济和买办经济的民族意识及反抗文化侵略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政治革新、经济平等和反剥削要求,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从唯西方马首是瞻到回归乡土.“乡土文学”适时地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乡土作家关心自己赖以生长的土地,努力表现台湾乡村和都市的具体社会生活,用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和形式揭发社会内部矛盾、体现民族精神,去批判精神上和物质上殖民化的危机,从而在宝岛上高高举起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旗帜.这种乡土文学,与其说是文学流派,不如说是文学潮流变革的先声:是文学由虚假变作真实,由西方文学的附庸变为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学的报春燕.这类作家前行代有吴浊流、杨逵、钟理和、钟肇政等,新生代有《嫁妆一牛车》的作者王祯和、《锣》的作者黄春明、再现五六十年代台湾乡村“浮世绘”的陈映真以及王拓、杨青矗等.他们的作品虽然多以乡村为背景,但不限于表现田园风光和地方风俗人情,还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大众的思想感情,描写了他们的奋斗、悲欢、挣扎和心理愿望.透过这些作品,能使读者对台湾社会有更深切的了解和关切.

由于“乡土文学”的产生有文学以外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因而引起激烈的争论.先是有关杰明、唐文标对现代诗的激烈抨击,后有1977至1978年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也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

在军事对峙时期,两岸文学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绝状态.外省作家这时自然不可能到大陆探亲,大陆作家更不可能到宝岛访问,但这必然的中断有时又暗含偶然的交流,只不过是这种交流以非常态的第三地进行罢了.典型的例子是曾到大陆生活过的陈若曦发表了短篇小说《尹县长》①,开了伤痕文学之先河.

1987年7月解除戒严,党禁、报禁不再存在,过去支持的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被边缘化,而民间社团一直保持强大活力.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资讯的高度发达,再加上大众消费的流行,台湾的报纸副刊变成大众的文化论坛,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报导文学由此退场,几乎在龙应台旋风卷起的同时,都市文学却随着农村都市化而崛起.尤其是在国际大都会台北,都市文学已成为80年代的文学主潮.所谓都市文学,不仅是指它反映的都市现实和作品中充满了都市意象,而且还在于创作者有鲜明的都市意识.作为都市文学的主要门类的都市小说,其特征按林德的说法是:“除了创造幻觉之外,在于如何辨识、分类、解析、演绎都市空间.都市小说的主角不仅是人,空间的位置也自背景挪移至前景,制约了小说人物的行动,甚至吸收了一切.都市与都市小说互为正文,都市小说中的空间与人也互为正文.”新世代的都市小说,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幼华的《面先生的公寓生活》、张大春的《公寓导游》、黄凡的《房地产销售史》、朱天文的《炎夏之都》、林德的《大东区》等.和都市小说逆向发展的是记忆台湾的文化工程,这方面的代表作有80年代李乔出版的《寒夜三部曲》和东方白的《浪淘沙》.它们在表现台湾人民的命运和身份的流离方面均有独到之处.描写白色恐怖的小说有陈映真的《山路》、李昂的《迷园》、施明正的《喝尿者》.

随着原住民正名运动的开展,原住民文学取代了“山地文学”.这方面的作家主要有瓦历斯诺干,另外还有卑南族的孙大川、布农族的拓拔斯等.

20世纪中叶以降,台湾高科技的发展带动了网际网络热.这种透过数位形成虚拟空间的新媒体,随着资讯高速公路的不断修建,在8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一种强调即时反应、活泼对话、图文沟通的新兴网络及文学.正因为网络文学带有开放性和由此成为世纪末最受青睐的新媒体,故迷人的数位技术与文学内容结合后,便有可能导致文学文本书写的革命.它至少在降低现有平面出版媒体垄断力的基础上,反攻文学市场.难怪被平面出版媒体卡住和在传统出版市场中找不到或一时不想找出路的作家纷纷到网上出版发行自己的新作.其中最著名的是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里面所写的“痞子蔡”和“轻舞飞扬”之间的网络恋情,众多网友读后感动得流泪,后被大陆买去版权,几个月便销出六万册以上,由此网络作家从网络出版再出平面书便成了气候,《伤心咖啡店之夜》《哭泣吧恒河》的作者亦得益于网络不受拘束与即时互动的长处而成为畅销书作家.另有撰写大众言情小说的藤井树、敷来浆、霜子、微酸美人,也不需要借助文学奖记录和报刊投稿作为出书基础.

后现代文化思潮伴随着后工业社会出现.以拥有众多大众传播媒介的台北市为龙头,在媒介工业再生产的机制下,逐步出现了探索虚构和真实的关系、意符的游戏、泯灭门类界限、布满语言文字迷障、嵌入后设语言以及事件般即兴演出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方面主要有黄凡的《娱乐界的损失》、王幼华的《健康公寓》、张大春的《公寓导游》.这些小说均用摄像机般的扫描镜头反映生活,其笔下的生活呈现出一种混乱的都市怪相,其美学特征一是强烈反省艺术自身,二是使生活从塔走向世俗,走向民间.1985年至1986年间,还出现了一种作者边叙事边探讨小说中问题的后设小说,如黄凡的《如何测量水沟的深度》、蔡源煌的《错误》、汪宏伦的《关于他的二三事》.90年代中期朱天文获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头奖的《荒人日记》,则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其中所反映的国族、时代、性别、问题,均有典型意义.后现代诗则出现得比小说早,70年代末夏宇的部分作品就含有后现代精神.80年代以来的重要诗人有杜十三、林德、林群盛、零雨、陈黎、鸿鸿、苏绍连、许悔之、焦桐、陈克华、孟樊等,另还有活跃在网络的诗人群.

继20世纪50年代梁实秋写了不少具有智者风貌的散文后,80年代以前以幽默散文著称的有吴鲁芹、颜元叔.张晓风的散文其文笔之旺,笔锋之健,堪称娥眉不让须眉.以“人生三书”成名的王鼎钧,到1988年出版的《左心房漩涡》,其散文成就达到了高峰.用《乡愁》抒发海外游子恋母赤子情怀的余光中以及大陆读者不太熟悉的杨牧,同属“诗文双绝”的作家,前者的《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后者的《探索者》,为台湾散文发展树立了丰碑.

台湾文学的发展呈“竹节式”:50年代以“战斗文艺”为主旋律,60年代以现代主义文学为主潮,至70年代乡土文学、80年代后现代文学,到90年代女性文学、后殖民、同志书写多元发展.台湾的女性作家,尤其是那些姐妹作家均受张爱玲的影响.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既有华丽的一面,更有张爱玲式的苍凉态势.本省籍的施叔青、李昂(施叔端)姐妹,在受张爱玲影响方面各有不俗表现.无论是施叔青的《她名叫蝴蝶》还是李昂写的《杀夫》及后来写的《彩妆血祭》,均结合历史和国族来论述,勇闯禁区,创造了新的话题.②

“蓝天绿地”下的文学现象

新世纪的台湾文学,由于北部的“泛蓝”和南部“泛绿”板块的形成,造成文学上南北分野的现象:一是以台北为基地,在城市现代化的导引下,延续中华文学的传统,创作具有鲜明中国意识的作品和色彩缤纷的都市文学,二是南部延续乡土文学的传统,用异议和在野文学特质与带有泥土味的“台语”进行创作,书写他们的所谓“独立的台湾文学论”.

与“蓝天绿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的是和“中国文学系”平行的“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学研究所”继世纪末后在许多大学纷纷建立,“台语文学”在南部广泛推广.在小说创作上,对台湾因统独斗争产生的纷繁世态反映最得力的是陈映真和黄凡.陈映真的中篇小说《忠孝公园》,以敏锐的嗅觉描写了民进党上台后沦为在野的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的震惊和愤慨,字里行间贯穿着对独派的严厉批判.黄凡在2003年出版的《躁郁的国家》,涉及统独斗争、朝野争斗、经济问题、选举不公、权力角逐.作品毫不讳言说政客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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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散文创作,文坛常青树宝刀不老,如杂文家李敖、柏杨,以及琦君、张拓芜、王鼎钧、东方白、林文月、张晓风、曹又方、刘克襄、陈映真、蒋勋、陈芳明、古蒙仁,均持续有新书问世.吴文超、柯嘉智、凌性杰,则以其新锐散文显出接棒态势.另有医师出身的黄信恩,其作品绵密有情.国文系科班出身的赖钰婷,作品富于本土色彩.《联合文学》《野葡萄文学志》所策划的有关专题,颠覆了传统散文的写法,与流行文学区分开来.此外是各种各样的散文选集如“医疗散文”、“知性散文”的出版,满足了大学课程的需要.

在政党轮替、眷村围墙瓦解后,还出现了一种承继“眷村文学”精神的“后遗民写作”③.所谓后遗民,从政治层面来说,是两蒋时代的遗民,从意识形态来说,是信奉“大中国主义”,不甘心被“去蒋、仇中”思潮俘虏的年轻一代.这群充斥身份认同焦虑与精神流亡的一群作者,在政治上虽然退出中心,但在小说界却居于主流地位,代表作家有朱天文、朱天心、骆以军,另有不属外省族群而专写畸零者、残余者、幸存者的舞鹤.张大春勾画20世纪前半段“中华民国”现代史缩影的《聆听父亲》,也有广泛的读者.④在文学奖遍地开花,书籍出版量惊人的当下,“无论是重返乡土的写实主义路线,还是延续后现代话语的叙事,新世纪的小说仍在似曾相识的回路上摸索徘徊.”⑤

综观60年来的台湾文学,从“战斗”走向现代后现代,从文化自觉走向身份认同的危机、文化焦虑与统独斗争并存,这个曲折进程积累了自身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本土化必须和全球化结合起来,“台湾意识”不能离开“中国意识”而独立,只有超越“宁爱台湾斗笠,不戴中国”⑥的范式,台湾文学的道路才不会作茧自缚而越走越宽广.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学院中文系台港文学所教授.

① 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11月.

② 须文蔚主编:《文学的台湾》,台南:台湾文学馆,2008年,第218页.

③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印刻文学生活志》,第13期,第112页.

④ 郝誉翔:《大虚构时代》,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95页.

⑤ 许秀祯:《新声回路》,台北:《文讯》,2009年,第2期.

⑥ 李敏勇:《宁爱台湾斗笠,不戴中国》,台北:《笠》,198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