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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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之间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代表性文学作品有《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

知识分子与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是一个待别复杂且尴尬的问题,正如马克塞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所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内在驱力:一是精英主义倾向,指向理性化的等级秩序或集权化的组织体制;一是民粹主义倾向,强调依靠觉悟的农民大众.”
从晚清资产阶级革命到大革命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是精英主义倾向起着主导作用.知识分子是中国最早的觉醒者和启蒙者,扮演着当仁不让的革命者角色.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向农村的延伸,农民阶级的革命潜能开始显现出来,农民取代知识分子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在湖南农村调查,看到了鲁迅笔下被“不准革命”的阿Q们的革命能量,欣喜于农动的巨大威力,他从中得出对中国革命的判断:“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不过,知识分子依然有着农民阶级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传播思想,播下火种.
但是,知识分子与农民阶级几乎有着水火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两个阶级要结成联盟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而且由于智识的优势,知识分子很难单纯地服膺某一思想,要说服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认同这些“思想狭隘的乡下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有必要”与工农大众结合,“有必要”向工农大众学习.这项思想工作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的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二是夸张农民的作用.除了宣扬农民的革命力量外,还从思想品格上论证农民优于知识分子:“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选集》显然,这个“干净”并非是指身体上而是指思想上.
农民作用的上升与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导致了中国革命由精英主义向民粹主义转化,把自近代以来一直充当着启蒙者和拯救者角色的知识分子拉下了神坛.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自我批判,“整风以后,才猛然惊醒,才知道自己原来象那种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虽说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还有一半或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何其芳文集》).无论是知识分子本身还是工农大众,都对知识者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在这种情绪和气氛下,知识分子渐渐失掉了“五四”以来的自信.
审视早期革命文学可以发现,文学家们虽然在宣传革命,但他们都没有像那样从阶级的角度来探讨知识分子的革命性问题,也没有获得那样清晰的阶级认知.从蒋光慈、胡也频、洪灵菲、茅盾、丁玲等人的创作来看,他们笔下的革命者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没有想到过后来者萦怀于心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作为一个动摇不定的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的合法性换言之,知识分子该如何背叛自己的出身而与工农结合,从而获得坚决彻底的革命动力茅盾虽然描写了章秋柳等人的颓废,担心她们会沉沦下去,但却认为,“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丁玲写了众多知识分子革命者,有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如韦护、望微、美琳等,也有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如三小姐.但作者从来没怀疑过他们的革命性,他们中间只有革命与不革命之分,并无反革命或革命的动摇者.蒋光慈的创作,从《少年漂泊者》到《咆哮了的土地》,大部分革命者都是知识分子.总之,早期革命文学中,知识分子革命者都是启蒙者,是勇于背叛自己阶级的信仰者、献身者.
按后来严格的阶级观来考察,这类叙事显然是幼稚而天真的,不过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象.在标准的阶级叙事中,像章秋柳那种沉迷于享乐的个人主义者,想韦护那种在从事革命工作时还维持优雅生活方式的唯美者,像张素裳那种资产阶级沙龙里的太太,都不太可能成为坚决的革命者.丁玲后来也自我批评《田家冲》,“没有把三小姐从地主的女儿变为前进的女儿的步骤写出,虽说这是可能的,却让人有罗曼谛克的感觉”(《丁玲文集》).
延安文学以后特别是革命历史小说,致力于挖掘人物的阶级性与革命性的关联,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愈来愈少,反革命形象却愈来愈多地“分配”给知识分子.
《苦菜花》就提供了两个反面知识分子形象:王柬芝和宫少尼.王柬芝与一般在乡村生活的“土地主”不同,他是一个在北平的大学里念过新闻系的“洋地主”.他读书时就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又奉命与日本人勾结,是一个间谍兼汉奸.由于长年在外,他“没面对面地剥削压迫过农民,没得罪过人,回家的那几次他也非常注意到博得老百姓的好感”,甚至还把粮仓里快发霉了的粮食分给那些饿得发昏的穷小子,获得了无数的感激.为了掩盖自己回乡搞破坏的真实目的,他回乡后表现得十分积极,不仅明确表示支持政府对他的叔伯弟兄、地主兼汉奸王唯一的死刑判决,还编造自己在外面因抗日而入狱的经历,叙述自己如何为了参加领导的抗日,不顾敌人阻难而坚决回乡的故事.此外,“王柬芝还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抗日爱国心.他把山峦、土地献出一部分来,又把大批陈粮交了公粮,并自愿帮助政府办小学,以尽他知识分子一点力量.”
显然,这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新型地主,与那些掳掠、鱼肉乡里而招人仇恨的黄世仁式“土地主”不可同日而语,而这种阴险狡诈性格的获得显然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有关:他大学毕业后从事的公开职业都是编辑、教师一类的知识分子职业.正因为他的这种身份和行事方式,使得他的破坏隐蔽而深藏不露.
宫少尼则是王柬芝的姑表弟,是学校的老师,外表光鲜时髦,“留着洋头,镶着金牙,细溜溜的身材,穿的漂漂亮亮,很是洒落雅致,满身风流”.这样一个年轻风流的青年不仅与王柬芝共同作恶,在道德品质上也极其丑恶.他看上了表嫂杏莉母亲(被王柬芝长期抛弃在家的妻子),但遭到拒绝,后来他发现了杏莉母亲与长工王长锁的奸情,于是设计逼杏莉母亲就范,满足自己的淫欲.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乡村也碰到一个王柬芝式的地主――宋郁彬.王先生曾特别提醒林道静要当心宋郁彬,并说他与其父亲宋贵堂不同,因为宋贵堂“坏在外面,还好斗”,而对于毕业于中国大学的宋郁彬,单纯稚嫩的林道静显然不是对手.宋贵堂不仅处处抠门吝啬,还脾气古怪.而宋郁彬则对人宽厚,和气文雅,林道静觉得“他是他们一家人中比较通达情理,也是对人最好的一个”.他甚至对道静表达他不愿意“过这些收租讨[2]债的日子”,而是“喜欢研究学问”,以致道静“竟有些同情他的遭遇”,认为是这个地主家庭葬送了他的前程.但事实证明了王先生的判断,宋郁彬不过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他干事比他的父亲更狠毒,甚至在要暗害林道静等人时还能装得和平时一样和蔼可亲.显然,这类知识分子型地主比老式地主可怕得多,危害性更大.
《迎春花》中的初小教员孙若西则是宫少尼一类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花言巧语,贪图个人享受,玩弄女性感情的人.春玲失望于儒春的落后犹豫不决之时,孙若西以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求爱模式开始热烈地追求春玲:他认真为春玲辅导功课,对她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写给春玲的情书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话语:“我最心爱的,春天的花朵,春玲等”春玲被这种求爱方式所打动,而且知道孙若西还积极要求入党、追求进步,使得她在心理上已经完全倾向于他.但当春玲要求他也去参军支援前方时,他却表现出虚伪、胆小和懦弱,春玲这才认清了他的真实思想和伪装,因此与他一刀两断.而当孙若西发现“软”的不行竟想强占春玲时,更暴露了这个人的卑鄙无耻.孙若西被春玲抛弃后,又欺骗了意志不坚定的淑娴,最后又抛弃淑娴另娶了一个女学生,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感情骗子.春玲父亲事后的忠告是:“孙若西和儒春不能一样看,他们出身不同.儒春是庄稼人,好坏摆在眼前,实实在在.孙若西那类人,真真假假不一定.不能看他们的表面,要看骨子”.
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地主的儿子李杰曾以与家庭划清界限、“弑父”的方式取得了革命者资格,但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王柬芝、宋郁彬们被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们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其地主出身注定他会是反革命,所受的教育反倒让他们比老地主更阴险狡猾.这些反革命(落后者)身上,由于其知识分子背景而被刻上了这样一些标志:反动、虚伪、奸诈、,不仅涉及他们的政治倾向,也涉及道德评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面人物主要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包含富农在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并不包括出身于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知识分子――出身于无产阶级或贫农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正面英雄.譬如《红旗谱》中的运涛、江涛出身于贫农家庭,农民朱老巩、朱老忠、朱大贵一家三代,都是坚贞不屈的革命者;《青春之歌》中成熟的革命者江华,则是煤矿工人出身.即使是被认为塑造了最真实人物形象的《三家巷》,写了复杂的爱情、亲情,但也没有逾越最后的界限――以阶级性来划分革命与非革命,彻底斩断了出身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结合的可能性.何、陈、周三家人分别代表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阶级属性本质地决定了他们各自的选择和命运.出身资产阶级的陈文雄、陈文婷几兄妹虽然也革命过,但最终还是背叛了革命.而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周榕、周炳兄弟,区桃等则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
在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中,已经隐约可见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影子.“血统论”是阶级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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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形式.期间,许多血统不正、出身不好的人被剥夺了受教育、参与社会的权利和机会,许多人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这样一来,革命文学中关于知识分子的革命叙事演变成以出身为分野的阶级叙事,知识分子问题最终还是落到了阶级问题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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