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语课本与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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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叶圣陶编写、丰子恺书写并绘插图的《开明国语课本》出版.这套构思新颖、文图有机结合的教科书一经推出,就广受教育界赞誉和儿童读者的欢迎,曾先后印行40余版次.1940年代末,还分别改名为《幼童国语读本》、《少年国语读本》修订出版.1949年之后,凝聚编绘者创见与智慧、在民国时期风靡一时的《开明国语课本》逐渐淡出教科书的历史舞台.直到2005年“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老课本”系列的出版,这套尘封已久的老课本才与《商务国语教科书》和《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一道再次展现了当年教科书的风姿.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套精心编著的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的影响和意义似乎更多停留于民国时期.

除却其教科书的定位,《开明国语课本》还有另一层极为重要但却不被人关注的意义,就是其对于儿童文学研究的价值.遗憾的是,《开明国语课本》作为教科书的巨大成功遮蔽了其作为儿童文学的价值,以致这些丰富的文本长期被排除在儿童文学之外,缺少必要的整理和研究的关注.为此,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展开探讨:首先是发现《开明国语课本》作为儿童文学文本的价值,挖掘其被教科书的光环所遮蔽的文学性,考察课本作为儿童文学的“正名”过程,其次是对《开明国语课本》作为儿童文学典范意义的审视,从改编问题、教科书的儿童文学化等方面探讨国语教科书与儿童文学研究的联系,并由此反思当下儿童文学研究视野构建中的问题.

一《开明国语课本》作为儿童文学的“正名”

教科书的编撰能否纳入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活动,课本中的作品是否可视为儿童文学作品这些疑问从教科书出版的1930年代就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当下.

《开明国语课本》编撰出版前后,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在《北斗》杂志连载①并引起评论界的注意,被认为是“取了和《稻草人》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样相”②.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叶圣陶创作状态的质疑:“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出现的《稻草人》,不但在叶氏个人,对于当时整个新文学运动也应该是一部有意义的作品等可惜的是,那以后不但叶氏个人没有从这个成绩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且很少看到其他的致力儿童文学的作者.这个现象一直继续到《大林和小林》底出现.”③仔细品味这段话,不难发现胡风对叶圣陶儿童文学创作状态的些许喟叹.姑且不论《大林和小林》的成就,仅就叶圣陶的创作而言,事实是否如胡风质疑的那样没有新成绩呢

的确,当时的叶圣陶正全情投入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一九三二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等在这里提出来,希望能引起有关同志的注意.”④可见,叶圣陶明确而坚定地将教科书的编撰视为儿童文学活动,而且是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同时,时隔近半个世纪的这番话也可算是对当年儿童文学创作状态的一种“辩解”和对时人质疑的回应吧.不难想象要在一年之中创编四百来篇作品是何等繁重而浩大的工程,编撰者的勤奋及其甘为儿童奉献的殷切之意溢于言表.

作为一名认定“文艺家对于儿童文艺更不可不努力”并强力呼吁:“为最可宝爱的后来者着想,为将来的世界着想,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总该列为重要事件之一.”⑤的儿童文学创作者,是否真的满足于《稻草人》的成绩而止步不前了呢问题的关键有二,其一在于作家的真实创作状态,其二在于评论者的评判标准与视角.

作为一部顺应教科书儿童文学化趋势的教材,在编辑要旨中,叶圣陶明确强调了《开明国语课本》的文学性:“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自然、艺术等科企图作充分的联络,但本身仍然是文学的.”“本书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词、句、语调力求与儿童切近,同时又和标准语相吻合,适于儿童诵读或吟咏.”⑥可见,在叶圣陶看来,这套课本所秉持的仍是“五四”时期所开创的“儿童本位论”文学创作传统.

那么,这些兢兢业业编写的文字能够经受艺术上的检验而名正言顺地进入儿童文学的殿堂吗这就需要对这些徜徉在儿童文学殿堂之外的作品进行“正名”.儿童文学概念界定的核心不外乎三条:其一是为儿童创作的,其二是作品的艺术个性和审美价值迥异于的特质,其三,作品适合儿童接受.如果以这三条来考量《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不难发现其精心描摹的童真、童趣且诗意隽永的孩童世界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立足于儿童文学的殿堂.如童趣盎然的《太阳》:“太阳,太阳,你起来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而问答体的《小猫姓什么》在浓郁的生活气息中呈现孩童的天真与好奇:“小猫姓什么,你知道吗小猫姓小.怎么知道他姓小大家都叫他小白小白,他不是姓小吗不对,不对,小白两个字是他的名字.那么他姓什么我也不知道.”再如《绿衣邮差上门来》中对信件的生动描绘:“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可见,这些遵循儿童本位论的创作原则、适应儿童审美接受需求且为儿童受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完全能够经受儿童文学概念和艺术品质的检验.因此,评论界对叶圣陶创作状态的质疑就成为一种“误读”,而徜徉在儿童文学殿堂之外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散文、童话、诗歌、歌谣等作品,完全应该给予“正名”并纳入叶圣陶儿童文学创作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在《开明国语课本》作为儿童文学的“正名”过程中,更为关键的仍是研究者的评判标准与视角问题.因为早在1980年,叶圣陶就将《开明国语课本》的编撰活动视为重要的儿童文学活动,并期待引起有关同志的注意.而在1984年,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选的《叶圣陶集》第四卷收录了《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中部分歌谣、散文以及对现成的童话、寓言、小说、民间故事等进行再创作的8篇作品.2005年,叶小沫参与编选的《叶圣陶儿童文学全集》收录了《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中作品达92篇:儿童生活故事13篇、童话16篇、散文22篇、小说1篇、诗歌17篇、小话剧5篇、再创作的作品18篇⑦.但无论是叶圣陶的期待还是其后人的出版行为,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叶圣陶儿童文学研究的视线依然集中于《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如何才能有效地使这些作品进入儿童文学研究视野,深入体认其文本价值,还原其在叶圣陶儿童文学创作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二正名之后的思索儿童文学研究视野之建构

叶圣陶晚年对《开明国语课本》的编撰工作以及其作为儿童文学的价值的一再强调,并非一时兴起的缅怀.在我看来,“引起有关同志的注意”的希望可谓意味深长,甚至带有某种深远的启示意义,引导着我们去注意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既然这些作品具备鲜明的儿童文学特质、为儿童喜闻乐见且广泛传播,为何儿童文学研究界对此长期熟视无睹,是儿童文学研究意识的迟钝还是有意识的遮蔽悬置

如果说,对《开明小学国语课本》的“正名”带有个案性,是对个体性的文本价值的发现和对创作者艺术轨迹的一种还原,那么,对于缘何被遮蔽的拷问则意在探究这种个案背后的典范意义,是对于儿童文学研究方法及其研究视野的质疑.这主要涉及当下儿童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如何看待改编问题和教科书儿童文学化的问题.

(一)亟须重拾重视改编作品研究的传统.

所谓“改编”是英语rewrite的翻译语,它是指将民间文学、中具有童话和儿童文学因素的作品、所谓大众文学等,根据儿重文学的定义和条件改编而成的文学.⑧因此,改编既是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策略,也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形式.日本学者上笙一郎认为:改编并不比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更容易,它需要付出同样艰巨的精神劳动⑨.在《儿童文学引论》一书中,他将改编儿童文学与童话、儿童小说等并列为表现儿童文学内容的十种形式.同时,世界儿童文学史上不乏改编的成功案例,如布尔芬奇的《希腊罗马神话》、兰姆姊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等,都是耳熟能详的改编精品.

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来看,改编、翻译、原创三者构成了儿童文学生产格局三足鼎立之势,改编是促成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发生期,本土原创作品相对薄弱和匮乏,翻译作品大行其道,以现代观念对中国传统、民间资源的改编以及以中国化方式对域外资源的改写成为了儿童文学本土化建设努力的重要手段.如1909年商务印书馆的孙毓修编撰出版的大型丛书《童话》,被誉为“我国校外读物之嚆矢”⑩.《童话》丛书的出版发行,不仅是中国儿童读物出版史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促成“五四”儿童文学诞生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就其来源构成而论,在孙毓修编辑的77种《童话》中除却来自中国历史故事的29种,其余的48种都源于西洋民间故事和名著.B11由此观之,这位被称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B12、“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B13的先行者,实在是改编高手.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同事,茅盾对孙氏的改编工作极为赞赏并明确其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用白话编译的《无猫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B14“‘五四’时代的‘儿童文学运动’,大体说来,就是把从前孙毓修先生(他是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所已经“改编”(Reto1d)过的或者他未曾用过的西洋的现成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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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童话”再来一次所谓“直译”.B15此后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秉持了“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B16孙毓修的改编传统,“五四”时期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黎锦晖主编的《小朋友》等专门性儿童刊物都十分注重改编作品的刊登.即使在当代,经由中外经典著作改编而成的作品仍是童书出版格局中重要板块.


同时,“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理论逐渐树立了重视改编作品研究的传统,只是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日渐失落了这一维度.早期的儿童文学研究曾一度将改编作品纳入儿童文学的来源范畴加以考察,并以之作为儿童文学事业建设的重要基础.如周作人《征求绍兴儿童童话启》的开篇即提出:“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材料.”B17此后在《儿童的文学》、《儿童的书》等重要文章中,他仍坚持倡导要收集各地的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加以编订成为“儿童的书”.早期的1923年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研究》、1928年张圣瑜的《儿童文学概论》和1930年代王人路的《儿童读物的研究》、钱莘《儿童文学》、吕伯攸《儿童文学概论》等专著,以及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周邦道《儿童的文学研究》等重要论文都以不同篇幅对收集的途径、改编的标准等问题进行相应的论述.如魏寿镛、周侯予将收集、翻译、创作列为儿童文学三大来源,建议从民间口传、旧有书籍和各书局、学校出版的书籍、报刊等出版物中收集儿童文学材料,用“客观的标准”加以审查,或者摘取,或者修改.B18

因此,无论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实践还是“五四”儿童文学批评开创的传统,改编问题都是儿童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维度.只是,当代儿童文学批评逐渐失落了这一研究传统.回到《开明国语课本》本身,改编或者说再创作的作品多达200多篇:既有对本土童话、寓言、小说、民间故事的改编,如《比老虎更凶猛的东西》、《景阳冈》、《河神的新娘》,又有对域外小说、人物传记的再创作,如《荒岛上的鲁滨逊》、《达尔文》等.这些遍览古今、融汇中西的篇目不仅是改编作品的成绩见证,更是探求儿童文学改编策略、标准、特点等问题的不可多的艺术样本.因此,儿童文学研究还改编问题以一席位置,重张关注改编的传统有利于纠正当下改编作品艺术品质良莠不齐的现实弊病,更是维系儿童文学的本土特色与民族传统,进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探究儿童文学异质性生存的一种路径.

(二)教科书的儿童文学化问题.

“今天所讲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美国的斯喀特尔(H.E.Scudder)、麦克林托克(P.L.Maclintoak)诸人都有这样名称的书,说明文学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他们以为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B19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平孔德学校演讲的这一番话道出了“五四”前后儿童文学与小学教育的紧密联系,当时儿童文学俨然已成为教育界的一种时髦追求:“年来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研究试验的,不是这个儿童文学’问题么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演讲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B20吴研因在《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进一步印证了这种风潮:民国十年以前儿童文学在教科书中的分量很少.不过到了民国十年左右,提倡儿童文学呼声日烈,“儿童文学的就大涨起来,所谓新学制的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做了中心,各书坊的国语教科书,例如商务的《新学制》,中华的《新教材》,《新教育》,世界的《新学制》等就也拿儿童文学做标榜,采入了物话、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民歌等等,别的教科书如历史地理等,也有人主张参入些文学的趣味,但是没有完全做到.”B21直到吴研因撰文的1935年,这种状况还在延续:“儿童文学在教科书中抬头,一直到现在,并没有改变.近几年来,虽然有人因为反对所谓‘鸟言兽语’,反对整个的儿童文学(鸟言兽语不能代表整个的儿童文学),恨不能把儿童文学撵出小学教科书去.可是据教育部去年拟了问题发交各省市小学教育界研究的结果,小学教育界仍旧全国一致地主张国语课程,应当把儿童文学做中心.”B22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民国教育部对1929年颁行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加以修订,修订的结果促使儿童文学在初等教育阶段的地位更加稳固.由此可见,学制改革的相关制度与小学教育界的鼎力支持使儿童文学逐步得以在小学国语教科书安营扎寨,而教科书的广泛发行和教学实践的开展极大地拓展了儿童文学的传播范围,优化了传播效果.

出版于1932年的《开民国语课本》,就是当时出版界以儿童文学为中心而编印的众多国语课本中出类拔萃的一种.叶圣陶认为“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B23如此精简的编撰说明却极富蕴含,因为教材的成功与叶圣陶曾经做过小学教员的经历、“文艺家对于儿童文艺更不可不努力”B24的信念、自《小白船》以来十多年间积累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以及对读者受众接受需求的精准定位和独到认识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关注教科书的儿童文学化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为儿童文学与教育关系的研究拓展思路.从儿童的被发现、儿童问题的提出、儿童本位论的倡导到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的诞生,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始终与教育问题紧密结合,互惠互利,互相促进.围绕着儿童文学与教育的话题,教育批评与儿童文学批评协同合作.主要有两种路向的努力,一种是以儿童文学为起点和落脚点,涉及相关的教育性问题,如赵景深编选的《童话评论》中“教育学上的研究”中收录的《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的价值》等,另一种是以教育问题为旨趣和目的,儿童文学作为解决教育问题、承载教育理念的一种载体,如《中华教育界》刊载的“儿童用书研究专号”研究文章、教科书的儿童文学化就是典型的现象.但在更多的时候,儿童文学与教育问题是互相渗透融合的,以至早期的儿童文学论著都有着鲜明的教育实践性.如朱鼎元的《儿童文学概论》主要供儿童文学教师使用,张圣瑜的《儿童文学研究》更是基本原理的阐述与教学实践的探讨并重,而对儿童文学教学法的热衷更是早期儿童文学理论论著的共同特点.魏寿镛、周侯予、朱鼎元、张圣瑜、赵侣青、徐千、钱莘、吕伯攸、葛承训等,无论是否有着从事教育的个人经历,这些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先行者都自觉肩负起服务教育的神圣职责,赋予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以鲜明的教育学品格.而正是对儿童文学教育品格的重视,使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多元的资源,如儿童文学与儿童图书馆、儿童文学与家庭教育等命题.

1949年之后,偏重儿童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培养工具的强调,急功近利、偏狭失衡的教育工具论一度主导着儿童文学的发展主潮,致使儿童文学创作艺术性下滑而沦落为儿童问题解决手册,这也导致了儿童文学研究在面对教育性问题时的纠结与阴影.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艺术性的回归和丰富多元的繁荣局面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艺术性与教育性的紧张冲突,但与此同时教育品性之于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也受到削弱.较之早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对教育问题的热衷与主动、自觉的探索意识,当下的儿童文学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显得有些局促和被动.除了对艺术文本的教育性相对娴熟的解读,着眼于理论体系建设或致力于现实问题干预的思考相对较少,因而在素质教育、语文教改等关系儿童成长的重大话题中儿童文学的声音有些边缘化和微弱.早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所秉持的,以教育品性促成社会新人的培育和参与社会改造的胸襟和文化抱负,在当代的儿童文学批评中有些冷却.

因此,重提叶圣陶编撰的《开明国语课本》,不单因其反映了教科书儿童文学化的历史,更是因为儿童文学进入学制的进程关系着儿童文学艺术效果社会化的程度,也是衡量儿童文学普及、传播状况和儿童文学作家对现实参与能力的重要标准.同时,在儿童文学批评现实干预能力和教育品格削弱的语境下,对早期儿童文学批评传统的回顾,不仅提醒着当下的研究要以更为延展、开放的视野重新审视儿童文学与教育问题,而且也是对儿童文学以何种胸襟与气度推进自身理论体系建设的一种启示.

作为一个极富张力的个案,《开明国语课本》作为儿童文学的“正名”过程及其被遮蔽背后牵引出的改编问题、儿童文学与教育问题,为我们更好思考当下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路径.当然,在儿童文学百年发展历程的丰厚沉积中,叶圣陶和《开明国语课本》只是诸多被遮蔽而亟须研究或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一.因此,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不仅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在现实向度上提升批评的现实效力,而且需要反顾和尊重传统,在历史的向度上下功夫,让那些尘封的、遮蔽的各种样态和面貌的有价值存在重新闪光.

注释:

①张天翼:《大林和小林》,载《北斗》1931年1~4期,1932年第1、3、4期.

②③胡风:《关于儿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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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见《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④B23叶圣陶:《我和儿童文学》,见叶圣陶、冰心等著《我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9页,第9页.

⑤B24叶圣陶:《文艺谈七》,《晨报副刊》1921年3月12日.

⑥《小学初级学生用<开明国语课本>编辑要旨》,见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

⑦叶小沫:《爷爷的儿童文学全集》,载《出版史料》2008年第2期.

⑧⑨[日]上笙一郎:《儿童文学引论》,郎樱、徐效民译,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第7页.

⑩《清末的三种少年儿童书刊》,原载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五日(1909)《教育杂志》创刊号(第1年第1期),转引自王泉根《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5页.

B11赵景深:《孙毓修童话的来源》,见赵景深《民间故事研究》,尚志书局出版1928年版.

B12B15茅盾:《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中,载《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期,1935年2月.

B13B14B16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回忆录(一)》,载《新文学史料》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B17周作人:《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1914年1月20日.转引自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151页.

B18B20魏寿镛、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1~33页,第1页.

B19周作人:《儿童的文学》,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出版.

B21B22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载《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11期,1935年5月出版.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杨梅

实习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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