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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由表达意思到追求意义,大概有来自“史”的记载需要.当然,如果将其归于神旨天意,那么,“史”记亦只不过是赫尔墨斯式的宣读、转述、阐释、雄辩,“史”记受“绝对”、“无限”、“永恒”的命令而来.但无论你是认同神旨天意、还是唯信入主意志,“史”记的冲动乃至自觉,终究离不开人的存在,“史”记追求意义,但意义来自人本身,来自人与天地、上帝的神秘联系.创伤、疾病、生离死别,等等,让人感知幸与不幸,促使人类向意义靠拢,随之出现的理性、宗教、祭祀仪式等,不外是人类求救与自证的心灵信息与意义符号.意义来路不明,但求证意义符合人的情感特征.意义也可能是某种救赎性的启示,人类对“记载”与“保存”的偏爱,如“史”记、“史”存等,说明,人类不得不安于不可规避的宿命,但希望能以某种超验或想象的方式延续生命信息,这信念,大致也须意义的指引才能达成.时辰、时间,以它无所不在的精神,提醒人类,“过去”可能消失,“未来”难保永远.人类总有无法自己作主的地方,“新”催生他／她的好奇心,“旧”填充他／她的记忆脑,人类囿溺于现世劳逸,甘为永恒及意义充当仆郎射手.与人类活动如影相随的“史”记,尽量避免呈现其追求意义的一面,但它们所不得不倚重的语词,很难完全逃脱意义的围绕.像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就常用“文明”、“社会”等等,史家采用这些词,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但也无疑含有对人类之创造能力与组织能力的肯定.各大百科全书对“文明”、“社会”等词解释有别,但基本上都认同这些语词乃对人类生存形态的归纳与概指.这些语词的内在逻辑里,有没有对“野蛮”、“落后”、“不文明”状态的稍稍暗示及反拨呢如果有,那“文明”、“社会”这些语词就一定有其意义期待,至少,它们把人类置于万物之上.再如司马迁《史记》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分类,不仅仅为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事实,更为尊从等级、礼仪等内在社会规矩,其体例分类并没有完全脱离秩序意义.古代文献主用干支纪时法、岁星纪年法、王位纪年法、年号纪年法等,《资治通鉴》等史籍的体例实得法干其中.这些纪年月日法,尤其干支纪时法,讲究周而复始,深考之,编年纪事、顺延讲史,亦望人脉循环不断、即断但续,有求无穷无尽之意.单看史籍体例结构,已知“史”记不可能全然拒绝意义的诱惑.史籍尚且有意义期待与意义预设,其它书写记载活动则自不待言.入主存在,很难摆脱意义的纠缠,即便是所谓的无意义、虚无、幻觉等,也是来自意义的压抑,或者说,是追求意义的产物.追求意义,于情于理,无可厚非.但意义本身也需要区分辨识,意义可以被分解为价值、精神、作用、地位、道德要求等等,不同人群、不同个体,相应地,对意义就有所取舍.语言文字也并不是一步就跨到意义层面,语言文字追求意义有一个前提,即表达意思,它偏属技能层面,在这里,表达意思所指比较宽泛,可以理解为摹仿、说明、描述、叙述、想象、定义等,它更像是语言的自然属性、初始功能.它首先要接近的,是事物的原型,而非所谓的真相,这里的原型,包括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原型、虚拟与非虚拟的原型、经验与超验的原型.就好比人,除了精神的定义,还有肉体、女性、男性等定义,世间万物,基本上都各自有“型”,书写记载活动不能忽视这一几乎算是自然性的本质存在特征.小说创作、文学评价,说到底,也是书写记载活动,如此定位,并非要否定小说创作及评价的想象力与创造性.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但此“物”首先是书写记载的工具,然后才是包括意义在内的其它,今人说现实与虚拟之别,但“虚拟”即真实,它没有改变语言文字书写记载的功能,“虚拟”也须被描述才能成其为“虚拟”.“词是原现象.词是意义前提,因而同时也是有关一切可能的‘历史’的所有认识的固定资产――这里所说的‘历史’完全不同于时间上的、客观的事件顺序,而是存在和事件的、被词从本质上设计好了的过程的意识连续性和意义连续性.正是因为词设计了一切‘历史’,所以词本身就无任何‘历史’可言.有任何一座‘桥梁’,没有任何一种‘过渡’从这种历史通往所谓自然史”(舍勒).尽管现象与意义很难绝然分开,但没有语言文字这种“固定资产”,所谓的“意识连续性”、“意义连续性”则无从谈起.既然是书写记载活动,小说创作、文学评价亦要面对认识与记载的对象.对象一词在今天已显得陈旧、鲜被人提及,但对象的“在”却是一个永不会消逝的问题.基于这一前提,写作者只要一提笔,就很难绕过对象的型或形,无论写作者有没有将其清楚明了地道出,也无论写作者有没有能力把握它们,它们都在,它们或臣服于写作者的笔力,或游离于写作者的心神之外,但是始终“在”.对此“在”的讲述及表现,就是意义的前提.但许多的文学评价、小说创作,直奔意义而去,忘记了意义的前提.同为认识与记载活动,“史”记给小说创作、文学评价的启示是,虽然它无法摆脱连续性意义的围绕,但它时刻没有忘记意义的前提.比之“史”记,小说创作与文学评价,有其独特处,即容纳经验、张扬感觉,但也许正是这一性格,纵容了小说创作及文学评价对意义无节制的追逐,意义的前提也因此经常被抛诸脑后.相形之下,诗歌创作因为注重呐喊及形式、忙于表达愤怒,追逐意义方面,反而略微收敛些,当然,诗歌评论又另当别论.但凡伟大的作品,必蕴藏丰富广博的意义,这一结果,是作者看重意义前提之所得,而非放弃前提直奔意义所得.无论作者偏属于哪个主义、哪种流派,无论作者善用再现还是表现,都没有办法绕过柏拉图有关洞穴囚徒的喻言,作者必须要面对那个“火光”.无论你看到的是真实的“火光”还是投射的“火光”,它都有一个影子在、原型在,哲学王与终身囚徒,都要去面对“火光”,并饱受“真实”折磨.尽管“火光”只是喻言,但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还是首先把光、洞穴、囚徒的情状给实实在在地描绘出来了,之后再论理性与哲学王,这些概念性的语词并不是凭空跳出来的,论辩的逻辑过程、描述的递进过程,保证了这些语词最终实现意思与意义的契合.人们常常谈及卡夫卡的现代意义,但他写《变形记》：也离不了“形”,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大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人确实是变形了,但是甲虫的原型还在,对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之后的形状与行为,卡夫卡的描绘不可谓不细致,没有这些准确到位的描绘与揣摩,先谈什么人的异化、孤独、隔绝,那就是虚妄.莎士比亚的戏剧,鲜有直接高呼意义的举动,他的很多剧作,比如《威尼斯商人》、《错中错》等,都涉及到契约、借据、婚约等,这些多是人际和解或冲突的现实基准,但谁又能说这些现实契约里没有包含宗教、思想、人生大意义呢就像尼分析的那样,正是在契约关系里,“让许诺者记住诺言”,“也正是在这里发现了冷酷、残忍、疼痛”,“罪恶感和个人责任感起源于最古老、最原始的人际关系中,起源于买主和卖主的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第一次产生了人反对人的现象,第一次出现了人和人较量的现象”.而又特别是《威尼斯商人》里的割肉情节,喜感得来又意义重大.又如约瑟夫赫勒所著《第二十二条军规》,此作被认为是荒诞及黑色幽默派的代表作,小说人物、情节无不虚构,但作者所写包括病房等各种场景,鲜活真实,功力不亚于现实主义大师的手笔.尤索林遭遇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确实荒诞不经,但谁能说现实生活中全无这套规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被为数不少的哲学家、思想家视为极具宗教意味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寓言更被学者视为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寓言之一,他的著作,集美学与神学于大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上帝的光泽从哪里来就从那些卑微俗贱、让人透不过气的生活里来.《罪与罚》开篇写“这个青年”,“贫困逼他透不过气来”,他租住的所谓“房间”,倒像是一口橱柜,每次经过女房东的厨房,他都觉得“又痛苦又胆怯”.《卡拉马佐夫兄弟》以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八笔,他身上聚集了多少人性的恶,比如狡诈、贪婪、无耻等等,但好几次,他在神父面前说话的时间最长,上帝使者、上帝之子在人间沉默不语,他们要留足够的时间让“恶”尽情地诉说内心的委曲、无奈、张狂.债务纠缠、遗产纷争、房租生计,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爱与恨,等等,都是意义的前提,没有这些产生于生活事实中的承诺与怀疑,小说中上帝的光泽、仁慈、宽大是不成立的；有了意义的前提,小说中的上帝形象,才能与奥古斯丁、斯宾诺莎等人论述并信仰的绝对上帝叠合.恺撒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各行其是,在冲突中互相印证,缺一不成世界.也许还有人直接从哲学与宗教层面来说明意义无需前提.但哲学王对世界与灵魂最早的认识及定义,即从水、火、土、气等可视可感的基本自然元素开始,也没有哪一个哲学王,会漠视论辩乃至诡辩的过程而直指意义.神圣如《圣经》,主所讲所用的,也多为世间寻常事、平常语,不深,且易于诵读、吟唱.世人颂《圣经》,必从上帝造万物、创世纪开始,无有造万物、创世纪,生灵何来意义.同样的道理,理顺了对象,在对象身上花的功夫到位准确,小说创作及文学评价所隐含或声称的意义才有可能成立.可惜的是,我们常常要面对这般的评写情状：不少的写作者、评论及研究者,全然略过“光”影与枷锁,下笔即高呼理性、救赎、至善、知识、正义、乌有等等,读之华丽丽、森森然,文字与知识的优越感十足,其它的,倒是通通欠奉.当某天我们惊觉,同一时期内,小说家的小说论比小说宏大壮阔,评论家的评论似乎要比小说好看,创作与评论陷入意义负重的怪圈,创作趋于平庸,评论与研究过于霸气――不得不说,这肯定不是什么好现象.很多时候,是意义的前提而非其它,教会我们去识别,作品哪些部分糟糕,作品哪些部分出色,哪些作者胡编乱写,哪些作者爱惜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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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兄弟》(余华)是近年争议较大的小说,归纳其意义并不困难,每一样抒情都能引申出宏大动人的意义,意义应有尽有.但衡量小说好不好,还有意义之前提这一把尺子.不同于边地的干燥缺水、信仰所限,以江南的潮雨湿气,女子七年不洗头,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会成什么样子呢也许七年不说话更可信些,但又不如前者情态动人、撕心裂肺,在可信与动人之间,作者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可不可信、真不真实当然不足以成为今日衡量小说是否出色的充分理由,但至少看得出作者的写作重心在哪一头,以及,作者倾向于哪种层面的认可.又如长篇小说《山河入梦》(格非),我们可以试着画一张地图,以推测谭功达在小说尾声里所走过的路线,再由这张地图之山河的成形与否,便可基本推断出,作者的叙述在实有与乌有之间是否取舍得当.无论写作者布下多少九宫八卦阵,只要读者有心,进入一部小说,总能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路径.还有一些当代作家,他们的小说,越写越合乎修辞学术语的归纳与定义,如隐喻、象征、意象、夸张等,都可以在小说中找到实例,甚至巴赫金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而论的复调说,都能够经常性地,被受过专业训练的文学研究者以“比较文学”的慧眼“发现”.作家的作品,如果太适合用既定的文学研究术语去比附形容,实非幸事.修辞术与情感及意义之间的关系,危险又微妙,不难发现,不少的作家,一旦过度倚重修辞术,情感及意义便铺天盖地而来――意义或由作者前言后记表白补充或经评论研究者归纳总结.写作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要惹哭读者.死一个人不够震憾,就死一群人.应声倒下不过瘾,那身体就摇晃着几天死而不去.杀不够残忍,就凌迟酷刑.自虐不够刺激,就自宫.万人面前拥抱不够浪漫,就纵情山野.一个人的血泪不够煸情,那就“悲伤逆流成河”.一个人的朗诵不够大声,那就来一个民族的合唱.诸如此类.总之,过度修辞的小说作品,通常能让读者泪流满面,感动而哭、痛苦而哭、委屈而哭、激动而哭,一路嚎哭下去,小说读者与电视观众也就越来越同质化,青少年为某些青春小说神魂颠倒,其源由大致在此,人年青的时候,感官感觉最敏锐,也需要最直觉最浅层的冲击与感受,情感总是上上之选.但大概真如某些哲人所说的,现代人失去了信仰与上帝的关爱,就不得不反复抒情,以安抚自己.郁结于五内,缠绵难畅通,现代的伤感病与浪漫症,大致就是从抒情病开始的,但这样一来,书写与记载活动往往就忘却,了语言文字的朴实与本分.将直奔意义视为名利道德取舍,太过简单粗糙,“利益说”在这里可以降到最低限度乃至忽略不计.每一样果,都有前因.舍却前提,直奔意义而去,毕竟情有可原.人类很难摆脱对意义的追问,连“史”记都无法摆脱连续性意义的捆绑,更不用说视感觉与灵感为重要源泉的文学书写活动了.无论是摹仿还是创造,其前路总是有某个更高甚至是最高的物事悬挂着,也许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许是智慧与幸福,也许是超脱、逍遥、得救,也许是自由与理性,等等,只要有思维在,人们就会对高悬于上空的“不定”、“绝对”、“永恒”提出追问――相信它或者怀疑它,并为主恐惧或颤栗.就好比时下的各式文学奖,尽管鱼龙混杂,但它们的形式已说明,文学活动需要有更高甚至最高的价值及意义来鉴赏(而非简单的荣誉).女性写作者,之所以被女性主义研究一网打尽,就是因为性别平等的政治意义在激发愤怒、勇气.沈从文、钱钟书、梁实秋、张爱玲、无名氏、鹿桥、刘以鬯、力匡、徐等人的作品,钱穆、张君劢、严耕望等人的成就,之所以长期被内地文史所忽略,那是因为内地文史界在某个时期段折服于“解放”与“正义”的意义观,相应地,痛恨“压迫阶级”及排斥“非我”族类也就不难理解.“底层文学”、“苦难写作”、“乡土小说”等命名,更是意义的负重式命名,这其中,有从道德伦理里生发出来的内疚与痛苦,也有对幸福权利的伸张.人要证明令自己骄傲的与众不同,就不得不向更高或者最高的意义靠拢：人要追求幸福与责任,就不得不承受苦痛与孤独的折磨；人要反叛,就必得证明前在事物及意义的压抑.受囿于意义,更像是书写记载活动的命运式遭遇.相形之下,文学评论及文艺理论,比小说及文艺创作更容易直奔意义.无论是印象式点评还是纯学理式研究,都逃脱不了归纳、提炼、转说、阐释、正说、反证、例证等手法,科学化的语言大面积地奴役了评论及研究用语,语言的面貌变得严肃又滑稽.科学化的语言,也催发了人们求新之,是翻译而不是其它,满足了人们“制造”新词、突破古旧的愿望,与其说后现代等热潮是照搬西方理论的结果(照搬下是坏事,坏的是照搬都搬走了样),倒不如说是词语本身对“新”的欲求.人们只记得康德式的理性逻辑,而忘了柏拉图式的对话论辩.异化的语言方式、逻辑布局,决定了,结论性的东西更易于被表达.小说创作直奔意义,也有其不得已的缘由.国语及后来的普通话之语言格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选择了现代语法,与对仗等格律及字面的规矩体面分手,但也因此,现代白话文变得零散、琐碎,尤其难以背诵.可以说,唐诗宋词不难背,皇帝诏令不难背,状元答卷不难背,但让人去背诵《追忆逝水年华》、《笨花》、《平凡的世界》等整部小说,那多数是不厚道的要求了.有时候,记忆能见证作品的乖张与魅力.某些红色经典虽因其意识形态而为人诟病,但也可以说,塑造正面典型、突出英雄人物,精心剪辑、小心粘贴,从小说创作形式来看,倒也算是克服遗忘、加强记忆的表现方式,像《红岩》里的“双老太婆”与江姐,到今天仍是高大全的英勇形象,而甫志高则继续“坏蛋”,连发型改一下都失真,由此,你不可不感叹语言文字之造型魔力.语言规则剧烈变化,世俗生活创造新字词的能力大大降低,只有助于“研讨”,无助于记忆,更不适合朗诵,这对作品尤其是小说的流传来讲,自是大大的悲剧.失去精致的格式,本可以生长出灵气与更自由的心灵,可惜的是,在书写记载活动最需要重新发掘便于记忆背诵传唱之内容的时刻,许多写作者选择了直奔意义.人们总需要一个出口,以证明现在与过去多么地不同,只有意义与价值,最靠近颁奖台.因为意义的负重,小说评论及研究失去了对结构、语言、表现手法、故事、境界、气质等要素的赞赏,写作者丧失了对实在生活细致考究的耐心,表现才力日见欠佳.当评论与研究过分倚重意义时,定力不够的作家,也会不自觉地在是非、对错、善恶、爱恨等问题上表态,急于得出结论、解决问题.被卷入大学体制的评论与研究,更不得不面临一个归纳、归类的问题,如果意识形态介入其中的话,还存在一个正确不正确、健康不健康的问题,这些,大大影响了它的识别力与心胸.等等,数不胜数.直奔意义纵有它干般的理由,亦有它诸多的不是.但意义宣告终归是比较讨巧、不容易出错的表现方式,所以,不难得到众人的青睐.除非你看到意义背后的残忍、意义之间的冲突、背义欠下的罪债,否则你不能说“意义”的任何不是,在一个习惯于接受结论、无暇论证的国度,“意义”更是不容置疑.评论者、研究者直接用意义去比附、审定作品,写作者不自觉迎合某些意义标准.人性、苦难、心灵等,这些原本有丰富内涵且内存不和的词语,沦为不被分辨的陈词滥调.我们隔三岔五地,被告知,伟大之作降临于尘世.也许只有赞美式的善意词藻才能掩盖写作的虚弱与不自信,但那里面,有祈祷般的哀伤.意义的负重,是写作繁荣之幻觉的重要成因.胡传吉 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