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之困审视大学管理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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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朱清时校长在南科大的办学治校中,未致力于这所新建大学奠基性的工作,尤其是对自己治下的行政化毫无意识,过度热衷于应对政府层面的“大学去行政化”的诉求,由此注定了南科大遭遇困境的命运.朱清时校长如果不从自身找到问题之所在,其办学理想很可能会中途夭折.

关 键 词大学管理去行政化南科大之困改革

作者眭依凡,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浙江金华：321004）

本文旨在思考并讨论以下问题：大学管理为什么要去行政化?南方科技大学之困境（简称南科大之困）源于何因?大学管理到底如何去行政化?

大学管理的去行政化难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世界各国均如此,中国自然概莫能外,更何况中国大学规模的迅猛膨胀是办学条件准备很不充分的结果,加之严重的急功近利和绩效主义的干扰,最为社会期待的大学已成最为社会诟病的组织.在种种批评和来自大学内部的诸多改革尝试未见成效后,人们把大学不尽人意的症结归于大学管理的行政化,于是大学管理的去行政化便成为人心所向.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大学管理去行政化的问题上也似乎达成共识――探索建立符合大学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大学管理去行政化问题已有诸多的讨论,本文无须赘论,但如下概念和立场必须确定：其一,行政管理与管理行政化非同一个概念,对国家或社会组织而言,前者是根据法规制度及运用法定权力对社会事务或组织运行进行管理的活动,而后者则是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的滥用,系一种过度依赖行政等级权威,并强调行政纪律秩序,而无视被管理对象创造性的毫无灵活性的泛行政管理.其二,大学作为极其复杂的社会组织,如果缺乏必要的行政管理,大学的统一性及其目标、秩序和效率则无法保证.因此,大学虽不是也不能是纯粹意义上的科层组织,但其依旧是一个需要行政管理的社会组织.然而,大学教育和学术组织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它必须在不受外界任何干扰,尤其是在不受权力和金钱干扰的环境下生产知识和追求、探索、传播真理.同时,大学是一群富有思想、富有探索精神的学者和学人高度集中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在思维方式、人格精神等方面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大学的上述组织属性及其成员智力劳动的独立性、创造性、自我理性等特征,赋予了大学办学治校根本不同于政府及企业等其他组织特有的运行规律.因此以控制为目的的带有强烈的官僚体系特征的行政化管理,即使来自大学组织内部,其对大学组织的自由发展空间无疑也是极大的挤压,由此必将导致学术自由空气和学术活力生机的窒息.所以,大学又是与行政化管理不能相容的组织.

因此,大学管理去行政化的由来,一方面确实存在政府把大学纳入官僚体系视大学为一类行政机构,而忽视甚至无视大学作为教育和学术组织的特殊性及其规律性,对大学实施过多过度过滥的行政控制的问题,不仅大包大揽了诸如教育资源配置及本属大学自己的诸多学科专业发展等事务的决定权限,甚至包括高等教育法已经赋予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而且把大学组织及其领导者和管理者通通冠以行政级别,以淡化其教育和学术属性,而强化其官僚意志以利于驾驭和控制.来自政府层面的行政化问题之所以严重,就在于政府把自己视为大学全额投资人,而忘记了政府只是在履行国家法定程序,将纳税人的钱财通过科学合理的统一安排配置给大学并加以监管的职能,以便让大学更好地为纳税人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服务.更关键的是,大学组织有其自身发展和办学治校的规律,逾越其规律的泛行政管理,对大学更好地发挥其高质量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以服务国家社会的作用的制约是不可回避的.

另一方面,大学自身内部也存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的滥用.行政权力过大不仅导致学术话语权的衰微,而且官本位导致学术和教学地位边缘化的问题亦会日益严重,继而庸俗化社会风气乘虚而入.事实上,有些大学的拜官主义、浮躁虚华、急功近利、贪图享乐的不良风习已经渐成气候,不仅严重侵蚀了大学应有的崇真、向学、育人、社会担当的文化氛围,而且已经使一些大学校不像校、学不像学.在超强的行政权力与衰微的学术权力的博弈中,尤其是缺乏制约的大学行政权力已经蜕变为一把手的行政权力,其通过内部资源配置和干部任命等手段,几乎完全操控了大学的价值走向,大学的学术传统日渐消衰,学术失去了应有的超脱、独立和自尊,而崇官、玩物、享乐等非学府文化却日渐膨胀.作为一个组织之统一性和个体之多样性需要高度融合的机构,必要的行政管理是保持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有效率办学治校不可或缺的选择.这就决定了目前大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个自以为担负崇高知识使命的组织正面临着一个无法解脱的悖论,一方面要强调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一方面又要保证大学组织必要的效率.实际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体系的矛盾也就在于一个以效率为由强调控制,一个则以大学的属性规律为由强调学术和自由.两者各持其理也各有道理,所以大学成为诉求最多且彼此对立的一个最难管理的组织,但正是大学的最难管理使其成为一个最需要管理的组织.这两种权力同时存在于大学这一特殊组织中,但至今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来处理它们的关系.

造成南科大之困的三大致命伤

南科大之困与大学去行政化究竟有否关系?朱清时寄南科大的成功之希望于大学管理去行政化,然而事与愿违,南科大遭遇办学滑铁卢.其原因恰恰也是大学管理去行政化.进一步而言,与其说南科大举步维艰的处境是教育部对大学高度行政化制控的结果,不如说是南科大把自己带进了难于自拔的大学去行政化陷阱.下文从三个方面来阐述.

1.南科大的目标和角色定位问题.大学定位是大学的长远发展目标和奋斗方向所在.一所大学的科学定位不仅是大学发展的宏伟蓝图,更是大学运行必要的理性指导,对一所新创建的大学尤其不可或缺,其对大学学科专业的设置、组织框架的构建、人员队伍的建设、文化和制度的营造和设计等无不发生根本性的影响.深圳市政府对南科大的目标定位为“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1］.作为南科大的举办者、投资者及管理者,深圳市政府的目标定位无可厚非,朱清时校长对此不仅认可称“这个目标定位既是深圳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高教改革和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必要探索,更是香港科大和许多国际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它受到国内外教育界的高度认同,也受到全体深圳人民的热烈企盼”［2］,而且将其提升为“南科大将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3］.因为至今南科大还未建立起该校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团队,故可以推论后者完全不是依据“教授治校”做出的定位选择.

认真推敲上述定位,依然产生如下疑问：任何大学都可以做出诸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甚至“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定位,即便力不能逮,那也不妨碍举办者作出如此期望.但就南科大而言,其定位加了一个与时间或速度相关的定语“一步到位地建成”,这就使得南科大与众不同.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朱清时从接过校长聘书之时就高调把南科大的角色定位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者探路者”,“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试验田”,“国内高等教育改革的风向标”［4］,而非简单的办学校.该校的招生广告干脆用朱清时校长致南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题为“南科大迈出的一小步,将是我国高教改革的一大步”的信代之.“一步到位地建成亚洲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定位和事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成败的改革探路者的角色期待,是否高估了南科大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亚洲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可以一步到位地建成,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绩该怎样看待?北大、清华包括中国科大等一批国内研究型大学存在的价值是否大可质疑?

笔者以为,目前大学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定位,而是有没有科学定位的问题.缺乏科学的办学定位比没有办学定位危害性更大,后者充其量盲目发展,而前者则可能导致大学错误的发展方向.何谓大学的科学定位?即大学在根据自己办学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所处社会的发展需要以及高校自己的理想追求的前提下,研究确定的既符合本校现实条件又遵循大学办学规律的发展方向和长远目标.大学的定位理想既要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依据,更要以大学已有的办学条件和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为基础.当然在当今资源高速流动、竞争与合作高度融合的国际社会一体化日趋成熟的时代,大学不再是时间变量唯一的函数,完全可以像香港科大一样通过加强国际杰出人才的竞争力度等以加快大学的发展速度.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大学依旧是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因此,大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办学者高昂的办学、高远的办学理想,还要有按大学规律治校的办学理性、办学逻辑.其实,香港科大是一大群杰出的国际学者历经四年艰苦卓绝的筹建后才开始招生,再历经十多年不懈努力才得以瞩目于世的,而绝非是靠机遇、,一蹴而就的华丽急就章.必须指出的是,决定南科大发展起始的目标定位和角色定位,本身就是大学管理行政化倾向在南科大的一种典型反映,其把南科入了难以自拔的办学困境.

2．南科大的办学理念问题.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本体的基本看法,是渗透人们对大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要求的关于“大学应然”的理性认识,其意义在认识大学价值的基础上坚守大学的价值.笔者认为,大学理念对大学校长的办学治校而言具有两个基本的作用：其一,使校长个体的行为具有自觉性和目的性；其二,使大学整体的行为具有自觉性和目的性.［5］大学理念的形成不仅对办学治校者的价值选择和思维定势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贯穿其办学治校的全过程.对于一个强势的大学校长而言,大学校长办学理念往往决定大学的成败.

有人认为,南科大的困境源于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办学治校理念,因此很难看到这所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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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最为期待的去行政化的改革,就是赋予大学“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自主权.南科大迫不及待地自行招收45名未经高考的学生,并声称对这些学生负责,授发南科大文凭.这是南科大与教育部大胆博弈迈出的充满风险的“一大步”,并彰显了朱清时去大学行政化的改革决心.但他可能未必想到,此举挑战的并不只是代表国家管理高等教育的教育部,其“触犯”的是国家有关大学办学、招生、授发文凭学位的高等教育法规,这使南科大面对的大学行政化的诉求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设立高等学校,应当具备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第十九条规定,高级中等教育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相应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录取,取得专科生或者本科生入学资格.第二十九条规定,设立高等学校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8］且不谈南科大是否已经具备了高教法规定的实施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师资及科研等条件,但从法定程序来看,其2010年10月才获得教育部筹备建设的正式批复,意味着南科大至今还不具有自主招生的合法性.

此外,为解决杰出人才培养问题,南科大仅招收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包括天才儿童.虽然个别学生可以套用同等学力作依据,但是一锅端地仅招收中等教育未毕业者,则有悖于高等教育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南科大的解释是“为我国培养创新人才,同时可避免高三一年纯粹的考试训练对高素质、原生态学生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扼杀”［9］,实际是为自己把杰出人才培养的希望寄托于招收天才学生,而不去致力解决大学人才培养本身存在的问题寻找托词.朱清时校长在中科大任上形成了对天才少年偏爱的情结,他认为现行的高考招生体制“其弊病在于一刀切,切掉了怪才、偏才、奇才”［10］,南科大的招生改革其实是在探索一种弥补体制缺陷的办法.当然,这种教育思维并非南科大独有,诸多大学包括不少重点大学也是出于此因,把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尤其是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责任转嫁于生源质量及缺乏自主招生的权力,而不肯在决定人才培养优劣的教育教学改革上下功夫.

据2004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以下简称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11］根据上述法律,经教育部审批立校及国务院授权学位授予的大学自然就有了“自主招生”尤其是“自授文凭”的权力,所不同的只是大学的自主招生并不是随心所欲,只能是那些参加高考并达到国家规定分数线的学生.如果整个社会都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而不遵守,那我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将不堪设想.所以换个角度来看,“自主招生和自授文凭”至少有伪命题之嫌,并不足于成为大学去行政化的办学治校理念.当然国家法律法规也有时迁治变的必要,但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尊严,只能通过法定程序改变而绝不能随便逾越.因此,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之办学治校理念,显然有悖于高等教育法律法规.

3．南科大的办学治校问题.“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去行政化改革使南科大的办学合法性受到质疑,为从这一困境中尽快解套,朱清时选择了“高调改革”、“媒体介入”的策略以图借舆论力量以促成南科大的改革.为此,他频频出席公开活动和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他把南科大的改革希望寄托在舆论上,结果不仅把自己和南科大推到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上,而且也充分暴露了南科大办学治校浮躁不实的问题.

事实上,在朱清时一直忙碌于舆论聚光灯下,大谈自己的办学治校理念和南科大改革的意义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所新生大学似乎只有朱一人在拳打脚踢,人们看不到南科大志同道合的团队力量.据内部爆料,“临时拼凑的寥寥数个教学人员主要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已身兼多职且主职在其他院校年过七十的院士；另一类是早已从科研一线退休的其他院校的教员”［12］.而据香港科大原学术副校长孔宪铎先生在《东西塔》一书中回忆,香港科大在开学之初就延聘了一二百各行各业的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一位WolfPrize得主、两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四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两位加拿大院士、六位‘台湾研究院’院士和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学术精英,其中有70%以上获得美国博士学位,其余来自加拿大、英国以及澳大利亚［13］,可谓人才济济.他还介绍说,“科大的人才,多是三顾茅庐来的,不是靠广告来的”［14］.在香港科大创校之初礼聘的60位正教授中,没有留下来的只有三位.［15］办大学尤其一所新成立的研究型大学,首要的工作是选聘人才并设法将他们留下来.朱清时领导能力即便很强,然而,仅凭一人之力可以独创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吗?更何况要一步到位地建成之.不重视教师和管理团队建设并注重发挥团队成员的作用,这是南科大办学治校致命伤之一.

大学以实施专业教育为基本职能,因此其依据学科专业为发展及其内在逻辑设计和安排组织结构,换句话说没有必要的学科专业结构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为此,高教法也规定大学“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遗憾的是南科大除已设3个内容相当空泛的“理学部”、“工学部”和“通识教育部”外,至今没有明确的学科专业设置.或许这也是朱清时到位两年还没有建构一支基本稳定的教师队伍的原因,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服从于组织目标及其结构的需要.这是南科大办学治校的致命伤之二.

由于大学是对高深学问进行选择、保存、传递、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学术组织,其活动复杂性、结构复杂性、成员复杂性,以及权力构成复杂、社会环境复杂、社会职能复杂等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大学是最需要通过遵循其自身发展运行规律的建章立制管理学校,以处理和平衡好大学内部同时存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防止行政化.对此,朱清时亦有十分清晰的意识,他曾宣布：“我们将探索‘去行政化’的、以追求学术卓越为主的管理模式,把学校真正建成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16］,“为了实现南科大的目标和定位,也为了回归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尝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17］.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朱清时理想中的“管理模式”和“现代大学制度”至少在今年6月《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前,还只是不甚清晰的概念而非可视的制度文本.

当然制度建设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南科大的问题在于这所已经命名五年半、获得教育部筹备建设批复一年、校长上任两年有余的大学,直至在招生后都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办学治校规范.香港科大首任校长吴家玮总结自己创校经验称：“对任何单位来说,还是得先制定出一套规章制度,可以进行有效的约束.在政府很紧的规章里面,先把能自主的做到最好.”［18］孔宪铎先生把香港科大的成功概括为：“就是在这样一个有完整制度,有杰出领导,有精英人才和宽裕钱财之下建设出来的一所位于亚洲的美洲大学.”［19］由此可见,香港科大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制度的成功.坚信“高教改革机遇比计划更重要”的朱清时校长说,香港科大的办学模式不可拷贝,但香港科大把治校规则建立放在首位的态度和方法以及其制度成功的教育何以不能学习?否则,朱清时凭什么说以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建一步到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何况现代意义的大学本来就是西方成熟制度的产物?不注重制度建设先行是南科大办学治校的致命伤之三.

此外,作为一所地处思想观念开放、经济实力雄厚、政府高度重视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大学,南科大办学本可以不必操之过急.在包括连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培养大纲都还未成型、教师队伍还不落实的准备工作极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开班招生,这一极不慎重的举措,不仅把南科大引入困境,而且暴露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问题.相较而言,香港科大选择的却是宁静致远的办学策略,其成立之初,计划用8年时间建成一所实力雄厚的新大学.其创校校长吴家玮总结道：香港科大是一个惟“一步一步去做”的结果.他回忆香港科大筹建时期,靠着智囊团队及筹建团队,设计科学详尽的办学方案,包括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香港科大在人才选聘的问题上更是花大功夫,“有学问有成就的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都去找过了,如果没找到你就是你还不够资格”［20］.这样的准备工作做了4年之后,才开始招第一批学生.

显然,朱清时对此则持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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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原等认为,南科大“沉浸在偷换概念的口号喧嚣之中,完全远离了办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正途,实在于南科大筹建无助,于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于国家高教改革无益”［23］!不可否认,李晓原等3位香港科大教授的批评确实尖锐,如果朱清时校长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成败为大局,真的应该用一种包容大度的胸怀倾听如此振聋发聩的逆耳忠言.试想一个从管理团队到学科框架、教师团队、内部管理制度、人才培养机制、教学大纲等均还未成型的大学,凭什么敢说一步到位地建成亚洲一流研究型大学?更不用奢谈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探路了.

朱清时是我国最富改造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理想和改革勇气改革意识的大学校长,在担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坚持原生态地对待大学教学评估,在其他大学负巨债兴建新校区时中科大宁静于教学科研的本分,2000年以来坚持人才培养质量而决不盲目跟扩招之风等等,因此中科大和他本人都受到了高教界的尊重.然而朱清时在南科大的办学治校中,未致力于这所新建大学奠基性的工作,尤其是对自己治下的行政化毫无意识,过度热衷于应对政府层面的“大学去行政化”的诉求,由此注定了南科大遭遇困境的命运.此时,朱清时如果不从自身找到问题的所在,自己的办学理想很可能会中途夭折.

大学管理如何去行政化

大学从来就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最重要基地,而一流大学尤其肩负着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大学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不仅仅是大学之伤,更是国家之痛.大学不发展大学不强盛,一个国家的科技就会落后,在全球竞争中落败的命运就难以避免.为此,当前大学最需要改革的莫过于影响高教质量提高和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体制性障碍,亦即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依附性等由体制性因素导致的问题.如同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在回应记者提问时所说：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大学管理的去行政化也需从政府管理和大学内部管理两个层面寻找出路,其改革的目的必须有利于建立按大学发展的规律办学、人才成长的规律教学、科学管理的规律治理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

就政府层面的大学管理去行政化而言：其一,通过立法加快推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提出的“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和“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以明确政府管理的权限、职责和大学办学的权利、责任,构建和完善政府与大学的科学行政关系,依法保障、落实大学必须的办学自主权.同时,通过立法强化大学的国家意识和对国家负责的使命意识,以及规范大学依法有序办学治校的运行.

其二,政府部门必须尽快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彻底解决把大学纳入官僚体系按下属行政职能部门进行管控的问题.赋予大学必要的独立性,既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造之组织属性以及大学与政府部门完全不同的运行规律所使然,也是大学防止唯官唯上唯权的根本举措.

其三,改革政府对大学的拨款体制,进一步规范拨款程序方式并使其过程和结果透明,以及建立完善的大学审计问责制度.拨款不仅是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手段,同时也是强有力的有效引导和调控大学的手段.尽管大学自治是大学必须的权力,但由于公立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因此必要的审计问责是防范大学滥用纳税人的钱,确保大学活动于合法性的有效途径.审计问责是一种来自外部对大学行为有效影响和监控的力量.据马丁特罗的观点,审计问责具有如下的作用：第一,审计问责是对大学权力独断和权力腐败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能限制欺骗、等不法行为的发生；第二,审计问责迫使大学通过对自己运行过程批判性的检查和主动征求外界批评性的评论,从而有利维护甚至提高大学绩效的质量；第三,通过各种必要的报告以及来自大学内外的批评,审计问责可以作为一种调整大学满足社会需要的策略.［24］

其四,建立选聘教育家校长的体制.关于一流大学建设,我们现在最为紧迫的问题是：能不能按温家宝总理说的“让教育家办教育”,尤其是让大学教育家按大学的规律自主办学治校.让教育家办教育,让教育家按大学的规律自主办学治校,其实质也是政府用去行政化手段管理大学的重要责任.哈佛大学教授黄万盛说：政府办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人文发展的结果.然而,政府办大学需要特别警惕政府对大学的干预.以为既然是政府出钱办大学,政府就可以干预大学的教学和行政,这是非常危险的心态,它会损坏大学的学术和品质,即使是善意的干预,也同样是对大学的学术独立和教学自治缺乏必要的尊重.［25］大学需要来自政府的管理,但什么能管什么不该管,这是政府推进去大学管理行政化改革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就大学内部管理的去行政化而言：第一,通过大学章程建设,理顺大学党委、校长、教代会、学术委员会等多决策体系无序博弈、相互干扰的矛盾关系,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通过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处理好强调决策和管理效率的行政权力与强调决策和管理性的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学术权力在学术事务决策以及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以注重决策和管理的效率与效果的平衡.大学的去行政化管理和加强大学的管理并不是对立的矛盾,关键在于理顺和改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共同管理的关系,使大学能够按照自身规律科学有效地办学治校.当前需要建立大学不同于政府部门的吻合大学属性特征的行政管理体系,其强调的不是控制而是服务,必须有利于大学按自身发展的规律办学、按人才成长的规律教学和按科学管理的规律治校.第二,要根除大学官本位的积弊,真正建立和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学术自由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当前大学要根本克服和杜绝媚上、媚俗、媚官,而忽视师生、忽视大学的教学和知识、真理追求之使命的庸俗化现象.办好大学首先要尊重知识尊重学者,使他们在大学有崇高的地位,而大学内部的行政职能部门并非指挥和领导管理的角色,他们的唯一责任就是为师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更好的服务.大学、大学教授、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绝不是以其行政级别的高低来体现的,具有依附心态的大学及其学院、学系等学术领导者往往既难于也不敢于对大学负责,故也不能期待他们真正按大学的自身规律办学治校.

总之,我们必须通过必要的“去管理行政化”理性地捍卫大学,引导并要求大学找回自己淡忘甚至丢失的大学精神和文化灵魂,回归其教育和学术组织的基本属性.大学只有按大学自己的规律办学治校,大学才成其为大学,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