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书派的理与风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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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书派与清代化“碑学”的关系

清代“碑学”究其本源应为“北朝碑版楷法”.①最早举起“碑学”大旗的是在乾隆时历任山东、浙江学政,创办过广东学海堂的两广总督阮元.他的《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探索了北碑的历史源流、传承关系,指出北碑并不比南帖差,应该重视北碑的艺术价值.由于他的威望和影响力,使得清代各界人士开始关注北碑,导致了书法界的一场革命.

继阮元之后,清代出现了一大批崇尚“碑学”的书法家,如包世臣、何绍基等,而推动“碑学”最为有力者则是戊戌变法代表人物康有为.他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帝变革未果之后,闭居北京南海会馆的汗漫舫心灰意冷之时,读尽了京师藏家的金石数千种,花了17天的时间写就了一本关于金石碑刻的研究专著――《广艺舟双楫》.该书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碑学”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尊碑”之说,极力推崇汉魏碑版,主张以雄浑刚健的碑学书风取代靡弱的帖学颓风.但是,康有为毕竟是政治家,书艺只是他向古人寻找变革论据时的副产品.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开宗明义地说：“盖天下也变之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他的这部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政治上的维新变法因素.据张伯桢《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论述：《广艺舟双楫》1891年刊印后,1898年、1900年两度被清政府列为禁书毁版.这是因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矛头直指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们的痛处.也因为政治的原因,其尊碑贬帖的书学主张立场过于激烈,也产生了一些矫枉过正的负面的影响.

而真正潜心于金石碑刻研究,并身体力行的是清末民初在学术界、教育界、书法界无人不知的李瑞清.李瑞清1905年至1911年任南京大学前身两江师范优级学堂监督(校长),在书法上他虽然继承的是清中叶的碑学传统但他与康有为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在做学问上,李瑞清坚守的是乾嘉以来的古文经学方法,重实证和分析.对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出土的大量金石故物拓本,李瑞清不仅对其进行了古代文字书体的整理、考释和分类,而且由考据进而用金石的笔法入书,从而拓展了“碑学”的含义.从康有为一生的学术历程来看,他在写《广艺舟双楫》时虽然还是古文经学派所做的古文字研究,但是这时的他已无心严密论证和专心考据,而只是在酝酿一场新政治运动时从中国自己的传统中寻找变法维新的依据.《广艺舟双楫》是康有为从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过渡性的著作.他的“计其效用,不辨其真假”已现端倪.1890年春天,康有为从北京回广州,与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会晤之后,就完全成为今文经学家了.因此,这本书就如他后来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一样实质重在于其政治性,并不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而李瑞清则恪守以乾嘉以来的汉学研究传统,在研究的范围上不仅涉及汉魏唐宋碑刻,而且涉及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钟鼎铭文,以及西北汉简.在理论研究上,李瑞清不仅展示了钟鼎铭文、碑刻的根本特性,而且以其锐利的目光继承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刻书法理论,确认定后世的碑刻实际上是继承了金文书法这样一种渊源关系.

其次在历史发展上,李瑞清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可谓是现代教育第一人.1901年我国全面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和内容,当时任清政府学部管学大臣的张白熙主持起草的《钦定学堂章程》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三大级别、七个等级的学堂教育制度.1902年兴建的“三江师范学堂”就是按照这个学制创办的.1903年张之洞接任学部管学大臣重定并颁布了新的《奏定学堂章程》,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国学校要把经史之学作为教学的根基,适当地吸收“西学”中有用的东西来弥补“中学”的不足,把“中学”交给中国老师教,把西方的科技和自然科学交给日本老师教.张之洞不仅系统地提出一系列的主张而且运用其权力使之加以贯彻.1905年任校长的李瑞清正是张之洞这个教育思想的实践者和实施者.他聘日本教师,严格规章制度,使由“三江师范学堂”改名后的“两江师范优级学堂”上了规模.不仅如此,他在艺术教育上改变了传统私塾式的传授方法,在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开设“图画手工科”培养了一大批美术教育人才,也为“金石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2年后,李瑞清遁居上海王家湾,挂牌订润以鬻书画自给,身着道服,别署清道人.因卖字而多写多思,改变了以往视书法为余事的传统观念.他的创作与理论研究由此进入转折期,创立了“金石书派”.所以,康有为与李瑞清两人虽然只相差十多岁,但康有为是继阮元、包世臣之后把碑学书风推向了顶峰,从而成为近代中国书法史的终结.而李瑞清却在碑学高峰之后以自己的书法理论和创作实践揭示了书学的真谛,还碑学以本来的金石学面目,开创了既潇洒典雅又蕴藉深厚的金石新书风,成为中国现代书法的揭幕人.至此之后,众多书家或碑、或帖、或碑帖交融共同前进,形成了现代书法百家争妍的局面.而李瑞清所开创金石新书风在他的门人胡小石、张大千、吕凤子、李健的发扬光大下,形成了在书学理论和创作上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金石书派.更由于胡小石最早在高等学府中讲授书学,不仅使书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备受国人的重视,而且使这一书学流派对中国书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石书派的理论特色

由于首开金石书风的李瑞清和他的继承者胡小石等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多数人致力于高等教育,因而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他们研究书学的态度正如胡小石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讲稿第一章通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应注重实际的变迁,而不应注重价值之估定,所应具有的态度,与研究任何史的态度应该是一样的.应具备：（一)冷静的态度,不染任何宗教色彩,不拥护何派,亦不诋毁何派.(二)求信的态度,只问作品之真,不问作品之美不美.(三)求因果的关系之注意每种文学之产生,非突然的,必有其来因.既发生以后,必有其相当的影响与其后来的效果.”要而言之,金石书派的理论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逐本求源的探索精神.

李瑞清以独到的眼光提出学隶书、篆书要“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的思想,扭转了传统及清代书家写篆的风气.这是李瑞清对中国书法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影响深远.在李瑞清看来,钟鼎彝铭的金文是一种原始的篆书,处于还没有从更古的书体中真正脱胎的混沌状态之中,字体和造型是处在发展变化的转折期,尚未成熟,也没有严格的、固定的、统一的准则,充满了真情实感与探索的精神.这就如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样,虽然粗糙,但发展前途很广,可供吸收利用的成分很多.学习这种作品,个人的想像力和艺术的造型能力很容易被激发起来,在其不完善的地方植根发展,最后借助它的形式,完善自我风格.篆书如此,隶书也如此.李瑞清要求学隶者不仅要学两汉的碑刻,而且还要学习两汉镜、铭、砖、瓦上的文字.这样就比包世臣、康有为更高明.他以那个时代能掌握的资料来确定学习书法应学金文书法的观念,并且在实际的书法实践中将金石书法的审美观念表现出来,这在书法的用笔和造型上都比以前有很大的突破.侯镜昶认为李瑞清是系统地研究金石书法的第一人,并在他的《书学论集》中这样评价道：“李先生开辟金文一途,篆书门径,顿觉豁然开朗.他运用涩笔临写金文,刚劲顿挫,这连何绍基都未敢梦及的.”是不为过的.

二、分析归纳和辩证的科学方法

　金石书派产生的时代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刚刚开始满怀热情地接受西方文明、崇尚“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时代.李瑞清在两江师范优级学堂就重视科学与实践,还专门请日本人来做教师,以使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学到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因此,金石书派的书学研究的方法是现代的自然科学方法与传统朴学方法的结合.这样就与传统的旧式学者包括康有为在内的研究书学的方式有本质的区别,不再使用一种很玄妙的解释,而是如胡小石所说的“从根本上说,人就不是一个什么玄妙,不过是生物的一种”.③所以科学的分析归纳和辩证的方法成为金石书派最基本的理论方法.

首先,李瑞清根据书体的产生必有因果关系的科学思想提出：“大凡篆书与地理有关系,即在成周,各国有各国之风气,故书法不同.余欲著一书,以各国分派,见书未成,嘱门人胡光炜为之,正在考订商酌时也,今只得以器分派.”他在《玉梅花庵论篆》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钟鼎铭文分为十大流派,分析了各派的风格特色以及渊源关系.

虽然在李瑞清之前,清代已有分派研究承传之法,如杨宾的《大瓢偶笔•,夏周秦汉三国六朝碑帖》,但只涉及碑,没有研究钟鼎器物.即使有的学者研究器物,但也只是考证而已.也许如杨守敬所言“三代古文尚矣.然高古绝伦变化无方,今不适用又不能尽识,故自汉以来,以此名家者鲜.”现在看来李瑞清对各派风格渊源的分析,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主观的成分居多,难免有的地方显得粗略和不很确切.但是瑕不掩瑜,他吸收了前人具有现代精神的分析归纳方法,揭示了书法风格产生并非突然的,必有其因果关系,勾画出了一个既然发生,以后必有其相当的影响与其后来的流续的线索和脉络.因此可以说,“以器分派”是近代书学的一大创举,对现代的书法风格研究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李瑞清后的金石书派弟子胡小石秉承此义,并将其理论发扬光大.胡小石是金石书派的集大成者.他受过新式的现代教育,学的是农博专业,从日本教师那里学习过生物、矿物、地质、农业等课.毕业后又做过八年中学博物课老师,期间又采集动植物标本与考定动植物名称.他继承李瑞清的遗志,并有所发展.他在《跋临川夫子手临毛公鼎》一文中论述了篆书的“六变”之说：“篆书,汉以前其变三,汉后其变三.殷人尚质,其书直,变一矣.周人尚文,其书曲,变二矣.秦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其书反曲以为直,所谓小篆者也,变三矣.汉魏继嗣,无所能发明.李阳冰出,化方以为圆,齐散以为整,而小篆之敝极焉,变一矣.邓石如攻八分,由汉碑额以探秦篆,其书深刻,往往得李斯遗意,变二矣.何绍基晚而好篆,取笔于周金,因势于汉石,势则小篆,笔则大篆,遂易沈滞之习,变三矣.”在《中国书学史绪论》和《书艺略论》中论述了书法用笔由方笔――圆笔――纤笔的发展规律：“(一)自殷至西周早期铜器上所见方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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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学问统领书法的形质

金石书派的前贤们在创作上虽是以“金石气”为面目,但他们无不具有深厚的学识功底,谙熟古文字学、考古学、文学以及书画鉴定学.李瑞清曾说：“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⑤胡小石也说过：“学有造诣的人应兼具‘儒林’、‘苑’之所长,既能搞研究,又能懂创作.”⑥因此他们的书法都是以金石气为形质,书卷气为精神,一方面具有远古的民族文化重要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又是民族的崇高精神、气骨,文人士大夫的识见、学养、情性、艺术追求、审美趣味原化为书法的艺术气息的体现,达到了“金石气”与“书卷气”的完美结合.在金石书派看来,如果单纯追求金石气,即容易形成作字、画字之病,以书卷气养之,使金石气在于似与不似之间,古而能新,今不同弊.而书卷气的获得就是要有学问.即以临摹古文的感性经验为基础,进而研究汉字形变的普遍规律,以文字研究的理论作指导,不断提高创作水平,二者循环交替,齐头并进,互为补充.在书法理论研究与书法实践的关系上,金石书派一直以来都是两者并重,相互促进,既不空发议论,也不死守技法,而是以学术研究指导书法创作,以书法创作验证学术研究.如此,则研究不空泛,处处落实；创作不盲动,精审明辨,取舍生发,游刃有余,达到下笔有由,随意驱遣的境界,即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

历史上一般有书法创作和书法研究的区别,前者认为是一种创造,是一门艺术,而后者应该是一门学问.但是历代的大书家都是书法创作与书法理论并重,如唐代的欧阳询、颜真卿、孙过庭,宋代的苏东坡、黄山谷、米芾等等,以及前面所提到过的碑学大师们.李瑞清、胡小石不仅具有对书法线条有强烈的感受能力,以及对文字线条高度的再创造的技能外,还具备系统的古文字、音韵、训诂、诸子百家、佛典道藏、古文、诗歌、金石书画之学,广涉精研,多有成就.胡小石早在两江师范读书期间,经李瑞清介绍,拜清末诗坛名将“同光体”领袖之一陈散原(三立)门下学唐诗,以后一生写诗词数百首.两江毕业后就聘于长沙明德中学任博物教师,因实验条件太差,转而钻研《楚辞》,从考证其中的花草树木,进而到对屈原作品的全面研究先后发表了《远游疏证》、《楚辞辨名》、《离骚文例》、《屈原于古神话》、《楚辞郭注义徵》等文章,成为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他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文学史之一,另外还有《唐人七绝诗论》、《声统表》等专著,还有对张若虚、李白和杜甫等人的专文研究.这样完善的中国国学知识结构,使他能将辩证的思辨力与独具的鉴赏力相结合,将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个性结合起来,将严谨的分析、研究、论证、判断、雄辩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丰富的想像力、热情的创造力结合起来.因此他的书学理论在“求分于石,求篆于金”和“以器分派”的理论基础上,进而提出“六变”之说和“方笔圆笔”之论等,使金石书派理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金石书派的艺术风格

由于金石书派是在书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⑦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因此金石书派的第一个风格特征就是以极其忠诚的态度深刻地把握魏碑体势.李瑞清精研北碑,每有所见,必先细心研究,对情趣相投者,再三临习,以求深入,“每临一碑,步趋恐失,桎梏于规矩,缚绁于毡墨”.⑧久而久之竟成习惯,即使是友人赠答,也每每以临习酬之.这表现在他的创作态度的求真务实,也正如此而“在当时书坛榜首之中,这个没有个人特色的却成了一种鲜明的个人特色成为独特的风格”.⑨显然这里指的仅限于李瑞清魏碑风格的真书作品.广泛地临摹、刻苦地学习,使李瑞清牢固地把握了魏体真书的规则,这种规则的外化,也就是李瑞清的一种不同于他人的风格.他的对联“秀语夺山绿,寄情破天悭”和“河长可为带,崖自车.”一眼望去,那种既法度谨严又气势恢弘的金石书风便知出自李瑞清之手.这两幅对联虽都是真书但细细看来前者取自《瘗鹤铭》,而后者却取自《郑文公碑》.但无论是法《瘗鹤铭》,还是法《郑文公碑》,呈现给观者的,不是李瑞清服从于诸碑法,而是诸碑法皆从李瑞清的规范中化出,成为清道人法书.“有些人认为凡言金石书风,只是取原始的民间的尚未形成成熟的书体的风格.李瑞清的书法实践却是让原始的民间的艺术,通过艺术加工而融入自己的艺术语言,成为自己的艺术结晶.李瑞清的艺术语言就是规范,然而这种规范不是永恒的,它是一个书法大家最终冲刺前的积累.不见得人人都能成为大家,但没有这个积累却永远成不了大家”.⑩

金石书派艺术风格的第二个鲜明的特征是涩行顿挫的用笔.有些人都不能理解这种用笔,主观地一味否定,认为李瑞清创造这种用笔只是依葫芦画山残破漶漫的碑石,而极尽颤抖之能事去表现康有为提出的“雄奇角出”.虽然现在所谓的“金石气”一般都指源于金石的残沥之迹,但李瑞清的涩行顿挫的用笔,却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金石气”,而是融会了感情精神,有内在张力的线条.胡小石曾就怎样理解这种用笔时说过：“凡用笔做出之线条,必须有血肉,有感情.易言之,即须有丰富之弹力.刚而非石,柔而非泥.取譬以明之,即须如钟表中常运之发条,不可如汤锅中烂煮之面条.如此一点一画始能破空杀纸,达到用笔之最高要求.”[11]可见,这种用笔是李瑞清于金石碑碣不懈探索的结果,如不涉三代篆彝、汉魏碑碣而误解此用笔,也在情理之中.书法中运笔之难,难在遒劲.涩,指涩势.是说笔毫行处笔要留得住,又不是停滞不前,行笔既急,既劲,且沉.“劲”是“疾”的核心,“沉”则是“涩”的根本,如古人云“撑上水船,用尽力气,仍在原处”正是这道理.刘熙载《书概》中也说：“用笔者皆习闻涩笔之说,然每不知如何得涩.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包世臣《艺舟双楫》指出了此种用笔的方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由此可见,涩行顿挫是指行笔过程中步步为营留得住,也就是落笔沉劲,行笔含蓄之意.这样才能使书法作品含蓄蕴藉,意味深长,反之用笔放纵,则往往是一览无余.当然,书当肇乎自然,不可信笔,亦不可太矜意.淹留劲疾总当恰意而行,过与不及皆是病.综观李瑞清、胡小石的书法作品涩行顿挫均恰到好处.

金石书派第三个特征是碑帖交融.中国书法自晋代王羲之改变了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为妍美流变的书风之后,经梁武帝萧衍的推崇,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翰札手迹,并极力彰扬,遂使王羲之为“书圣”.以后宋、元、明历代不仅以王书为“帖学”之宗,而且以王书为正宗一统天下.然而,“帖学”在经过宋、元、明高峰之后,日益走向衰落,特别是以唐人碑版为楷书,因历朝历代重摹洗剔,渐渐失去本来的面目,到了清初已走入穷途,出现了纤弱、僵化的“馆阁体”,完全成了千人一面、万字雷同的极端状态,成了科举考试的手段.清中叶“碑学”兴起,先是在嘉庆、乾隆年间出土了完好如新的唐碑,形成了唐碑的兴盛,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的碑刻书法受到普遍的重视,以后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发展和秦汉石刻、墓志、造像、瓦当等的大量出土,以及摩崖刻石的发现,在咸丰、道光年间“碑学”全方位地占领书坛,给中国书法带来了新的生机,不仅形成了“碑学”的高峰也促成了“书道的中兴”.但在“碑学”兴起之初,由于碑学家们力倡北碑,尊碑抑帖,特别是楷书方面,不仅阁帖不能学,而且如康有为所认为的那样“唐碑”也不可学.在“碑学”的强大影响下,原来一些以“帖学”为归属的书家也放弃“帖学”,临习碑刻,新的书家更是完全崇尚“碑学”.这种现象到了清末开始有了变化,有见识的书家们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反思碑帖的得失,把碑与帖成功地结合了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李瑞清就是其中的一位.

据李瑞清自己讲幼习钟鼎,长大以后又学两汉六朝碑碣,但对法帖却不很留意.直到避乱沪上鬻书作业,沈子培、秦幼蘅先生劝他纳碑入帖,才开始选临淳化秘阁、大观、绛州诸帖,研求法帖.虽然李瑞清是在沈、秦二人相劝下开始习贴的,然而李瑞清以自己独特的北碑用笔于帖,很快就寻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他不仅用笔以碑为主.而且字的体势也多具魏碑风姿,特别是他的行草书抛弃了那种萧散简淡、柔弱妩媚的姿态,而表现出古拙雄强、若奋若博的风格,使行草书重新有了生机,赋予了崭新的面貌.如《李瑞清跋王孟津书》用笔如火筋画炭、连属无端,得“二王”之神韵,而在另一幅草书轴上面题道：“此或大令书乎.”对自己得王羲之书风的得意跃然纸上.由于宋行书在中国书法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李瑞清非常注重学习宋四家潜心钻研他们的书法作品.李瑞清对宋四家的学习正是想打破习碑者不能书行草的弊病,在他自己的手札中很多有宋四家神韵,达到了能“神与之合”的地步,所以沈曾植说：“李道士有祝希哲之书才.”[12]

李瑞清这种化碑入帖,碑中有帖,帖中有碑在今天看来其立足点还是站在碑的立场上的,是以碑融帖.而胡小石先生则兼融并蓄地受到碑帖的共同陶冶,在继承以行书的灵动化碑法之刚峻的传统上自觉地追求碑帖融合,将金石书派的碑帖结合发展到新的境界.他既继承了师辈的用笔和结字,又更为宽容地接受碑帖两方面的营养,并主张碑帖兼容.他所临的碑版不滞不沉,而以碑临帖则稳健雄厚绝去了碑派的“雄奇角出”的特征；他所创作的书法作品成功地将碑派的用笔和结字的特质糅入传统帖派面貌之中,金石味与书卷气异质同体,互相映衬、互相生发.但由于胡小石先生在1962年就过早的仙逝,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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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民初的教育家和碑学大帅,李瑞清创立的金石书派揭开了中国现代书法史的序幕,而且在现代书坛流派中独其一格.随李瑞清学习的胡小石、张大千、吕凤子、李健诸家在书艺上都各具风采,书法理论上也有所继承和发展.特别是胡小石先生1934年在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的“国学研究班”开设的“中国书法史”课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真正把书学作为了一门学问,而改变了以往书法教育只注重实用书写技能的传授.随着考古发现的丰富,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的发展,金石书派的书艺和理论还有发展的广大空间.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①见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卷•,总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②⑤李瑞清《玉梅花庵论篆》见《国学丛刊》第二卷第四期.

③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第一章通论》.

④《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学书迩言》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⑥⑧[11]胡小石《书艺略论》.

⑦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第二》.

⑨曹工化《步趋古碑亦开新》载于《李瑞清楷行三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⑩王立民《书秉金石李瑞清》载于《书法导报》2001年6月20日.

[12]沈曾植《题清道人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