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本文是一篇建安文学论文范文,关于建安文学学年毕业论文,关于建安文学的美学倾向相关开题报告范文。适合建安文学及文学创作及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建安文学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建安文人对个体理想价值的追求和对生命存在的忧虑,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慷慨悲凉”的审美倾向.建安文学突破了两汉儒学的政教功用观,抒写个性,缘情而发,追求华美,则体现了“文学自觉”之美.
关 键 词：建安文学慷慨悲凉自觉
建安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充实的内容、慷慨饱满的情感、刚健有力的文风是此前的文学创作中所没有的.动乱的社会现实,脆弱的个体生命,强烈的情感抒发,让建安文学在总体上呈现出慷慨、悲凉和自觉的美学倾向.
一、现实与理想相激荡产生的“慷慨”之美
《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在此道出了建安时代的文学风貌以及形成这一风貌的原因.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外戚、宦官专权,朝政腐败,群雄割据,诸侯并起,农民大量破产,建安文学充分地反映了这时期的社会面貌.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录了从何进谋诛宦官失败,到董卓威逼献帝西迁长安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蒿里行》则直写讨董卓联军各怀异心的丑态及中原遭劫后的悲惨景象：“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被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此外,“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曹操《军谯令》）；“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曹丕《典论•,自叙》）；“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曹植《送应氏》）；“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蔡琰《悲愤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一）等都是对当时凄惨的社会现实的揭露.
惨烈的现实图景,让建安文人在诗文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理想抱负.被后世视为“大奸”的曹操玩弄权术,在用人和治军上采用了法家讲求实际、赏罚严明的思想,但在政治理想上,他感慨战争创伤、同情生民疾苦、以天下为己任,追求儒家的“仁政”.其《对酒诗》中所谓“斑白不负载”、“路无拾遗之私”、“恩德广及草木昆虫”等即是此种理想之表现.正是由于“忧世不治”（《秋胡行》）,曹操才唱出了千古传诵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的豪情.其《观沧海》笔调豪壮,气象阔大,隐然抒发了自己昂扬奋发的精神和囊括四海的气概.《短歌行》更是曹操脍炙人口的名作,诗中既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求贤若渴之情,更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建功立业的决心.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写出了《白马篇》那样慷慨激昂的诗篇,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崇高精神境界,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富有理想的青年形象.不甘以文士自居的“建安七子”大都胸怀大志,能够正视现实,富有忧国之思和“拯世济物”的志愿.此外,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第一、四首,曹植《杂诗》的第五、六首,刘桢的《赠从弟》第二首,王粲的《从军诗》第四首等,都以高亢激越的声响为基调,表达远大志向、描绘广阔图景,或抒发“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豪迈气概,或显现“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的高尚节操,其艺术形象的共同特点是由于蕴涵着超乎寻常的力量而显得宏大壮观,呈现出崇高的美感,使我们感到震撼和激动,继而,“无可阻挡地进入我们的想象和情感,使我们的想象和情感也扩大和升高到和它一样广大.于是我们打破平日的局限,飞向崇高的事物,并在理想中把自己与它等同起来,分享着它的伟大.”①
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慨多气”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慷慨’即是直抒胸臆、意气激荡、情感鲜明动人之意.这是批评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对于强烈感情的爱好.它是建安作家的共同审美趣味,反映了时代风气.”②
二、生存困境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带来的“悲凉”之美
鲁迅论“建安七子”的为文风格时曾说：“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③其实大部分建安文人的作品都体现出对生存困境的忧虑和生命意识觉醒后的悲凉.
建安时期是几千年封建时代中的“乱世”之一.人民为了逃避战乱,流离失所、路死街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瘟疫也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阎门而痘,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生命何其脆弱,战乱与瘟疫已经让敏感的文士们受到强烈的刺激,然而,即便是正常的颐享天年,与悠悠历史相比,个体的生命亦如掠过天际的流星,转瞬即逝!建安文人们无论有怎样的壮志抱负,面对这一终极的人生问题,也会发出由衷的悲嗟.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流露出对人生短暂的感慨；曹植“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把自己置身于浩渺的天地间感受到了个体之渺小、生命之短暂；徐干“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室思诗》）则是借相思离别来控诉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从而引出对人生短暂的感慨的.在建安文人中生命悲哀意识最为强烈的是阮,他的诗歌大多是以悲哀为主旨,“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七哀诗》）就是在动荡的社会和坎坷的仕途中对人生悲哀的集中表现.曹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又与吴质书》）代表了当时对生命的普遍看法.可见,乱世中的建安文人,不独哀伤生之必死,更有难得正常尽年而终的恐惧.
建安文人在体验生存的困境和生命的忧思时,精神上也陷入了困境.汉末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所造成的生灵涂炭,无疑消解了两汉儒学的根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遭受严重破坏,大一统的传统意识也开始瓦解.建安文人大都受过正统的儒家思想熏染,强烈向往“王道”、“仁政”、“治世”,头脑中民本思想也颇为深固.如徐干认为“民数周为国之本也”（《中论•,民数》）,王粲也认为“八政之于民”就是“务本”的内容（《务本论》）.既然如此,为什么众多黎元都死于非命?“仁”的核心是“人”,为什么这个时期的“人”都命如草芥?这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系列诘问,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人对生命个体本身的忧虑,而且还扩大到对生命个体之外的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的忧虑.“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曹植《箜篌引》）诗人在极乐之时,麻醉的神经突然清醒,开始思索宇宙与个人,生命与死亡的永恒难题.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等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流露出难以言传的精神忧虑.社会的大离乱、人的大死丧加深了他们对生命的悲剧体验,也加深了他们对生命内涵的理解,加之老庄哲学的传播,文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内心,关注自我,重视个性.这种转向的实质是人的内在精神和自我价值的觉醒.
建安文人处于时代和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但他们大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即使是对自身渺小和人生短暂的感叹,也不同于《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等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因而,建安文人没有像《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那样陷入一种绝望的孤独中,他们体会着生命无可奈何的悲哀,也在积极消解着这种悲哀.建安文人对生命短暂的体验,更多的还是忧虑个体价值不能及时实现,他们对生命的物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建立在长生不死或灵魂永存的虚无缥缈、非理性的生命观上.所以,建安文学里关于立功、立德、立言的思想就有很多.也正因此,建安文学的“悲凉”才不至于带有消极的色彩,而是与崇高之“慷慨”一起,形成了建安文学在审美上的主要倾向.
三、审美观念的转变带来的“文学自觉”之美
建安文人的审美观念随着儒学根基的消解也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一改变带来的文学审美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下：
第一,从重功利转向非功利、重个性、主缘情.两汉文学的最基本特点便是重功利,当时的诗学,实际是政治学和神学.建安文人对待文学的态度,则从政教功用完全转向了非功利.曹丕《典论•,论文》是魏晋文学自觉的宣言.他反对不顾文学的审美特点,简单地用文学为教化服务.相对于两汉帝王将文学作为玩物或点缀升平的工具而言,他还把文学和不朽之事业联系起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显然是把文章提到了和经国大业一样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他是将文学视为人的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是实现死而不朽的途径.曹丕还第一次把“气”引入文学理论范畴,说明文学创作的个性、天赋问题：“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本文是一篇建安文学论文范文,关于建安文学学年毕业论文,关于建安文学的美学倾向相关开题报告范文。适合建安文学及文学创作及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建安文学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由于秉性不同,个性有异,作家创作就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建安文人的作品无不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曹操的诗“古直”、“悲凉”,似“幽燕老将”；曹丕的诗“轻俊”、“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的诗“风流自赏”、“风雅独绝”；七子的诗文也各有个性.“文气说”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理论从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联系转向了着眼于文学的内部规律、文学的特质.建安文人对个性的强调和表现,相对于汉代来说有很大的进步,确实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建安文学的非功利、主缘情在创作上主要表现为汉代劝百讽一、立意于讽谏的大赋到了东汉末年变成了去藻饰铺张而独写情怀的抒情小赋,而到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创作则成了普遍现象,且感情更为浓烈,更善于表达内心的细腻感受.诗歌创作方面,汉代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思想到了建安诗歌则转变成完全为了一己之抒情.正如刘勰所谓“傲雅觞豆之前,雍容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抒情的特色在于但写此心,而不顾及其余,是一种人性的毫无掩饰的流露.曹操在政治上有抱负、有手腕、讲实用,但在诗歌中则非常直露地抒发他的理想、抱负和难以抑制的浓烈的情思.他的感情世界,主要的是风云驰骋,是人世悲苦、人生变幻.《薤露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这些诗歌无论是表现他目睹生民悲苦的悲凉之感,还是对人生短促的叹息,以及他政治家胸怀的流露,都是诚实真挚的,是感情的强烈发泄.曹丕的乐府诗也完全是纯粹情感的流露,其《燕歌行》以七言的形式从思妇的角度直写羁旅愁怀,其中并无香草美人的寄托.曹植是一个通脱不羁的文人名士,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濡；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完成了从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七子中的徐干、刘桢、王粲等人,也都善于写内心的感受.到了建安时期,“中国士人的感情层次仿佛丰富起来了,从早期的粗线条,变成了细线条；那个被经学僵化了的内心世界消失,成为过去了.他们好像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还有如此丰富如此细腻的感情活动,而且这种感情活动本身就是人生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甚至是一种美的体验、美的感受.”④
第二,对“华美”文学的自觉追求.求华美,具体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辞采、对偶、意境等方面的自觉追求.
曹植的《洛神赋》叙写眷恋之情,辞采绚烂清泠臻于极致,它表明文辞之美对表现内心的细腻情思是多么重要!曹丕的《杂诗》写游子的思乡之情,在寒冷寂静的深夜通过草虫的悲鸣,雁飞的孤独,衬托出主人公的思乡情绪.全诗是在主人公欲飞回故乡却没有翅膀,欲渡河却没有桥梁的断肠中戛然而止的,令读者体会到回味无穷的悲伤.此诗不仅有华美清丽的辞采,更兼深远绵长的意境之美.关于对偶,在建安诗歌中的运用已较为普遍,如陈琳诗：“嘉禾凋绿叶,芳草纤红荣.”王粲诗：“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曹植诗：“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等等.小赋中的对偶就更为普遍了,这都是追求形式华美的产物.当抒情遭遇骈句,必然带来情思流畅、抑扬顿挫的美感.
在理论上,曹丕还提出了“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文学审美观.曹丕在《叙繁钦》中说繁钦给他的书信“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可见他对于丽辞实有所偏爱.曹植与《吴季重书》赞美吴质书信的文采是“晔若春荣,浏若清风”,也是针对吴质辞采的华美清丽而言的.吴质《答东阿王笺》反过来赞美曹植的文采是“巨丽”.陈琳《答东阿王笺》赞美曹植文章是“音义既远,清词妙句,焱绝焕炳”.而曹植《前录序》更明确提到理想的赋应是“质素也如秋蓬,藻也如春葩”.这些言论显然都是强调文辞的清新华美,光彩照人.
文学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的情感、思想、意志和愿望的主动上.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创作主体的审美判断,必然会受其生存境遇的影响,其创作风格也会因此受影响.建安文学所透露出的使人触目惊心的慷慨悲凉以及自觉之美让人为之震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心雕龙•,明诗》）生存的困境与精神的迷惘,这双重困境必然会在建安文士们的审美情感上留下深刻的痕迹,进而影响整个时代的审美风尚.
①布拉德雷：《论崇高》,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②王运熙：《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③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④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页.
作者：徐梅,硕士,宿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论.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