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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对“伪现实主义”的清算,要求回到真正的现实主义即“五四”现实主义传统上去.之后又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文学在探索中创新的阶段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文学在变化中丰富的阶段,现实主义创作已经从原有的创作模式中走出,从封闭到开放,开始自我超越的新时代.
关 键 词：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发展
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回顾这20多年的历程,天安门诗歌运动,不仅仅是当代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丰碑.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党确立的思想解放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也为文学思想领域松了绑.文学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起到了打破坚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文学流程只有短短的三十多年,但是在起伏变化中打破了单一的模式,并呈现出多种多样甚至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的局面,可见新时期文学是当代文学史上一段特别重要的时期.其中以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占据主导地位.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变化中丰富,已从原有的创作模式中走出,从封闭到开放,开始自我超越的新时代.
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恢复中发扬
刘心武创作的新时期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班主任》中理性主义的反思批判尖锐地指向了蒙昧主义对人性的戕害,作者发出的“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唤,彷佛是半个世纪前“五四”启蒙主义呐喊遥远的历史回声.又如,诗歌《总理和人民》、《一月哀思》等以及小说《伤痕》、《小镇上的将军》和《芙蓉镇》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作品,控诉“”思潮对人们的精神冲击和心灵创伤,这是对政治的批判,也彰显出了“”后人们精神的觉醒,文学中宣泄出的悲怆愤慨的情绪和那些血和泪的伤痕,流露出的是人们由麻醉转向清醒的阵痛感.
对“伤痕”痛苦深沉的理性探寻在文坛上形成了“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由黑格尔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之一反思,在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形成之后,寓情感于理性中,以一种富有深刻历史感的批判笔触,揭露“”的荒谬本质,但人物形象不够明朗清晰,文学人物画廊中还缺少那种顶天立地、震撼人心的人物形象,但客观地说,像《布礼》、《灵与肉》等作品,则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去批判个人崇拜和的政治路线,揭示历史经验教训,相对于伤痕文学,主题更为深刻,理性色彩也更为浓郁；像《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等这一系列的大墙文学作品,有那段历史的悲情控诉,有政治层面的犀利批判,也有对民族积淀的深沉反思,更有对爱国之情的抒发,充溢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与此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品,关注点由时代社会的改革到从事改革的人,其中为时代改革摇旗呐喊的工业题材小说非常震撼人心,其涉及的科学管理,体制改革的人才等问题也表现了作家切入时弊的勇气,诸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张洁《沉重的翅膀》等农村改革的小说在歌颂改革时也触及了现实矛盾.
发扬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对生活的阴暗面不回避不粉饰,充分发挥文学的教育作用和审美功能,并且从实践上初步解决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使现实主义大复苏,并呈现出一种突飞猛进、波澜壮阔的发展态势,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大都从政治、社会角度着眼入手,虽然不可避免的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遵循说真话、抒真情、以“真”为基本特征的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是对“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17年的革命现实主义有所超越.许多作品不仅突破了禁区或险区,而且闯开了许多为17年文学所没有接触到的新领域.
鉴于以往小说中人物的单一化、平面化甚至类型化、脸谱化的缺陷,这一阶段的小说致力于典型的多样化及性格复杂化,出现了一大批不同于以往的极具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内奸》中的既贪财爱利、好吹好炫、又讲义气、讲良心,为新四军办过不少好事的商人田玉堂,《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好起来比谁都好,坏起来比谁都坏”的刘思佳；《芙蓉镇》中在路线统治的年代里外癫内醒,渴望得到做人尊严的知识分子秦书田等.
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更多地侧重于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在艺术描写上缺少对人性深层次的剖析,文学手法上也比较单一呆板,基本上承袭17年“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方法.
二现实主义文学在探索中创新
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在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的标志是明确无疑的.在题材开掘上呈现多向度、多层次的特点,突破了以往主要以政治为中心内容的限制,题材面拓宽了.虽仍不乏对于社会问题敏锐的观察,但作家们的选择更多地放在了自己所熟悉和倾心的题材方面,如市井生活、地域文化、风俗人情、寻根生活、古典历史等,一一纳入了作家们的视野之中,并在向现实生活和历史的深度和广度推进.现实主义宏大的作家队伍,在各自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上不断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特色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从单一的、整体的小说形态发展为多类型的小说形态.
在这时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作家开始对于地域风俗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如韩少功、贾平凹、郑义、郑万隆等作家积极倡导文学寻根,在这股寻找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思潮中,作家将探寻的笔触伸进了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结构中,在对民俗风情和具有特定地域色彩的日常生活的书写中,完成对国民劣性的批判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根脉的追寻,同时呈现出热切地关注创作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倾向性.如冯骥才《神鞭》和《三寸金莲》既在小说中表现地域特色,但旨在对中国封建文化畸形形态的批判,作者敏锐地抓住了“男人的鞭子,女人的小脚”这两个封建中国人的标志中所积淀的封建文化意识,因而剖析了这种文化心理积淀是如何根深蒂固地缠绕着现代中国人而阴魂不散,使小说直接面对着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反思.
随着社会的对外开放,一批现实主义作家也把目光投向域外,以此寻求新的滋养,以充实自己的创作.在这方面领风气之先的是王蒙.他率先在《布礼》、《蝴蝶》等作品中,引入意识流手法,传统现实主义“摹写”现实的手法以及情节发展连贯有序,有始有终和人物的心理主要靠人与人的关系和行动透视等要求,已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内在感情,因而需要寻找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如大量的内心独白、人物意识的流动、时间与空间的相互交叉、放射性的文本结构等,这些作品以其新颖的形式表达了作者独特的思考,许多执着于现实主义的作家也纷纷在创作中引入一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或大量借鉴意识流方法,深刻揭示人物内心活动.如张承志意识流佳作《绿夜》、《老桥》、《大阪》等这些创作给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吸呐,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