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文学的人文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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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书,时常勾起我复杂的情感与心绪,它无所谓“学术价值”,有的只是“昨天”的学术信息.它实际上只是一本“准工具书”,但却记录了整整10年当中带有鲜明时代印迹的思想历程以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姿态与精神风貌.抚今追昔,至少它所给予我的心灵冲撞,不是轻易就能淡忘的.我们现在常说要“懂得感恩”,对我而言,这是目下所不可不认真为之的人格必修课.当代学人舒芜坦言其学术信念是“尊五四,更尊鲁迅”；作为文学人,我不仅对此深以为然,还特别想申说一句“爱五四,亦爱1980年代”.跟一些与时俱进的当代知识分子“略有不同”的是,我对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有着与对五四时代的文学创作几乎完全一样的深情和眷恋,尽管我明白,他们对五四、1980年代的文学所进行的学术与文化的反思,不但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这里面的确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说法与积极有益的成果,比如“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奏”、“告别革命”、“重估”五四及其代表人物,乃至“思想淡出,学术凸显”,1980年代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之类.但是,正如在当前的“传统文化热”中所出现的某种共识一样,我以为对于五四和1980年代的文学,首先也应坚定这样一种态度：它们对于我们,首先是一笔宝贵的文化与精神遗产,简单地以所谓站在“今天”的立场去否定或粗暴、武断地苛责“昨天”,未必是正确的、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若然,那么好,当富于理性的人们纷纷用“今天”的尺度冷静、清醒地反思“昨天”之际,请允许我以人微言轻的状态,来缅怀一下1980年代的文学所给予我们的“恩惠”吧.我之所以必欲如此,其实与上述人们一样,也分明是从“今天”的文学、文化和学术现实出发的.当然,这里面容或会有观察角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同乃至对立.但不要紧：不是说“多元”吗,就让我或类似我的这种声音,聊充“一元”吧,尽管这在当下,可能会特别微弱.当曹维劲、魏承思主编的《中国80年代人文思潮》一书再次勾起我不平静的情感与心绪时,我所首先和特别想要说的话,就是对1980年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发出由衷的赞美.为简便起见,我想先从小说的回望开始.

一、人的太阳冉冉升起

过来人必定不会忘记《读书》杂志复刊时其头条文章“人的太阳已经升起”的醒目标题；与之同样令我难忘的,是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所载《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作者洋溢的欢呼声：他在积极肯定“朦胧诗”的出现乃“新的崛起”的同时,指出当时的文学景象已与五四时期非常相似.这两个（不包括“崛起”论）论断本身都是饶有意味的,不但在当时因其发人之所未发而有振聋发聩之效,实际上虽看似简单却不啻包含了深厚而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最近许多年来,我作为以文学为业的高校教师,一直在课堂内外,不厌其烦地品味其意义.我的思绪与心旌因此相当纷繁而复杂.我想起林斤澜与张弦的小说,想起前者艺术文本中的迷蒙的气氛与叙事的“帷幔”,想起后者文学诉说中的“圆圈”现象及其象征涵义.当我把这“三者”下意识地、不由自主地联系起来时,我意识到,学者王若水、谢冕,作家林斤澜、张弦,和评论家孟悦、吴亮对时代、生活、文学“观感”的不谋而合,其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但他们的共同“发现”本身首先是生活的赐予：如果历史不曾那样曲折而现实不是那么匮乏的话,这样的“发现”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欢欣与酸楚,当然是无从得之的；其次,其敏锐的学术与艺术感知固然值得我们刮目相看,毋宁说,他们的发人之所未发,恐怕亦非一个孤立的事件,他们的睿智更多地应是在于说出了全民族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如果说,五四文学之所以得以建树“人的发现（解放、呼唤）”和“文学的发现（解放、呼唤）”这样至少在规模、声势、影响上旷古未有的历史功绩,实乃“时势所然”亦即为历史前进的步伐所决定的话,那么,1980年代的文学之所以得以于此再建功勋并同样大放异彩,也确是“时势所然”亦即为历史前进的步伐所决定.从“进化”乃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的意义上看,这一现象之出现,是不可抗拒的；问题只在于,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在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对此,即使我们目下尚“无暇”或“不能”有所深究,至少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毫不犹豫地承认并肯定这一事实及其贡献：作为“人的发现（解放、呼唤）”之基础性内涵的人道主义思潮,在推动中国社会与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迷茫走向觉悟的历史进程中,五四文学和1980年代的文学,哪怕仅此一“项”,也是值得我们及后人大书特书并永远铭记的.林斤澜小说中的迷蒙气氛与叙事帷幔,所反映的,恰恰是那个时代中全民族共同的困惑与焦虑：“人”在哪里?“人”为何物?“人”该怎样?这些,都是在“当时”（乃至以后,直到现在,以至于“未来”）中国人心灵、脑海亦即情感与精神活动中所不由得不发生的共同的问题.在小说《辘轳井》中,他用电影化的叙事方式,记录下了一个戏剧化的场景：当年在同一个园子里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若干年后,又一次“似曾相识”地“重演”,只是其内容已发生了“陡转”,直截了当地说,作为“社会演变”的“结果”,人们在转了一大圈之后,重新回到了“原点”.张弦的小说,更直接地写人,其《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回黄转绿》等等,虽出以爱情故事的诉说,却描画的是主人公的人生道路与命运轨迹,而其“背景”之广大与“内涵”之丰厚,恰与其“剧情”的单纯与明了,构成极大的反差.正如评论家所发现的,重要并饶有意味的是,那些“剧中人”的辛苦辗转,或两代人,或一辈子,即便只是出发于有特定追求的一段经历,却都无一例外地在社会与人生的舞台上打转转,各自形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同林斤澜的小说所揭示的一样,对于“人”本身而言,其身不由己和鬼使神差,是一个共同的归宿,大家都处在一个循环的和轮回的历史与现实情境当中.这里,其“社会性”的指涉当然是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但是,比之更为显而易见和确凿无疑的却是,林斤澜小说的“费解”和张弦小说的“直白”,都明晃晃地基于并落脚于对“人”本身之遭际、命运、向往与归宿的关注.这关注是如此地贴切与热切,充满了内在的焦灼与焦虑,正是1980年代的文学从起始到“终结”之共同的、一贯的、从未懈怠的毋宁说“越演越烈”的追求.作为历史场景,它之与五四文学的“相似”和契合,令我们感慨,亦令我们欣慰.毕竟,五四文学之“未完成”的“遗志”,在时隔数十年我们转了一大圈之后,又重新被捡拾了起来.这一则反映了五四文学所设定的文化方向,是不可以、不容许被逆转、被遮蔽的,一则也证明了中国人之争取获得“人的价格”（鲁迅语,见其《灯下漫笔》）并从而不再“吃人”与不再“被吃”的顽强心愿,是不可以、不容许被阻拦、被压制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无奈和“被迫”之余,我们说,1980年代的文学向五四的“回归”,基于国情,当然是重大的文化事件,并因此而值得“庆幸”,尽管这“庆幸”对于我们而言,实在太有悲喜交集或是啼笑皆非的意味.也因此,说“人的太阳已经升起”,就不单单只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而应当是已经包含了强烈的感彩和充分饱满的理性的价值评判与价值期待的,既富于历史眼光又充满前瞻性的“时代的感言”.

令我个人殊为不解的是,我看到,某些文学人（有作家也有学者）在对1980年代的文学进行认真的反思时,时不时地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现在看来,它们有多少“文学性”可言呢?

是啊,我当然能够理解藏在这一类发问背后的良好愿望.但是,这发问背后的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或是体认,我总觉得至少多少有一点点片面、偏颇或是误解.澄清这一问题需要做理论的专门探讨和深入的展开,也许,这是必须和亟待进行的工作.在这里,我只是想再次提醒一下：当我们急欲对1980年代的文学所“追求”或是“强调”的“社会性”下一个痛快然而简单的“非文学”的断语之时,请务必（至少）同时看到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潮及其专注性、一贯性“自身”所“天然”地包含的文学特性与人文品格.一句话,即其“人学”的本质.若然,则“话语姿态”庶几会从容点?

周作人当年在其《人的文学》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新文学”面临三大任务,即“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五四文学为此做出了可贵而艰辛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巨大而光荣的实绩.1980年代的文学,虽然在这“三大发现”上,未必能与五四文学等量齐观,但无论如何,它是当仁不让地继承了并且发扬光大了五四的文学精神的,这精神的集中体现,即借助于人道主义的张扬与坚持,让“人的太阳”冉冉升起；毋宁说,惟其如此,当代中国人“第一次”借助于文学的“启蒙”功能与价值,正视了自己作为“人”的现实其“既定”的缺失与奋斗的目标,从而下决心为了“人”的理想而不懈地追求.正是这一追求,使得我们今天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巨大收获时,有了的确可以令自己骄傲与自豪的文化“资本”.这当然同时是我们今后必须百倍珍惜的精神财富和不容丢弃的“遗产”.

二、人的太阳光彩熠熠

如果分别用“单纯”和“丰富”来简明地形容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文学在价值取向、文本样态和审美趋赴上的基本格局的话,那么,1980年代文学的“单纯”性,与其说是一种相对的不足,毋宁说恐怕更应被视为一个亮点.“单纯”意味着朴素、专注、集中和执着,这是好的品质；虽然仅仅从一般现象的概貌上看,它的确还欠“多元”,但是,惟其“单纯”地注重于对“人”的关注本身且于总体上有相当宏远的气度,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中人道主义思潮的贯穿始终,事实上为我们也为历史提供了相当深厚的可资开采与利用的人文矿藏.有心人只要稍稍认真地对之进行一次“再回望”,相信会从中获得相对于此前更为令人兴奋的新的领悟与发现.

还在1980年代的文学进程行将结束的时候,评论界就有过对这10年的文学状况进行积极总结与概括的努力.其中,“人道主义潮流”与“重铸民族灵魂的母题”,是两个获得最多认可与首肯的说法.人们相当一致地认为它们是符合那10年中文学的总体实际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吊诡所造成的时代的变故,人们没有来得及对之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翔实与理性的分析和探讨；当与这种变故相伴而来并且多少令人有点“不期而至”之感的社会转型全面降临之际,前述总结与概括的匆忙之感在面对新的现实时所导致的手足无措的窘境,更是使得人们“无暇”也无心去对1980年代的文学,做进一步的正面解读与阐释.在数年的沉寂状况当中与之后,聪明的同时也是敏感的文学人与文化人,忙于正视、承认、顺应并迎合新的现实,尤其是在肯定其合理性、进步性的同时,检讨自己在1980年代的文学作为中的局限与不足,以期从中衍生出“躲避崇高”、“直面俗世”的新的人文姿态.但是,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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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的命定,时代的赐予.当生活的“厚爱”与文学的魅力,深深地、深深地渗融入我们的生命体验并转化为我们的文化领悟之后,个人化的主观的记忆,未必不是值得宝爱的精神财富.我现在在这里所述说的一切,都是从我自己的心灵与脑海里“捞”出来的东西.至少它很真实,因此我愿意并敢于把它直说出来,以供有识之士加以评点和批判.我以为,1980年代的文学,我现在只说小说,其所散发出来的“人”的气息,至今我仍觉得“浓得化不开”.抒一点情吧,叫做“人的太阳光彩熠熠”.

刘心武作为曾经的“新时期文学之父”（有人这样夸张地说）,到现在,已经有人在质疑其当时创作的“文学性”.这当然不为无由或不无道理.但是,鉴于我个人所坚守的“文学即人学”观,我对这一质疑有所保留.相反,作为以其人道主义情感与立场作为一贯的创作追求与旨归的作家,刘心武所坚守的这一精神与观念,容或“肤浅”,却又是极可宝贵并有其坚韧度的.作为“问题”小说作家,他的小说创作的取材及其展开,乃至其关注与思考的直接落脚处,确有与生活“太近”之迹象.但是,我们难道不应当同样看到,从其《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开始,他所关注的就是人的灵魂?而且这种关注,有一种诚挚、热切、执着乃至焦灼?更何况,从《我爱每一片绿叶》到《如意》再到《立体交叉桥》,更增加了如许的细腻、绵长与深沉?无论如何,刘心武以其对“人学”的锲而不舍,为新时期文学开了一个好头,成为人道主义潮流的第一朵浪花.

说它是“第一朵浪花”,当然是肯定刘心武的小说创作在新时期文学中“得风气之先”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现在来做这种肯定实际上是一种“再肯定”,这是必要的,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当“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正确的学术选择与文化倡导日渐深入人心然而又转化为人们心灵中的“下意识”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反思”1980年代文学的正当行为中,也渐渐衍生出某种貌似出以理性但实际上又未必理性的一味对“前”人“前”事进行盲目否定的“习惯”.这一“习惯”事实上迄今为止已经造成或即将造成某种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在积少成多的缺失认真的学术思考与学理探讨的随意非议1980年代文学的言论不断出现之后,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1980年代文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不但未能得到积极的理解与体认,反而似乎相对于1990年代文学来说,只是一个粗糙的、初级的甚至“非文学”的过渡阶段,从而被有意无意地否定.惟其如此,对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追求及其实绩进行“再肯定”,在我而言,就是“有意为之”的.事实上,在刘心武小说创作的当时及以后,人道主义的呐喊就远远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恰恰相反,它是整个1980年代文学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生活的要求和时代的使命,作为与五四文学完全一致的“人的发现（解放,呼唤）”和“文学的发现（解放,呼唤）”要求的具体的艺术体现,它是必须为之和只能为之的亦即别无选择的历史选择.无之,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与人的进步绝无可能.因此,“人的太阳”在文学中的升起功不可没.

重读1980年代文学的艺术文本,你会感到,承接着五四文学的历史呼声,中国人以“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为核心理念的争取“人的价格”的要求,是史无前例地显得如此地普遍和强烈.它与当时全民族冲决罗网、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争取自由的努力互为因果、相得益彰,在事实上创造了一个自1990年代以来至今并且今后仍将让全体中国人受惠无穷的极其光明的人文时代.自然,人道主义并非1980年代文学创作中唯一的文化母题,但我们却可以说,其它的一切文化母题,都是由此出发的；也正因为这样,1980年代文学作为“人的文学”,在历史曾经的“断裂”之后,重新回到了五四文学的轨道,断然地告别了“非人的文学”.

三、人的太阳辉煌绚丽

当把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学作为既定的观照与总结对象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1980年代文学与1990年代文学实施比较,恐怕是难以避免的.这自然是因为：（一）这二者之间有联系；（二）这二者之间有差别.作为两个互相衔接的时间段,其文学之间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其“联系”的背后,其“差别”应当说也相当醒目.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差别”,一些文学人与文化人才“由衷”地赞美19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丰富性”、“艺术感”,并从而对1980年代文学有所腹诽与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全无道理的.1990年代文学自有其可取、可赞之处.但是,在我看来,第一,1990年代文学的诸多和主要值得肯定与赞许之处,恰恰是得益于1980年代文学开创性、突破性的艰辛努力,也就是说,前者是后者萌芽、开花之后所结出来的果实,其“大好景象”乃是因为后者业已经过奋斗为之开辟了一条宽阔、光明的道路之故.因此,机械地、人为地割裂二者并扬此抑彼、褒此贬彼,不是实事求是和理智高明的态度；第二,1990年代文学相对于1980年代文学,并非简单的“前进了”、“进步了”的关系.固然,时代的变化、发展与进步,导致前者中出现了很多新的以及的确令人欣喜的现象,但是,一则它可能丢弃了某些好的东西,二则所谓的“新”绝非一概的“好”.因此,主观的、笼统的“价值评判”,决不能自然而然地获得科学的、正确的品格.即使仅就本文的议题而言,事情也远不这么简单.

1980年代文学之人文精神的高扬,已是一个显赫而不可抹煞的事实.而且其中还体现和反映出健康、光明的胸怀,宽阔、博大的气度,深邃、睿智的眼光,高远、锐利的思虑,这些,都是1990年代文学在整体上不能比拟的.它在其人道主义的追求中,以大同情、大悲悯之心,关怀国家、民族,穿越历史、现实,“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创作者以“中国的脊梁”（均鲁迅语,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姿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有良知,有担当,敢负责,能战斗,不愧为“真的猛士”（均鲁迅语,见《纪念刘和珍君》）.这些品质与追求,虽在1990年代,被一些“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讥为企图“以文学救国救民”,是不自量力的“精英”意识与行为,从而以边缘化为“正常”状态为由,鼓吹并力图推动知识分子的犬儒化,但我至今对之不能认同.无须多辩,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有谁是没有或放弃此类良知与担当、责任心与使命感并不为之而努力奋斗的?哪怕他们中有些人,的确毕生潦倒、穷困有加并不得不卖文谋生!一句话,为了一个“人”字,文学家―― 这是并且之所以是值得去不懈追求因而无怨无悔和令人骄傲与自豪的“职业”和身份,谁不是这样想、这样做的?难道不正是因为如此,文学――作为精神与文化创造行为、作为高雅与高贵的人类实践行为,才为自己从诞生之初,就设定了以真、善、美的宣扬与实现为目标的永恒宗旨?是的,它也可以满足人们一般的、初级的精神文化需求,但这既非其全部,更非其本质,它是矢志并必欲追求其高境界的.

在我看来,1980年代文学,像五四文学一样,正是因此而极可赞佩,永可赞佩.在其人道主义的文化追求背后,我们清晰地看到其重铸民族灵魂的精神追求.这二者实际上都是五四文学和鲁迅文学精神与传统的延续.只要你有心,不妨去梳理一下1980年代文学,首先可从小说开始,其沿着“人的发现（解放,呼唤）”方向所开展的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运行轨迹.你会发现,其内在的理路不但至为明晰,而且在整整10年的耕耘之中,这种对于“人”的关注与思考,已然自成系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现实.简明地说,即：（一）反映人的现实,审视人的价格.举凡生存的悲苦――人的遭际与命运,生活的艰窘――人的环境与情境,生命的匮乏――人的精神与心灵等等,均披露无遗；（二）致力人的寻找,进行人的呼唤.举凡曾经的伟岸――人的情操与气节,当下的悲壮――人的奋斗与抗争,明天的憧憬――人的理想与渴盼等等,均表现翔实；（三）欢呼人的觉醒,赞美人的站立.举凡人性的健全――人的自爱与自强,人情的温暖――人的友谊与关怀,人格的――人的尊严与价值等等,均抒写尽致；（四）坚守人的追求,执着人的思考.举凡道德的向往――人的眷恋与讴歌,文化的沉吟――人的缅怀与感恩,精神的高扬――人的理想与信念等等,均历历如绘.很遗憾的是,我不能在此一一罗列实例.但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你把1980年代的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哪怕只是粗略地浏览一过,你就会承认,笔者在这里所做的概括,的确并非虚言和溢美.你甚至会觉得,我们在不平常和不平凡的20世纪中,居然在文学上还会有这样的“传奇”：继五四文学之后,1980年代文学的每一个作家,其创作之前的脑海里,和如泉汩汩的文本中,都赫赫然站立着一个“人”字,人的遭际、命运、性格、心灵,其人生、人性、人情、人格,其生存、生活、生命、生机,始终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和审美操作中,唯一的、全部的、专心致志的、全神贯注的关心、关怀、关切、关爱的对象!一切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时代的、历史的、现实的风云雷电、雨雪冰霜,都是在人世间的和人本身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中展开,并且通过不同的故事框架、情节样态、文本结构、艺术方式,或直接、或间接、或曲折、或跌宕地,直指人的灵魂或曰“国民性”.

于是又要说到鲁迅.作为“民族魂”,鲁迅之所以伟大,首先在于他是中国文学、文化之“魂”,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之“魂”.记得李国文先生说过：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不受到鲁迅的影响.此言至少说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国作家若欲有所成就,中国文学若欲有好的品格,离开了、丢弃了鲁迅的精神与传统,是很难实现的.至少在1980年代之前是如此,而1980年代文学之所以有如上所述的辉煌与绚丽,其原由即在于此：它坚持人道主义的文化立场,从“人”出发,又回到“人”本身,以生者、幼者、弱者为本位,矢志于“为现在的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鲁迅语,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追求“人”的理想,坚守“人”的信念,还原“人”的真相,致力“人”的塑造,而其中,写出“人”的灵魂的“真”与“深”,弘扬“人”的品格的“善”与“美”,则是其永恒的尺度与艺术标范.信手拈来两个具体的实例吧：高晓声与汪曾祺,创作的路数与面貌,差异大矣,然而因为同样尊崇鲁迅,却以一样的虔诚,写出了“人”的真实,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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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80年代文学的“单纯”：它以健康、光明的“人”的理想为文学自身的理想,直视、正视、逼视、审视“兽”行“兽”欲“兽”性但决不张扬它.它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憧憬：在“人”所生存的世界上,升起“人”的太阳.这太阳在那10年中,作为过来人,我已经并且现在仍然感觉到并且领受着其光彩熠熠和辉煌绚丽,为着这享受,我对之只有赞美与眷恋.

我对1980年代文学中的人与事,一往情深.我生活在21世纪,见闻和感应着当下的一切,喜怒哀乐兼有.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时代,一个前进的并且相信还会继续前进的时代.我因此感到幸福.我珍惜这幸福,愿这幸福永远继续从而荫及和惠泽我们民族今后的世世代代.包括文学.我曾经、正在并将永远热爱文学,因为这是养育人、养育人的灵魂的事业.我们今天的文学,在任何意义上言均已今非昔比, 但我知道,其令人倾心和醉心之处,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都是来自五四文学和1980年代文学的.反之,则其缺陷与不足、谬误与荒唐,皆因疏离、悖递或背叛前二者之魂的缘故.因此我只有一个祈愿：惟望人的太阳永悬于中天!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