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动员专家朱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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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林,江苏淮安市人,1948年7月生,1969年入伍,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现为武汉军事经济学院国防经济系教授,大校军衔,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通信评议专家,国家《国民经济动员法》起草小组成员.

一大早,我就动身前往武汉军事经济学院,按约采访朱庆林教授.天空刚刚放晴,想起昨日抵鄂时的斜风细雨,觉得自己现在这种迫切的心情与陡然升温的晴好天气真可谓不期而遇.

先前,因为要写一篇有关“战争动员”的论文,比较挠头,我在电子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名字,并对“国民经济动员”这个陌生的概念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没想到时隔不久,竟要在此相遇.

朱庆林身着军装,两鬓霜白,举止间透着一股儒雅之气.九点钟的太阳投射在朱庆林镶满四颗星星的肩章上,近六十岁的人了,身子却挺得板直,没有多年的养成不会有这么标准的军人坐姿.

“听说你是学战时政治工作的?好啊好啊,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我们目前研究的战争动员就跟战时政治工作中的政治动员密切相关啊.”

朱庆林找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切入点来打开局面.我判断,朱庆林是个相当细致的人.他招呼学生给我泡茶,自己的嘴唇却干裂着,一路舟车劳顿,到家后连一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立刻赶到了办公室.

只有准备战争才能避免战争

阳光热烈地亲和着室内几株生长茂盛的绿色植物.有朱教授善察人意的引导,我很快放松下来.“朱教授,在战时,大家可能会意识到国民经济动员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在和平时期,这个意识很容易淡漠.现在,我们花那么多精力来研究它,是不是有些过于务虚啊?再说了,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瞬息万变,我们只能因时应势,根据临时出现的复杂状况来研究对策,难免又会出现理论滞后的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朱庆林对这样的问题似乎早就有所思索.“你这个问题算是问到点上了,很有代表性.真高兴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咱们的国防了.但是,从这儿也能看出你对国民经济动员的概念还是理解得不够透彻,把战争动员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属种关系没有弄明白.这不能怪你,可不得不说的是,以往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们深度思考问题造成了某种束缚,忽略了国民经济动员就是为国家安全服务的这种特殊性.长期以来,人们把国民经济动员仅仅看成是准备和进行战争的手段与途径,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不仅国家的军事安全需要国民经济动员来维护,而且大量的非军事安全利益也需要利用国民经济动员来维护.”

朱庆林语言非常简单凝练,我甚至能想象出他给学生上课时的表情.他又补充道：

“你来是个机会,通过你们的文章可以呼吁一下嘛,当代军人极需要强化危机意识.刀入库,马放南山的想法要不得啊.看看犹太民族,再看看瑞士,最坚固的防线其实是建筑在人们思想上的防线,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形成强而有力的威慑,这是一颗看不见的精神啊.”

我一边听着,一边暗想,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竟然并不被大众所熟知,实在是一种遗憾.朱庆林告诉我,欧洲苏黎士湖畔的明珠瑞士,面积不足4.2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640万,处于两次世界大战烈焰的中心,却出人意料地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祸殃.在瑞士,无论怎样小的村庄,至少都有三样东西：礼拜堂、咖啡店和打靶场,他们的意志非常坚定,思想非常统一.瑞士之所以能保持一方平静,强烈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是他们的“镇国之宝”.“国民经济动员要有人研究,这方面的知识还要普及,不仅决策层要重视起来,各个战区要动起来,而且整个国家全部国民的思想都要武装起来,因为国民经济动员的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组织工作的周密性之强,需要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全国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成为一部运转灵敏的国民经济动员机器.”

的确如此.现代战争已经开始由机械化形态向信息化形态转变,信息战争的网络化、精确化、实时化和多维化对国民经济动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告诉我们,战争的烽烟并未渐行渐远,“军人时刻为战胜”的意识不应若即若离.作为当代的中国军人,我们应该知道军队的根本职能是战斗队,在战争年代表现为直接参战,在和平时期则表现为时刻备战.我们的价值不仅表现在战场,也反映在战备中.“落后即挨打”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应该真正深入骨髓的一种战斗精神.

中国的长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防御工事,它却没有阻挡住任何一次北方铁骑的冲锋；一战中贝当元帅对德国的飞机和坦克视而不见,拼命地在全部国防线上修筑起了“马其诺防线”,五十万法军坐在坚固的防御工事里瞬间变成了俘虏；苏军突破了日军在华筑垒的东宁要塞；美军越过了萨达姆防线等随着战争样式的转变,地面上的防线被突破了,海上的防线消失了,空中的防线模糊了,“防线”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思想的较量.

守住你的金矿

朱庆林和国防经济系的命运一直是紧紧相连的,每当出现一次变革,经历一次转折,发生一次飞跃,就像心跳和呼吸一样会相互受到影响.只是那时的他还无法精确地表述自己对国防经济系逐渐产生出亲情一般的感受,它深埋在朱庆林的潜意识当中.自从他踏进军经的校门,进入当初还只是被称做国防经济教研组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人生拴在了学院发展的前程上.

国防经济系的前身是学院在1987年成立的一个教研组,到了1994年教研组变成了国防经济系.如今,它是全国全军规模最大、建制最全的专业学科,2001年被国家批准为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是全国第一个研究国防经济学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是全军第一个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我们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有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年轻教员,师资力量强劲.我们有两地办学和开门办学的优势,武汉院本部和襄樊分院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加快了任职教育和短期培训的速度.国家还把全国的国民经济动员干部培训任务委托给我们国防经济系,把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交到我们手里,可是下了决心的.今天这个班正在举行开学典礼,我们能感到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对我们的信任,可是压力也不小啊,但是动力更足!由此也证明,我们的国民经济动员领域是大有可为的,是有足够发展空间的!”

历史并不是日月的沉积堆垒,而是人的历史行动的创造.国防经济系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朱庆林作为学科建设的“领头雁”功不可没,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刚走上国民经济动员这条路时所经历的彷徨、冷遇、寂寞和等待.

1982年的夏天,号称“四大火炉”的武汉天气异常炎热.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了四年的朱庆林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武汉军事经济学院任教.已过而立之年的朱庆林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做个出色的军事经济学教员.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任务被提出来后,大家都卯足了劲头,一心一意地奔向小康.社会上有种声音较为普遍,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短时间内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我们的腰杆就粗了,底气就足了,国民经济动员这个问题不属于这一时期内的主要矛盾,是三步四步走完了以后才需要考虑的.

别说普通老百姓这么想了,就连教研室搞专业的教员们也都对这个学科的前景不大看好.朱庆林虽说为了教学的需要与“国民经济动员”时有接触,但他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方向就要在这研究领域里确立下来.教研室里也曾有人提出过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不能丢,可发出这些声音的人还是耐不住这个领域的冷清,纷纷“弃暗投明”去了,本来就微弱的喊声变得更加微弱,终于湮没在了形势一片大好的呼声中.一时间,教研室无比冷清.

有人说,生之短暂,我们没有必要为保险系数不大的事情去冒险和等待.尤其是学术研究,什么热搞什么就是跟着国家的整体规划走嘛,做自己愿意的事情有何不可呢?

“难道您就没有像别人一样的动摇过,比如也换个跟经济有关的热门专业?反正军事经济也是经济吗,为什么来了个大转弯,去搞国民经济动员这个别人都不碰的冷门呢?”

朱庆林笑了,却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也许是机会吧,命运特意给了一个提示我的机会.”

他指的是1989年那次全国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讨会.

这是朱庆林从教后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研讨活动,很多来自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云集于此,朱庆林把这次会议称作“思维大跃进”.会议的中心议题围绕国家的任务转型了,和平时期都在搞经济建设,国民经济动员到底还需不需要搞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此时,军工企业大都转为民营,百万大裁军使部队员额大大减少了,从表象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信号,国家搞经济建设的决心很大,这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国民经济动员该放一放了.这样的思想在会议中成了主流,原本计划开一次会就解决的问题,最后开了两次,三次,还是没能拿出个像样的方案来,问题被一搁再搁.

也难怪总是没个说法,有人能提出国民经济动员要搞,可怎么搞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大堆计划经济留下来的尾巴肯定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运转重新拿出个模式来.会不会和国家的大战略有悖?上面的想法是怎样的?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人有,看上面眼色行事的人也有,“”的阴影似乎还没有完全散去,并不是人人都能有马寅初先生那样革故鼎新,敢于说“不”的勇气.但历史毕竟是进步的历史,“真理标准大讨论”像一个巨大的扩音器,把学术的声音肯定后进行放大,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次次潮涌中形成了震撼人心的“示范效应”.

就是这样的一次会议,把模糊的没有定论的问题全都摆在了桌面上,在朱庆林的眼前铺陈了一幅没有完成的工程设计图.

历史与创新在某种角度上来说是统一的,这种角度就是直觉.人要么根据经验得出结论,要么根据逻辑得出推论,经验也好,逻辑也好,在它们的很多概念下面都有一层直觉.搞学术研究的人都有同感,在接触一个新鲜事物的初期常常会遭遇到一个十字路口,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阶段,因为对学科的理解还停留在粗浅的感性认识上,此时的思维是局限的,有时候甚至还会产生绝望之感,常常对自己研究问题的能力表示怀疑,只有憋住这口气千万别泄掉,把眼前每个困扰你思路的关节点都一个个弄清楚搞明白,只需几步,只需再前行一小段,马上就会豁然开朗!

可遗憾的是,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坚持不下去,放弃了.

几天来,朱庆林看似一个默默无闻的听者,机械地用笔在纸上写着画着,实际上他的脑子转得飞快,不停地思考着与会者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几乎把这些年来所学的全部知识进行了激活.欧美一些国家的研究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领先的,他们经济已经很发达了,可为什么还是那么重视国民经济动员?国家已经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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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问题他反复地自问并且努力地自答.虽然此时的朱庆林还不能精确地对每一个问题做出回答,可他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和丰富的知识积累,已经使他到达了那个十字路口.

向左还是向右?前进还是后退?

他选择了前行.

朱庆林是个行者,更是个智者,他并不是莽撞行事.虽然,朱庆林还没有看到这片火光,但是他已经感觉到了这片火光的存在,而且感觉是如此强烈.他也深知光靠直觉而缺乏理论支持,不深入考证,方向不明确,没有路标的跋涉最终会是劳而无获的,所以,他要尽其所能来寻找答案.从1989年开始,他每年跟踪国内最高层次的国民经济动员会议,翻遍了国内所有专业文献,分析我国在这个领域内的发展动态等几年后,正当国民经济动员领域在旁人看来仍是一片灰烬时,朱庆林的直觉已经变成了知觉,并且清晰地提醒他要保持清醒,憋住那口气,无论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此刻正处在低谷还是顶峰,它毕竟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迟早要浮出水面,得到应有的重视.

朱庆林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短跑运动员的起跑,就说刘翔吧,平时没有得到充分科学的训练,比赛时别说拿冠军了,恐怕连入场券都拿不到吧.只有等比赛拿了成绩那一刻,你才知道刘翔平时做了多少准备,甚至每一次跨栏身体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都是经过严格计算的.国民经济动员亦是如此,我们已经落后了,大家再一窝蜂地全去搞热门,我们会因小失大的,还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永远失去竞技的资格.所以要想干点事情,必须塌下身子来,既要时时忧虑,又要马上行动.

事实证明,真理只会被朱庆林这样决不轻言放弃的少数人牢牢掌握,就像社会学家马寅初提出人口论时,在几亿人的一片唏嘘和反对声中仍坚持自己科学的态度,谁能有这种勇气?我想,没有绝对的意志、眼光和胆量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朱庆林和马先生一样,他们只相信科学,只捍卫真理,在众人的嘲笑中甚至是叫骂声中坚忍地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我们庆幸,当历史的车轮缓缓经过,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一群进步的学者.

朱庆林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着自己的观点.可孤军奋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朱庆林成了最孤独的前锋.记得他刚到国防经济教研组时算上自己在内有6个人,后来一直到建系,从事国民经济教学的教员前前后后来了十多个,能坚持到最后的,就只剩下朱庆林一个了.

当朱庆林一头扎进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领域,踩在泥泞的道路上,梦想看起来似乎还遥遥无期时,有人问过朱庆林,你这样死心眼到底值不值?给自己的生活定上了框框,定得那样死,捆住了手脚,戴上了笼头,错过了其他的机会,人变得毫无情趣,有意思吗?

朱庆林一笑置之,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位秘鲁移民,在他的居住地拥有6公顷山林.在美国掀起西部淘金热时,他变卖家产举家西迁,在西部买了90公顷土地进行钻探,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金矿,他一连干了五年,不仅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最后连家底也折腾光了,不得不又重返田纳西州.当他回到故地时发现被他卖掉的山林正机器轰鸣,原来主人正在挖山淘金.这就是美国有名的门罗金矿.

如果朱庆林也像那位拥有门罗金矿的秘鲁农夫一样放弃了自己金矿,或者患得患失,意志不坚,也必定成就不了今天的朱庆林.

从直觉到知觉再到行动,朱庆林的每一步都举步维艰.1996年,他申报了一个研究课题,由于当时提出的观点还没有被学界广泛认可,他只好从自己微薄的积蓄中拿出6万块钱出了那本《国民经济概论》.书中对国民经济动员的内容、功能、范畴、体制、特征和地位,都重新做出了界定.传统的国民经济动员把动员范围仅局限在战争状态,而朱庆林在此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突发事件也应列入动员的范畴,动员不仅可以应战,还应当能够应急：“为应付战争或突发事件,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提高国民经济应变力,并同时将国民经济动员由正常状态转为非常状态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这一表述对以往的概念做出了重大的修改,扩大了动员的内涵,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也就是说中国的非典、越南的禽流感、印度洋的海啸、美国世贸大楼的坍塌都可以纳入到国民经济动员的范畴中?”

“是的.”

这本《国民经济概论》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很多研究者都说,他们正是看了朱庆林的这本书才决定进入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领域的.从1997年开始到2001年这五年里,朱庆林出版了《国民经济动员论丛》丛书,这五本书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套国民经济理论著作.也就是说,他每年都会有一部论著问世.他还开始率先在全国进行国民经济动员方向的研究生学历教育.教材建设是支撑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国民经济动员属于战争动员学的后起专业方向,国内大学尚无该专业方向的设置,也没有规范的教材体系和参考读物.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动员教材体系,构筑中国国民经济动员专业人才培训与教学平台,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性任务.朱庆林坚持“勇于创新,确保质量,先试后用,循序渐进”的原则,把编写教材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来抓.力求做到观点正确,内容充实,体例规范.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朱庆林不仅重视教材的理论性,而且非常注重教材的实务性.

2005年6月,《国民经济动员学教程》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全国研究室教学用书.这项遴选结果标志着国民经济动员教育以及相关学科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生教育日渐成熟.同时也是军事经济学院研究生教材建设上升到国家级水平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朱庆林的教学成果《着眼方向带动学科创设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国民经济动员方向》获得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军队2110工程项目“经济动员实验室”在朱庆林的精心筹划下也已经建成并且投入使用.

任何良好的愿望都离不开制度设计上的支持.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规范是朱庆林多次呼吁过的.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为国家的整体规划提供最科学的理论依据.他对建国以后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一方面采取批判思维的“破”,一方面用创新思维的“立”,提出并区分了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和能力；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国防需求模式；21世纪经济动员基础“母子堡”模式；探讨了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塑我国经济动员机制的目标、任务、策略和途径；系统阐述了21世纪国民经济动员的发展战略及其道路等

朱庆林喜欢“细究”,愿意关注“小问题”.当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统领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全局时,他研究的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应走“纳入式发展道路”的思想被国家决策层采纳,即宏观上把国民经济动员纳入到国家统一的规划中,微观上国防项目建设的重点要放在解决平战脱节,军民分离的问题上,要用民营企业来搭载国防企业.

怕我听不明白,他举了个例子.

“这么说吧,据统计解放后我国共有600个机场,建一个飞机场至少需要2个亿,建好后还得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维护.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规模小、时间短、接触快、需求少,那么多机场根本用不着,这样以往的设施就造成了闲置和浪费.”

“这笔账不能不算啊!解决不了重复配置的问题,就是取之于民而不能用之于民,只取不予,说到底就是加重国家的负担.”

朱庆林的理论是,选择平坦、硬度好、隐蔽性强的高速公路进行加宽加厚,就变成了一个可以适应作战需求的小型机场,投入的资金加上维护的费用差不多2千万就够了,这给国家省了多少钱啊!1.8个亿啊!差别大了去了.改造后的小型机场作为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平时还有相关部门管理,省去了人力,节约了开支,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朱庆林的成果终于得到了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的认可和支持.

岁月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朱庆林之所以能在国民经济动员领域里立足人寰,仰视云天,就是因为他以最快的速度,最精准的判断从“度测”走到了“行动”的位置上.

《诗经羔羊》篇曰“素丝五总”.古丝常把八十根素丝称为总,所谓“八五四十,五八四十,总而言之,言而统之”,即从此来也.素丝聚束在一起密密麻麻,如何理出个头绪来,这就需要总体梳理的能力.

朱庆林作为一名学科带头人,他深知任何一个对学术富有肺腑热情的人,光靠兴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保持最旺盛的精力和恒久的热度,从学科的后方大本营中走出来,从装满了已经被规范了的知识和结论的房子里走出来,进入到学科发展的最前沿.

朱庆林成功了!

从一位年轻的教员到快退休的博士生导师,朱庆林如日中天却冷静如水.他还是那么乐观而从容,一往无前地开发着自己的门罗金矿.

日月如梭,具体的方法有所修正,有些东西不得不重新审定,但是总的目标不变,一旦他干起来了,朱庆林一辈子也不会背离既定的目标!

敬业是脱颖而出的利器

朱庆林精研国内文献,追寻海外踪迹,触摸遥远的历史,返回真实的现场,思接千载,神游万仞.他始终以渊博的知识保持着学者的本真,又不失常人的坦率和生气.

说起学科建设,朱庆林兴致勃勃,可一谈到自己,他又总是力避成为谈话的主角.朱庆林下过乡、当过兵、上过大学、执过教鞭、成为了博导等经历是人生的重要体悟,简单和复杂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其实是对头脑、心灵和行动思考结合起来的抽象概念.也许是家乡江苏淮安自古就特有的书香氛围熏陶浸染,朱庆林自小就爱读书.记得刚上小学,他疑惑地看着学校里满墙贴的大字报,问父亲“臭老九”是什么意思,父亲拍着他的头,面色凝重地叹着气说：“孩子,什么都不要想,好好读书就是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等”少时的朱庆林是吃了不少苦头的,小学没上完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那时侯,偶尔还能吃上红薯叶子和高粱稀饭的家庭已经算条件不错的了,可很多孩子连这个也没有的吃,肚子都填不饱,怎么可能继续求学呢?年仅十一岁的朱庆林那时已经懵懵懂懂地感觉到,肚子再饿也没有缺失精神食粮让人感到空虚.别的孩子整天想的就是怎样能找点吃的填饱肚子,而朱庆林想的是再多看两行字,就能忘掉正在叽里咕噜不停喊叫的胃.胃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直到现在一变天或是加班时间长一点,朱庆林的胃就会绞痛着提醒他.

1966年,朱庆林高中毕业了.为了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锻炼”的号召,他和那个年代许多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一样,轰轰烈烈地下乡当知青去了.皮肤被山里的太阳晒黑了,骨头被农活练硬了,18岁的朱庆林隐隐地感到,体魄和胆识的锻炼就好像是为了迎接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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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天生就是属于军队的.”

朱庆林这句话充满了.

朱庆林读过高中,为人踏实又很勤奋,很快就凭着在连队里的表现提了干.从班长干到排长,又升任连队指导员.穿上四个兜的军装后,朱庆林还和当战士时一样,只要一有空,手里总是拿着本书,不过那时侯资源有限,他看的大都是一些政治理论类的,《马恩全集》、《资本论》、《选集》等凡是在他手里转过一圈的书,朱庆林是一个字都不会放过的.直到现在,他出差到外地还是很少逛名胜古迹,时间再紧他也要把该去的书店逛一遍.

“书是我的金矿,里面有挖掘不尽的宝藏.”

朱庆林没有想过再读大学,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想.现实告诉他,参军提干已经比同批退伍回家的战友幸运多了,人要知足才可长乐.用朱庆林的话说,那时候的他还是有一些惰性的,他想当个好指导员,带领全连干部战士心往一块想,力往一起出.可令人想不到的是,机会又一次降临到了朱庆林面前.教育部出台了一项政策,出于为部队培养高素质高学历人才的考虑,由地方名牌大学招收一批部队基层干部.而立之年的朱庆林以文科第二名的成绩,拿到了华中师范大学的通知书.

“我认为您还是挺顺利的,总能赶上好机会.”

“是吗?如果穿上四个兜就满足了,那么再给我多少次参加考试的机会,我还是抓不住.”

在连队的十年里,朱庆林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管理和思想工作经验,这为他出任学生骨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学里,他比任何人都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朱庆林有了更广阔的发挥自己潜能的天地.他活跃、健谈、热爱生活、更爱思考.但无论怎么说,他最重视的还是读书和学习.朱庆林从不抱怨老师提供的那一长串书单,他反复研读、细读,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古今中外的,分门别类地读.书里的世界丰富多元,有成功的蓝本、励志的范本,它使朱庆林为之痴迷,并成为一生的喜好.这位学生会主席在1981年凭其出色的表现和优秀的组织协调能力荣膺“全国优秀大学生干部”的称号,一直到现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历史上也只有朱庆林一人获得过此项殊荣.

朱庆林非常珍惜他的大学生活,那时的积累依然是他现在繁重工作的强力支撑.朱庆林最初敢在学术上张扬自己的观点,就得益于他大学那几年打下的基础,使他有能力去应付那千头万绪的局面.

“人一旦走上工作岗位,专注、系统学习的机会肯定就少了,我庆幸我把老师列的那一长串书单都看完了,并且还没有耽误自己的分内的工作.”

聊到这儿,我突然明白了朱庆林为什么后来能够冷静而敏锐地观察学科动态,并能跟着正确的指引径直向前的原因了.要充分了解自己的个性是掌握成败的关键,然后努力加上毅力,那么原本不属于你的成功特质,也会逐渐成为你个性的一部分.积极乐观是自我暗示最重要的导引,只有不断地追求探索,永远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人生才是有价值的.

朱庆林珍惜时间,也热爱生活.

朱庆林有好几大抽屉的卡片,这是他多年来收集的资料,是朱庆林的宝贝.刚来军事经济学院任教时,学校图书馆的硬件很差,连复印机也没有,他只能把书借回家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摘抄.有些书不能外借,他就亲手裁制和记录了大量卡片,编好号,需要时随身就能抽出几张.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日积月累,竟然攒出了满满几抽屉.

工作后,他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借阅了图书馆里所有关于经济学类的书籍,还多次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进行调研；到省图书馆、武汉各院校查找资料；向专家学者请教等

成了硕导博导后,朱庆林亲自带领研究生和年青教员先后几次赴南京、广州、成都战区进行调研,深入部队、工厂,了解军事斗争准备和部队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甚至到国家机关、军委总部去了解宏观决策层面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他把多次参加研讨会所掌握的大量信息,从中筛选出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和现实问题20余项进行深入研究.完成了《、平战结合经济动员组织体制研究》、《军事斗争经济保障模式构想》、《南京战区国防经济潜力组织与利用研究》、《南京战区经济动员保障队伍建设研究》等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共24份.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应用价值的建议和措施,受到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综合办公室、经济动员办公室的高度重视.2004年,朱教授组织的国家级课题《战争经费动员潜力和保障研究》、《联合登岛作战地方保障力量整合研究》,受到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综合办公室领导的充分肯定,并以国动字[2004]1号、国动字[2004]3号文件呈报国务院领导、军委领导.

朱庆林的双脚遍布全军几个重要的战区,眼光却关注整个世界；他的研究领域在国民经济动员,而他的思考却纵横古今；他的宏观把握在整体架构上坚实稳定,他的微观审慎在细枝末节上体现了惊人的致密.

“做学问不同于为官经商,如果耐不住寂寞,永远达不到你想要的颠峰.如果没有沉下来的准备,决不可能有浮起来的那天.”

家财万贯与桃李三千

“”中,一位老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剃了阴阳头,揪在那里批斗,这时她看到一个学生在大字报上批判她把学生培养成“五分加锦羊”,那个学生把“绵”写成了“锦”字.被批斗了一天身心憔悴的老师,下来去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那个学生,提醒他把这个字抄50遍,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写错了.

这是我的一位老师在课上为我们讲述的一个故事,当时听课的同学无一不被老师完善高尚的人格所感动.

朱庆林亦是如此,他一向以严谨治学而闻名.在育人的标准与规格问题上,他始终把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放在首位并加以重视.

“加强素质教育,尤其是高学历人才的素质教育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素质跟学历在某些人身上是不成比例的,现在有些专业技术很强的人,可综合素质却跟不上趟,只知道专业以内的东西,其他的根本不关注.你说,这样的人才培养出来后却发现根本用不上,又是一次人力资源的浪费,真是使不得又扔不得,以至于现在有很多单位都不敢要学历高的,我们培养人才千万不能陷入这个误区.”

朱庆林提倡“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教学方法；提倡人才培养的“全方位性”、“整体性”和“职能性”；提倡重视启发学生的思维,鼓励他们敢于提出问题,不要把老师讲的全部奉为圭臬而亦步亦趋.

我从他的学生谢翠华博士那儿听到了几段“朱氏语录”,随便挑出几句来都发人深省：

“我们的思想要解放,思维要活跃,但学风要严谨,放得出去还要收得回来等”

“超强度地开发我们的脑力,要为自己千方百计地设定目标并完成它,只有你完成时,你的能力才会提高到你曾经设想过的那个水平上!”

“不能理解的东西就无法执行,对某个东西,你理解有多深,执行就可能有多好等”

多年来,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感染着学生.当名人,成专家,不是朱庆林的终极追求.他深知,学院要在国民经济动员领域领先国内,需要一批批青年人才尽快脱颖而出,携手攻关,形成集团作战的优势.为此,他把更多的精力聚焦在人才建设上.

一次,某军区进行国民经济动员网上演练,邀请朱庆林参与理论总结.他觉得这是个锻炼学生的好机会,于是给自己的两名硕士生简单交待后带着他们一同前往.到了演练场,为了使网上演练的理论总结够深度,有厚度,他要求学生们查阅大量的跟信息化建设有关的资料,一定要吃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的内容,写出来的东西要经得起推敲.就这样,朱庆林每天陪着学生就睡三四个小时,夜以继日地连续作战.从拟提纲到写草稿,他都让学生来唱主角,挑大梁.而他自己在一旁进行细节上的把关,一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对学生们进行现场教学,使学生经过这次实战的演练,在专业学习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朱庆林看得极为认真,不等学生找上门来,他常常主动询问学生论文框架搭得合不合理,进展如何,缺少什么资料,并亲自和学生一同推敲论点,查找资料,校对文字,甚至连标点符号这样的小毛病他也要修改过来.经过朱庆林精心指导的学生,屡次在毕业论文答辩中获得优秀.

有什么重要的立项课题,作为导师的朱庆林都会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说实话,学生目前的能力是驾驭不了一些国家级课题的,但朱庆林就是要他们去体会那种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压迫感.

有的学者当了博导后,重心转移到了地位如何巩固,名声如何更响上面作文章,而朱庆林却不管外面的风声雨声,几十年如一日地把培养人才当成自己的第一要务.

“虽然这些年自己通过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可没有军队这个培养基,我成不了气候,我能做的就是为国家、为部队培养更多的人才.”

照理说,朱庆林能在国民经济动员这个领域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我认为主要得益于他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可他却说,如果环境曾经让他感到安逸的话,他可能连个老师都当不好.环境,曾让他一筹莫展；环境,曾给过他难题；环境,曾把他置之于近乎死地.可就是这样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的环境,朱庆林却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认识环境,认识我们自己,环境也是可以影响的.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底限,我们究竟要做怎样的人,最好会做到哪一步,最差会落到哪一步?我的底限,至少我还有学生,至少我还是个好老师吧.”

就像雅典德尔斐神庙上的那句话：人啊!认识你自己吧!其实,要做到认识自己谈何容易?很多人一生都在忙碌奔波,难以找出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甚至在生命结束时,依然没有归宿之地.朱庆林的平和坦然绝非一朝一夕的修炼,那是建立在对自己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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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艳博士从读硕士起就一直是朱庆林的学生,这个说话声音不高,乖巧文静的的女孩对她的老师充满了无限的敬重.

“老师在学业上的要求太严苛了,常常给我们压担子,他说那是对国家对军队的负责,培养一个博士生不容易啊,要以成公斤的黄金来计算的,他要我们顶上去,国民经济动员在军队这块儿绝对不能出现断层!”

学生是老师最宝贵的财富,看着他们成长、毕业、走到工作岗位上出了成绩,朱庆林会由衷地替他们高兴,这时除了打个表示祝贺,他还会想起那些大学同学和一些当年扔下摊子就走的人,其中不乏已身家千万或做了政府高官的,可朱庆林却不羡慕这些,他对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一笑置之.

“他们家财万贯,不及我这桃李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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