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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介民,海南文昌人.1897年9月11日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步科第二期,曾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27年回国,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三期.毕业后,在侍从室做情报工作.郑介民最初在南京从事情报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
分化桂系,替蒋除患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表面上算是“统一”了全国,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拔去这个眼中钉.
郑介民虽是一小小侍从,却善察言观色,他揣摩了的心思后,向自己的上司王柏龄透露了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是同学且私交甚好的关系,并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做分化桂系的工作.
王柏龄将此事汇报给后,非常重视,亲自对郑介民面授机宜,命他即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从南京悄悄溜到武汉后,故意做出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去第四集团司令部求见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部的军官们习惯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李宗义见到“老朋友”,马上答应收留他,并要他立即搬进总司令部和自己同住一室.李宗义随后带他去见了李宗仁和总司令部的许多主管人员,这时总部一些想讨好“二总”的人,对郑介民也特别巴结.他便慢慢开始活动起来.他首先把李宗仁部的兵力部署和装备等弄清楚之后,又把总司令部和各方联络的密电本偷拍成照片后再送回去.当时李宗仁总部的一些机要人员,一是麻痹大意,二是受了郑介民的贿赂,所以郑介民在武汉很短时间内就摸清了第四集团军全部情况.
王柏龄把郑介民得到的情况不断向汇报后,十分高兴,又叫王柏龄通知郑介民抓紧分化、离间桂系将领.郑介民一方面派人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的却是广西人”等挑拨离间的话,加深鄂、桂两派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派人拉拢一些桂系中的湖北将领,向他们提出“鄂人治鄂”的口号,桂系中的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等都极力赞同,他们更尽力去争夺地方上的权力.这样一来,许多桂籍将领便大为不满,郑介民又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
当的阴谋布置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内部发生了变化.1929年,他还想扩大地盘,与平分天下.却不动声色,暗中积极做好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1929年初,李宗仁不经过南京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批准,直接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免去亲蒋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任命何键继任.这时,何键先接受李宗仁的任命,后又向去请示,认为消灭桂系的时机到了,便于1929年3月21日将桂系盟友、广东省主席李济深软禁于南京汤山,公开宣布:李宗仁不服从中央,免去李宗仁的一切职务.李宗仁部下白崇禧当即通电反蒋,师出有名,调集大军围攻桂系军队,并亲自从南京赶到九江指挥.
这时,早被分化了的桂系部队一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亦通电下野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其他桂军亦纷纷退出武汉,桂系在湖北的十多万人一下子土崩瓦解,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之后,又指使广东的陈济棠部进占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不得不被迫下野,去了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之后,郑介民即回南京向复命,接见他的时候,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从此,初显谍报天赋的郑介民,深得的重用,扶摇直上飞黄腾达.
强化军统,特务机构
1934年春,为了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7人以军事考察团的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办法,二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了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对德、意两个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介民借此搜集了不少特务工作方面的材料.
德国之行,使郑介民加深了对法西斯统治的了解.他对希特勒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几番周折,才被接见,但希特勒对他们并不热情,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
1935年春夏间,郑介民等人由欧洲回来后,曾抽出不少时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介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做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大忙人.
戴笠对特务处的工作开展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介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军统局所搞的种种活动,不少是通过郑介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机构等等的措施,都借鉴了德国的经验.
郑回国不久便被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让魏菲尔叹服
郑做情报工作时,爱分析形势,研究战略、战局,在一些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上往往有独到的见解,这也是他多年情报工作积累的经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进入了由孤军奋战走向联盟的时期.1942年1月,西南太平洋盟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担任有关方面的联络.郑介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
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保卫新加坡是绝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孤悬海外,远离英、美,资源不足,兵力不够,无法防守,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介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提出,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此后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斥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虽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却只用了十多天时间,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这时,不仅和在重庆听到过郑介民意见的人,认为他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再度派郑介民去爪哇与魏联络时,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但不出一个月,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
神机妙算,预言盟军登陆
认为郑介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很有一套办法,便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印象也相当好.
1944年夏,郑介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有的美军将领说是在今年,有的说是明年.当问到郑介民的看法,郑说:“可能在今年6月初.”于是,多数美军将领都哄堂大笑,认为绝对不可能.谁知,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6月6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底登陆.许多听到过郑介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不由得从心底钦佩他,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
原来,郑介民对第二战场开辟的时间的确是有研究的,他是从整个战局的进展来分析的.当时,苏联难于再坚持,一再要求盟军支援,而盟军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根据的是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合.如果错过了时机,那在冬天来临之前,盟军就不可能有如此充裕的时间实施登陆了.
知道这件事后,不由得再次称赞郑介民.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10月,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他仍任局长,并兼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为配合发动内战,郑介民全力以赴进行反共特务活动.1950年初郑介民去台湾,曾主持派遣特务流窜至大陆进行爆破、策动与刺探情报等各种颠覆活动,深得父子的信任.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家中去世,终年62岁.曾两次到殡仪馆吊唁,并亲临祭奠.12月15日发布“褒扬令”,追晋郑介民为陆军一级上将,使郑介民成为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军衔最高的人.
(摘自《知识博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