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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行了.
人不能自己做主,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决定,值得追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钟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钟书一口拒绝.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钟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只有以他的聪明,以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不免害怕.劝我们离开祖国的人,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出国也不止一条路.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又如我28岁做中学校长,可说是命.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职.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做下去是千顺百顺,辞职是逆水行舟,还兼逆风,步步艰难.但是我硬是辞了.当时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选择.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顺从她的期望,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而我是想从事创作的.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我虽然辞去校长,名义上我仍是校长,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代理”,学生文凭上,校长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随后珍珠港事变,“孤岛”沉没,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但我的辞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而是我的选择.也许可说,我命中有两年校长的运吧.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做船,把“运途”比做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日寇侵入中国.无锡市沦陷后,钱家曾有个男仆家居无锡农村,得知南京已失守,无锡又失守,就在他家晒粮食的场上,用土法筑了一座能烧死人的大柴堆,全家老少五六口人,一个个跳入火中被烧死.南京失守,日寇屠杀人民、奸污妇女的事,很快就传到了无锡.他们不愿受奸污、被屠杀,全家投火.老百姓未必懂得什么殉国,但他们的行为就是殉国呀!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不由自主吗?这事是逃到上海的本乡人特到钱家报告的.钱钟书已去昆明,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摘自商务印书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