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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只拜访过祖光先生三次,且已时过数年,但先生的音容至今历历在目,先生的风范,如光风霁月令人无限追怀.
我得识先生,是陈登科介绍的.
大约在1986年仲春,我们阜阳筹建“颍州西湖碑林”,想征求一些文人书法,我便趁陪同陈老赴京开会之际,请他介绍一下.于是,陈老给吴祖光、冯牧、李准、唐达成、江晓天几位打了.我便第一次登上东大街吴先生的家门,受到先生同风霞大姐的热情接待.
一杯茶刚端上来,吴先生便递给我一幅字,展开观之：
香风引到大篱天 月地云阶择洞仙
共话人间惆怅事 不知今夕是何年
先生一面读给我听,一面谦逊地说：“写得不好,不能制碑就留你作纪念吧.”我十分感动,没想到他昨天才接的陈老,这么快就写好了.凤霞大姐热诚地说：“登科是我们信得过的朋友.志成是登科的朋友,自然也是我们的朋友.”一句话,使我消除了拘谨,顿生一见如故之感.所以谈话也十分深入.其中,我特意问到他五七年因文罹祸被错划为“”,究竟是篇什么文章先生说文章题名叫《将军失手掉了》.我曾经认真读过那篇发表在1957年2月5日《文汇报》上的千字文.说的是戏曲学校青年武生,在舞台上开打的时候,手里的长两次落地,借以劝诫青年应磨练踏实功夫；通篇充满了对年轻一代的关心和爱护；虽经近半个世纪的时光淘洗,今天读来也找不到丝毫“恶毒攻击”的字句甚或含意.所以,我很为先生不平.但,先生并不像我那样激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虽涉及不少“惆怅”之事,他却始终是那样平静而释然,一派坦荡荡的君子风度.
第二次是1991年4月.我听到一些传言,很为先生忧心,便同女儿一起去看望他.记得给他带了两瓷瓶半斤装的家乡酒,他见了说：“我又不喝酒,不过,这两个小瓶子倒是不俗.”便很高兴地随手放到书架上.
我观先生一如往常地心平气和,看到桌子上正在写的“元杂剧系列”之《窦娥冤》一部手稿.
我和先生立于客厅东窗之下,俯瞰窗外马路上往来如梭的车辆与行人.谈到他关于《苦恋》的一番直言,以及有关见闻和谣言等等.这一次,先生为我写了三幅“生正逢时”的条幅.问他为何不写“生不逢时”呢他沉默了一会说：“我这一生什么都经历了,见到了,不是生正逢时吗”说毕,又在我的册页上写了四句：
日长如岁闲亦倦 事大于天睡便休
学得做哑装聋法 也无欢喜也无愁
由于“如岁”写成“无事”先生注道：“老迈昏庸,宿酒未醒,写错两字,糟踏好纸,罪过！”
然则,先生并不“昏庸”,也没有“学得做哑装聋”之法,1992年6月11日,又发表了激起国内外新闻界轩然大波的一篇千字文.缘起一家国贸市场的工作人员,因侮辱两位女顾客而受到处罚和媒体的批评.先生好心地写文章,提出《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的希望,却好心不得好报,受到那家市场的起诉.其实这种“店大欺客”的行为,并非个别现象；有些事,做得,却说不得,更批评不得,也是一类普遍存在的时弊,只不过大多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我便是在这场“官司”处于最后阶段的1995年3月16日第三次去看望先生的.家中的气氛有点热烈,铃不断响起,从先生接叙谈的口吻听,已经没有了案发初期的愤慨,言语中充满了一种“必胜”的信心.我很为他即将摆脱三年之久的案件“纠缠”而庆幸,然而其中种种不公、不平的遭遇,使人觉得“感慨多于喜悦”.他说：“我现在想的更多的问题,是如何改善社会风气的问题,如何提高人的素质的问题.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不能修身,至君子而小人,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这话对当今的领导干部、平民百姓,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三思而行之！”
每与先生相对交谈,我都觉得他对问题看得比常人深,想得比常人远,眉宇之间闪动着忧国之思,话语之中含蕴着忧民之情.好像他随时随地都准备着“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等以此观先生一生,刚直不阿,仗义执言；常因言因文获咎得祸,使他屡遭不幸,磨难缠身,却九死不悔,依然敢怒、敢言、敢写.其为人、为文“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文坛沉浮为真理,平生荣辱天下知”.
最后一次见面,先生给我写的是：“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如今挂在我书房的墙壁之上；静夜凝视暮然感到：这正是先生的自我写照啊.
责任编辑 陈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