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史的四个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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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出版史研究近年来体现出四个新动向：一是领域的拓展.时段研究开发出宋代和晚明的出版史研究领域,地域研究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中心扩展到了山东、四川以及边疆区域；二是视角的转变,历经了史料研究、文化研究到出版研究几种模式；三是理论的凸显,除了国内学界对编辑出版史原创理论的探索,对西方书史理论的引入成为一个热点；四是研究力量的多元.出版史的研究队伍由传统的藏书家、出版人和文史学者扩展到自然学科,同时形成了科研机构和高校教师为主的专职研究力量.

关 键 词：出版史；研究视角；书史理论

一、领域的拓展

近两年出版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趋势,应该说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内容的细化.

首先是研究时段上的拓展.我国的出版史研究中,印刷革命兴起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近两年的研究也不例外,《民国出版史》、《民国出版的特点探析》等为代表的专著和论文,占据着出版史研究的主要份额.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张元济等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的研究云蒸霞蔚,反映着民国出版史研究的盛况.但近两年的变化是民国之外其他时段的出版史也得到了集中的研究.

一是晚明时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晚明的图书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此,张献忠的《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许军的《明末纸价急降与大众图书市场的繁荣》、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章宏伟的《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和《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潘星星的《晚明杭州坊刻曲本研究》、罗志的《明清政治文化与内府刻书》等从图书市场、出版机构、出版物等方面对晚明图书业进行了审视.

另一个时段是宋代.宋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关节点之一,不但出现了活字印刷的革新技术,而且宋代市民文化蓬勃兴起,为私刻的兴起准备了经济和读者基础.对此,杨玲的《宋代出版文化》、周宝荣的《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郭冰丽的《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等,立足于宋代的出版市场进行发言,重点探讨了出版业兴盛之后,以儒家经典和历书为核心的出版物,如何重建了新型的思想世界和都市文化秩序.繁盛的出版业同时催生了当时先进的出版制度,袁红军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和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探讨了人文性凸显和制度性缺失的宋代版权保护；方宝璋、高月梅的《论宋代的出版管制》,则从另一侧面考察了宋代出版制度的局限一面.宋始,官刻大型图书兴盛,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为代表,系统整理了传统文化.苏勇强、陈久恩的《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典籍中心主义”》、王建华的《唐宋时期道教典籍出版史研究》,张立园的《中国古代养生典籍出版史研究——以宋元养生典籍出版为中心》等,都从具体的典籍出版案例入手,探视了典籍的大量印刷传播与宋代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出版地域上的拓展.出版的繁盛,历来与经济、文化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版史的研究地域也多集中于这些地方.譬如宋代的开封、杭州、苏州、南京,明代的杭州、建阳、眉山,近代的上海和北京等地.近两年的研究中,一些非中心区域也获得了不少关注.譬如山东地区的出版,近两年就有唐桂艳的《清代山东刻书史（一）》、任利荣的《清代山东坊刻举业书研究》、杨轶男的《清代运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业》和《市民文化视阈中的清代山东运河城市民间坊刻：以聊城书庄为中心的考察》、李红霞的《胶东书业与民国时期的济南出版业》等文章.作为一个在出版史上并未占据核心地位的出版区域,能得到如此关注,此前是不多见的.其他地域,尤其是一些非经济发达区域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关于四川的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关于山西的张苏梅的《民国时期阎锡山统治区的山西图书出版研究》、崔波的《1949年前山西境内新华书店的出版事业综述》,关于甘肃的白玉岱的《甘肃出版史略》、张晟国的《陕甘宁边区图书出版事业研究》,关于藏区的、孙洋洋的《康巴藏族地区民族出版研究》,关于内蒙古的胡红梅的《民国时期呼和浩特蒙文编辑出版活动之概述》、哈顺通拉嘎的《“东蒙书局”之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地方出版史研究的吉光片羽,却反映出当前的出版史研究由中心地域向全方位区域的一个转换.

二、视角的转变

中国的出版史研究,经历过几次大的研究视角的转变.早期的研究,注重于史料的收集.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到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都延续着史料传统.直到当下,史料传统依然有着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后,宋应离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袁亮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等,仅从书名就可看出编者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模式是最为吃力的,也最见功夫和价值.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把出版物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文化元素来进行探视的研究视角逐渐兴起.这一研究视角抛弃了在文本内容或者出版机构内部进行史料考辨的研究路数,把探究的重点放在了出版物和出版机构与某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上来.这些研究者大都来自于文史学界,他们从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使中国出版业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近年来,随着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大,加之文化研究思潮、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等西方学说成为热潮,走这种文化研究思路的人越来越多.以近两年的研究来看,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张世海的《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肖超的《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肖朗等人的《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王云五的人际交游为考察中心》、王建辉的《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高奋的《辛亥革命前国内重要翻译机构的出版活动与西学的传播》、冯保善的《明清江南出版业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刘天振的《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代晓冬的《“民族镜像”的认同之舞：试论〈新青年〉的出版史意义》、喻永庆的《〈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张霞的《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博玫的《中国近现代出版理念与知识分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关系》等一大批成果,都采用了一种文化研究的视角.换句话说,在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中,某某书局、某某人物与某某文化现象的关系”这样的题目,已经成为出版史研究一个不胜枚举的研究现象.史料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思路,构成了出版史研究的主线,至少在近十年内,出版史的主要成果是可以划分在这两大门类之下的.但近年来,随着出版学科的日渐成熟,出版史研究的另一视角——“出版”研究,开始成为学界逐渐考虑的一个问题.1982年,罗伯特·达恩顿发表开创性的论文《什么是书史》,从出版学意义上,为书史的研究画了一个循环的圆圈.圆圈从作者开始,经过编者—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等多个环节,构成了图书出版的全过程.因此,“出版”意义上的出版史研究,似乎更应该从以上的几个关节点入手进行考察,而不仅仅是出版内容的审视.在这种思路之下,近年来的研究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2011年10月,赵健的《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从书籍装帧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书籍设计的现代性如何发端这一问题.其采用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在线装书到洋装书这一图书形制的转变之外,又探讨了平装书具有的现代化表征、版面结构与阅读习惯的革命等版本之外的问题,从而具有了现代出版学的特征.此外,近两年体现出版史研究中“出版”特征的,还有出版流通和出版制度的研究.出版流通方面,杜金的《明清民间商业运作下的“官箴书”传播——以坊刻与书肆为视角》和《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二文,从民间、官员两个层面分析了“官箴书”的传播方式,甘于黎的《中国古代的“佣书”业与图书流通》,则从古代出版业独特的“佣书”现象入手,分析了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图书流通渠道.出版制度方面,张运君的《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袁红军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范军的《略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三种形式》、张天星的《晚清报刊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