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北商业贸易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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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在中国历史上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区域性贸易中心和民族贸易中心实行的商业政策,对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西北地区的商业发展是不平衡的,除了一些区域性的贸易中心外,西北商业就整体而言,仍然落后于内地其他地区.

关 键 词 西北商业贸易不平衡

作者董倩,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200062)

清代西北地区的商业贸易,是随着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逐渐发展起来的.清政府根据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西北地区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商业贸易政策,使西北地区的商业贸易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许多特征,形成了一些区域性贸易中心和民族贸易中心.

康熙时,兰州市场分为3类:“一为粮食市,在南门内市场、东关市场和西关市场.一为商贾市,有东关市场、南关市场和南门外市场.再有牲畜市,俱在新关,分牛骡市场和猪羊市场.”[1]但兰州地区商业的发展,同兰州成为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及清政府茶马贸易政策有关.清代前期,设陕甘总督管理西北地区军政事务,总督驻西安,成为西北政治中心.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大军进驻巴里坤,陕甘总督随行营长驻河西,西北政治中心实际也西移河西.新疆统一后,陕甘总督回治西安,这样一来,由于西北疆域拓展,西安作为西北政治中心,因其偏东对西北的管理不太便利,而兰州则位置适中,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令陕甘总督杨应琚自河西肃州行营移治兰州,兰州从此成为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不仅如此,清政府茶马贸易政策的变化,又使兰州成为西北地区茶叶贸易的集散地.由于青海问题的解决,“渥洼天马皆枥上之驹”,清政府于雍正末停中马之制.乾隆中叶,“因番族向化,边圉无事,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以兰州道理其事”[2].此后,兰州就成为西北茶叶贸易的集散地,往青藏、新疆、河西、蒙古等地的茶叶,都须经过兰州,茶叶贸易遂成为兰州商业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另外,兰州本地特产在市场上销路也很好,经营商业的除本地商人外,主要是陕西商人.嘉庆以后,兰州逐渐成为全省商务总汇之地.

河西自古为中西交通要道.清政府统一新疆后,河西实为内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加之内地同新疆及中亚、俄国的贸易,河西乃必经之地,商业贸易更进一步繁荣.此时,河西地区的商业贸易,以凉州最盛,商业发展一度超过兰州,乾隆《武威县志》记载当时情况说:“河以西之商货,凉庄为大,往者捷买资甘、肃,今更运诸安西、沙、瓜等地,以利塞外,民用所赖以通泉货者重矣.”凉州城内“开张稠密,四街坐卖无隙地,凡物精粗美恶不尽同,鲜有以伪乱真者”[3].城内商业资本以“晋陕帮”商人为最雄厚,冀鲁豫次之,晋陕商人不仅操纵河西市场,而且控制着兰州与山西、内蒙等地的贸易,是河西地方性中心市场的所在地.

宁夏地区的商业,是基于清代前期河套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卫、灵州、平罗地近边,畜牧之利甚广,其物产最著者,夏朔之稻,灵之盐,宁安之枸杞,香山之羊皮,中卫近又以酒称,其它恒物亦多相类”[4],宁夏府城百货杂陈,商贾云集,有米市、柴炭市、骡马市、猪市、鸡市、羊市、菜市、煤市、木市、故衣市,经营商品有缎、绢、绫、绸、纱罗、梭布、棉花、绒褐、巾帕、履袜、南货、铜铁、木制器皿、纸扎、羊、皮毛、驼马等,应有尽有.

新疆地区的商业是和清政府的统一战争及开发新疆同步发展的.清政府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军队所需的粮食、衣装、医药及其他生活用品,鼓励商人备办各种物资,组成商队随军行进,在驻军营地进行贸易.这种军事贸易不仅减轻了国家财政及转输之劳,为军队提供了各种必需物品,而且随军商人多为军中有力者招携的本乡商人,他们在随军进入新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乡土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各色商帮,对清政府的统一行动及新疆地区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军事贸易在西北开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史称:“清朝以兵力削平西域,番汉杂处,联系弥合,多藉商力.当西征之路,北出蒙古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者为北路,西出嘉峪关至哈密、巴里坤者为西路.当是时馈粮千里,转觳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筐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取供商.无行赍居送之烦,国不耗而饷足,民不劳而军瞻.”[5]故清政府每次出兵新疆,这些商人莫不腰缠万贯,大军退后,有些商人就留在当地继续经商,从而推动了新疆商业的发展.


新疆平定后,清政府军队驻防,同时大力进行屯垦并取得成效,农业生产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在新疆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如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在此情形下,清政府鼓励内地商人前往新疆贸易.为此,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皇帝指示北路赴新疆改走近道,“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着传谕直隶、山西督抚及驻扎将军、扎萨克等,旗民愿往新疆等处贸易,除在乌里雅苏台行走之人,仍照前办理外,其张家口、归化城等处,由鄂尔多斯、阿拉善出口,或由推河、阿济行走,著各该地方官及扎萨克等,按期道里,给与印照,较少转向乌里雅苏台领照,程站可省四十余日,商贩自必云集,更于新疆有益”[6].同年,清政府大幅度降低商税,规定当地维吾尔小商人征税二十分之一,“外藩”部落及内地商人征税三十分之一.这些政策,对新疆商业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这样,在新疆地区就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如吐鲁番、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绥来县(即玛纳斯)、伊犁、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噶尔等.乌鲁木齐是天山南北最大的城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已是“商民云集,与内地无异”,时人称乌鲁木齐为“四大之区,以故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广,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荣富庶,甲于关外”[7].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是南疆最主要的商业城市,自古便是中西贸易的重镇,清代前期,商业贸易空前繁荣,城内回汉人民“比栉而居,几无隙地,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贩货其地,而外藩之人如安延集、退摆特、郭酣、克什米尔等处,皆来贸易,八栅尔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8].北疆的古城,是联系内地、北疆、南疆以及内外蒙古的枢纽与货物集散地.这里北通科布多与乌里雅苏台,西通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南通南疆各地,商业盛极一时.但是,由于丝路国际贸易的衰落,海上交通的开辟,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商业贸易不再参与世界性的中西贸易,新疆地区的贸易主要是国内的,地区性的.

西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少数民族聚集地,清代前期在西北地区实行的民族贸易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民族贸易中心.

西宁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自古为河湟重镇,由于明代以来茶马贸易的发展,清初成为主要的民族贸易市场.据《秦边纪略》的作者称,当时至其地互市之人“自汉、土人而外”,以藏民为最多,西宁市场“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等羽毛齿革,珠玉布帛,茗烟麦豆,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东门之外“举袂成云,挥汗成雨”[9].罗布藏丹津之役后,青海民族贸易中心转至丹噶尔,但西宁仍不失为重要的民族市场,畜产品等经西宁集中后外运,市场经商的多为晋帮及陕帮商人.西宁城是当时最大的粮食贸易市场.清初,西宁城中设有粮面市,粮食由大户人家收购出售,一城之中价格互异.“买者固被抑勒,而自乡负粮面来售者,亦受要截,帷窝囤者,专其利焉.”[10]粮食贸易虽为个人垄断,但粮食生意依然很好,河州的“麦、豆、杂粮辇载驴驮,以往西宁者,不绝于路.”[11]杨应据在任期间,为控制粮食价格,打击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者,于乾隆四年(1739年)以簧学街空阔,修建了铺面数十楹,作为储粮、贮面、交易之所.“自此崇价不二,买者售者称便焉”[12],又于东关设上、下粮面市,大大方便了各界人士.

青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值得称道的是丹噶尔贸易,这是清政府对青海蒙藏地区统治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丹噶尔即今青海湟源县,雍正二年(1724年),罗布藏丹津叛乱平定后,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善后措施,其中对青海地区与内地之间贸易往来作了明确规定,规定其与内地的交易之所定于西宁西川边外那拉萨那(今日月山),原建议每年3月、8月两次,后定为四季贸易.但上述措施已难满足青海蒙民的需要,雍正三年(1725年),奋威将军岳钟琪再次上疏,“大将军年羹尧定前例,青海与内地之人每年于二、八月贸易两次,择定纳喇萨喇地方为交贸之所,经议政大臣议改四季交易,已觉宽容等再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郡王色布腾扎勒诸台吉部住牧黄河西边,相近西宁,请将贸易之地移在西宁口外丹噶尔寺.至蒙古贸易,全藉牲畜,每年在六月以后,仍听不时贸易,则蒙古商贩均获利益矣”[13].岳钟琪的建议得到批准实行,丹噶尔正式立市.到乾隆年间丹噶尔成为西北民族贸易中心之一,所以,乾隆九年(1744年),西宁佥事杨应琚认为丹噶尔“通西藏,逼近青海,自移多坝市口于此,为汉土回民并远近番人暨蒙古往来交易之所,最关重要”[14],要求添县丞主簿一员驻丹噶尔管理商业贸易.至嘉庆、道光年间,是丹噶尔贸易最鼎盛时期.道光年间,丹噶尔城已有东大街、西大街、中大街、仓门街、隍庙街等,史称“丹地商业特盛,青海、西藏番货云集,内地各省,商客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两之多”[15].由于这里商业贸易发达,道光九年(1829年),清政府决定设丹噶尔厅,使丹噶尔行政升级,更进一步促进了丹噶尔贸易的发展.农业、手工业与畜牧业之间的产品交换,是人类自然分工必然形成的劳动交换.《丹噶尔厅志》的作者对此似乎也有认识.他认为,“按本境农业、仅供土人所用,尚多不足之虞,耕躬而食,原不列于商品.然产地不等,彼资猎原渔水以为生者,或兼此区区而无之.如采金挖矿之区,距数百千里而致粮,则口腹之需,不得谓非货也.皮毛各货,虽皆商品而不产于本境,然蒙番所售之货,丹人资以谋生者,约居其半,故农产之外,衣食皆资于商也”[16].仅据上述丹噶尔贸易衰落时的统计仍可以看出,在清代丹噶尔贸易中参加交换的产品约有200余种,其中100余种为内地运入的手工业产品,20余种为运出之畜牧产品,这是整个丹噶尔贸易的主流.内地运入的农业、手工业产品,经丹噶尔民族贸易市场进入河曲地带及玉树、西藏,从而使这一广大地域的蒙、藏、回、汉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及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得以改善,而上述地区的畜牧业等各类产品也经丹噶尔市场贸易得以进入内地.所以,丹噶尔民族贸易市场实际上是清雍正后200余年间,西北地区畜牧业经济与内地经济产品交换的主要承担者,它对我国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是丹噶尔城镇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动因,从而也对清代丹噶尔地方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手工业似乎只孕育于农业之中.与内地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带来商业的繁荣发展不同,丹噶尔地区原无手工业,它是在商业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手工业,同时又主要联系并服务于畜牧业经济的.

丹噶尔商业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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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清政府对蒙藏群众所营货物实行无税政策有直接关系.清政府规定,藏货“盖藏自运,无论何地,往返货物,皆不征收厘税”[17],对蒙、藏进口之货,“一经商人驻载运入内地,无不免税厘者,若蒙番驼载内地之货出口,税厘均免.故丹地税厘有进口而无出口,利于蒙番而弊于内地”[18].这自然是清政府对青海民族地区实行安抚的一项重要政策.

清初,准噶尔雄踞西北,其势力控制天山南北,兼及青海、漠北,但由于准噶尔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农产品、手工业产品除部分取自南疆维吾尔各部外,主要通过贸易从内地获得.雍正初,清准战争爆发,贸易中断.雍正十二年(1734年)双方议和,准噶尔提出恢复同中原的贸易,清政府允许准噶尔前往西藏“熬茶”并进行贸易,另开肃州作为互市地点,并规定准噶尔贡使进京的道路从肃州、兰州经西安到达北京.这期间,由于喀尔喀蒙古及青海、西藏成为政府统一管理下的地区,为了经济上约束、遏制准噶尔,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乾隆五年(1740年),清政府规定准噶尔贸易只限在肃州、北京二处,四年贸易一次,入京商队人数不得超过200人,赴肃州不得超过百人,贸易期限不得超过80天,入京路线不得从喀尔喀蒙古及西套等地北路通过,改走南路即取道哈密、肃州、兰州、西安到达北京.后来,准噶尔要求扩大贸易地点至甘州、凉州等地,清政府考虑准部距京遥远,长途跋涉贸易不便,更主要为了从经济上挟制准部,答复准部,长途前往北京贸易,“力不能前,即在肃州贸易,亦属可行,肃州与尔游牧相近,尚可获利,若在甘、凉等处,实属不便”[19].此后,准噶尔贸易集中在肃州进行,肃州遂成为清代前期又一民族贸易市场.贸易货物除皮张外,主要有牛、马、羊、骆驼、葡萄干、硇砂、羚羊角等,内地提供的货物有布匹、绸缎、茶叶、大黄及其他手工业品.肃州贸易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达到,这年,准部宰桑瓦落素所率商队人数达到300人,“口报货物数,羊十五万六千余只,牛、马、驼只俱以千计,各项皮张共六七万张,统计不下三十余万两”[20],这次贸易人数远远超过定额,但这时清政府屯垦河西,需要牧畜补充,所以清廷边吏尽管用“与定例不符”拒绝一番,最终仍由官、商、民等全部买下.这次贸易之后,随着准噶尔内部变化及清准战争的再度爆发,肃州贸易也受到影响,至清政府平定新疆统一天山南北,清准肃州贸易随之结束.但肃州作为河西地区重要的商业市场,仍然继续存在并繁荣发展.

肃州贸易结束后,清代前期新疆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民族市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击溃阿睦尔撒纳叛军之后,游牧于中亚的哈萨克大、中、小三帐相继请求臣属于清廷,希望与清政府建立贸易关系,“将马匹易换货物”.清政府接受哈萨克三帐的臣属与贸易请求,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从内地调取绸缎、布匹、茶叶、药材、瓷器等物品,在乌鲁木齐与哈萨克进行贸易.之后又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开设了贸易市场.这期间,由于新疆政治、军事形势稳定,加之清政府在新疆驻军、屯垦都需要大批牲畜,对哈萨克互市不受时间限制,每年有数起随时通过卡伦来新疆进行贸易.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伊犁驻防大军一切需用牲畜全赖哈萨克贸易,并拨马匹至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地军需,然后将多余马匹依次调往甘、陕、晋、豫、鲁等地,贸易的繁荣与规模都是值得称道的.

通过以上考察,清代前期,清政府在西北的商业政策及商业的发展,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西北地区商业发展是不平衡的,除了一些区域性的贸易中心外,西北商业就整体而言,仍然落后于内地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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