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之拓展与文选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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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选题是学术研究的领头羊

硕士生、博士生必须撰写学位论文,为什么迟迟还未开始?因为没有好的论文题目.有些老师的升等、评职称,为何迟迟没有提出?因为没有好的论文题目.各项科研基金的专题计划,为什么有些老师不申请?或是申请而没有通过?也跟论文题目的理想与否有关.海内外的学术研讨会不时举办,为什么有些老师从来不参加、不去发表论文,也是因为找不到好的论文题目.由此可见,理想的论文选题,攸关我们的学术研究.一旦有好的论文选题,后面就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你快把想法写出来.论文选题之于学术研究,就像羊群中的领头羊,雁阵中的领航雁,是先驱,也是前锋.

论文选题之良否,攸关治学功夫之体现；治学功夫又攸关学术成就之高下.平素积学以储宝,临文方能厚积而薄发；唯有本固根深,方有可能枝荣而叶茂.论文选题之广狭良窳,影响研究视野之高、远、宏、大与否,决定学术研究之创新或沿袭.管理学常言：“态度决定高度,格局影响结局!”论文选题绝对能左右研究之高度,更一定影响学术成就之结局.

推敲研究选题时,当下的态度很重要：是在熟悉的领域打转,在圈缋中讨生活呢,还是转变习惯性的思维定势,努力摆脱专业联想的障碍?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岂能大破大立,开疆拓土?唯有调整选题态度,拓展学术研究之视野,扩大格局,创新探讨,才能提升高度,改善结局.

趋势大师大前研一曾言：“构想能力,主宰未来成败!”学术研究在论文选题阶段,构想能力很重要,如同哲学思想一般,是一种可以洞见“看不见的东西”的能力,足以勾勒既抽象又具体的未来蓝图.经由研究选题之开辟,达到研究视野之拓展,就必须具备美好的构想能力.

二、如何拓展学术研究领域?

怎么选择论文题目?实际牵涉到很多很复杂的问题.现只谈谈研究领域的拓展.面对研究,选择论文题目,大抵有三种样态：其一,“何枝可依”型.研究者无所适从,不知选题为何；诚如曹操《短歌行》所形容的乌鹊：“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其二,“匪我思存”型.可做的选题虽多,却苦于不合理想要求；《诗经•,郑风•,出其东门》所谓:“虽则如云,匪我思存.”其三,“蓦然回首”型.道在迩而求诸远,我固有之却向外驰求.辛弃疾《青玉案》词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第一、第二种选题疑难,可以透过文献评述,形成问题意识,进而配合积学储宝,厚积薄发,可望顺利解决.有关选题学之种种,已在往期杂志发表若干专题,不赘.今只就“蓦然回首”型,作引申发挥,举例论证.希望有助于论文选题之落实,以及研究之开展.

辛弃疾《青玉案》中的“那人”,曾在“众里”寻他千百度,而了无所得.没料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出现在灯火阑珊不远之近处.推敲探求论文选题,情境也很类似.要寻找一个理想的论文选题,有时候不太容易.推敲其中的原因,舍近求远是一大症结.实际上有些论文题目是现成的,半熟悉的,就在你左右,只是暂时被忽略而已.本文所言,主要以既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扩大规模,大展鸿图,把学术触角伸长些,把学术领域恢廓些,把研究成果系统些,把诠释角度浑融些.希望达到所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的境界.以下,就研究领域如何统整,研究视野如何拓展,提出三大途径.如果对于论文选题,进退失据、彷徨无依；大可以回首来时路,重新检视往昔之课题,说不定也可能有在“灯火阑珊”处发现“那人”的惊喜!

(一)变次要为主要,化枝节为骨干,研究能量可以无限

学术研究本身,触手纷纶,牵连广大.每部书、每一篇、每一章,每一节,都只能针对设定之主要课题作考察研究,论文进行时往往“目无余物”地掌握一条主干线开展.因此,所谓主要或次要,骨干或枝节,好比此一时,彼一时,只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之论.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可否之别.换言之,阶段性研究完成后,大可以颠倒主次,反客为主而论述.如此规划研究进路,循序渐进,可以精进选题,蔚为系统性论述,容易积累心得,发挥研究能量.

顾颉刚研究上古史,提出“层累造成说”；当时,课题触及神话学、民俗学,只是次要与枝节,并非主体或骨干.其后,顾氏撰写《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搜集民间歌谣,编成《吴歌甲集》,往昔课题之宾从与枝节,而后变为主轴强调,因而开创了民俗学、方言学之研究典范.由此可见,“变次要为主要,化枝节为骨干”,如果循序渐进,规划得当,往往成为延续性研究之动力,蔚为可大可久、系统性研究之利基,故笔者推崇之,以为“研究能量无限”、高瞻远瞩、厚积薄发之创意设计.

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为享誉海内外之苏轼研究专家,以及宋代文学研究之知名学者.观其自述治学历程,研究之延续性、系统性,隐然具备于其中.最初,王水照教授与苏轼研究结缘,是北京大学主编《中国文学史》,担任《苏轼》一章修订版之执笔人；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中国文学史》时,《苏轼》一章亦任撰稿人.由于编写教材,所以“通读了苏轼的全部诗词作品,大部分的文章,以及其他背景资料”,博观厚积如此,自然有利于他日之薄发与约取.首先,因应时代氛围,发表《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其次,撰写苏轼文学创作之论文,编写《苏轼选集》之教材；扩而充之,再探索苏轼之人生思考,生命安顿与文化性格,皆有心得发表,十六篇结集发表,辑为《苏轼论稿》一书,增订新本为《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王水照教授学术成果第二强项为散文研究：“”前,已发表《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宏观概括,表里精粗多所触及.其后,由博返约,截取概括之枝节,淋漓尽致挥洒,成为新篇论文之骨干,王教授先后发表《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苏轼散文的艺术美》、《苏辙的文学思想和散文特色》、《苏洵散文与〈战国策〉》、《论散文家王安石》、《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又编选《唐宋散文精选》,对宋代散文之系统性研究,可见一斑.其他,尚有词学研究,不赘.最近,又由宋代散文作品之探讨,推广至散文批评与理论资料之汇整,编著《历代文话》一套十大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嘉惠士林,功在学界.夷考其实,多有活水源头,方能盈科而后进,本立而道生.毕竟本固根深,方有可能枝荣叶茂.

四川大学曾枣庄教授,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研究三苏学术,皆卓然名家.自述成学历程,亦多从宏观着眼,自微观入手,“变次要为主要,化枝节为骨干”,承续、转化、渐层、开拓,循环无端,故能量可观.曾教授自述系统研究苏轼,基于清苏轼主张革新政治,却又反对王安石变法.研究伊始,即有较清晰之问题意识,于是开始发表有关苏轼之革新主张,如《论苏轼政治主张的一致性》、《苏轼〈与滕达道书〉是忏悔书吗》系列论文.由此议题开端,于是触角枝节牵连到王安石其人,遂撰写《苏洵〈辨奸论〉真伪考》；因而又类及其父苏洵之研究,而有《苏轼评传》、《苏洵评传》之作.同时,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还发现苏轼兄弟在性格、诗文风格、政治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于是论文选题自然呼应问题意识,撰写了《苏辙兄弟异同论》,进而扩大规模,而成《苏辙评传》.同时,回归原始文献,著有《嘉集笺注》、校点《栾城集》；编成《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又撰著《三苏研究》、《苏轼研究史》等书.外此,于宋代散文,更情有独钟,早期编有《宋文纪事》资料汇编,新近出版《宋文通论》皇皇巨著.金人王若虚所谓“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此所谓“文”,盖兼含辞赋、四六文、应用文而言之,不专称古文.《宋文通论》层面广大多元,提纲挈领,指出向上一路,于后学当有启益.夷考其原始,只是跨世纪学术大工程《全宋文》编纂过程的副产品,先生自道：“出于校点和审稿的需要,我不得不遍读宋文.我读书自来喜欢作笔记,读到好的宋文,往往摘录要点,并附上一些读后心得.披沙拣金,偶有所获,于是产生了撰写《宋文通论》的想法.”（《宋文通论•,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主编遍读宋文,就《全宋文》审稿而言是主要使命；阅读有得,拟撰写《宋文通论》副产品,则是次要工作.《全宋文》既编就出版,行有余力,真积力久,于是水到渠成,撰写《宋文通论》遂切换为主要课题.继《宋文通论》之后,另一副产品《宋代文学编年史》四巨册又于新近面市（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以史书编年纪事之形式,将有宋一代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文学事件、文人交往等统摄其中,完整展现宋代文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博观厚积之无所不可,有如此者.

河南社会科学院葛景春教授,早年研究李白,著有《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李白与唐代文化》、《李白思想艺术探骊》诸书,俨然李太白研究之行家.有此研究基础,于是扩而充之,兼论李白杜甫,自是顺风扬帆,其利实多.初始,发表《李杜之变,是唐诗主潮之大变》一文,篇幅只有12页；又撰写《李杜审美差异论》,全文不过13页,多从思潮变异、文化转型视野研究李、杜.沉潜既久,深造有得,于是枝荣叶茂,触类而长,而著成《李杜诗风之变》上编,分四章十八节；《李杜之变与唐诗主潮之变》中编,分三章十九节；《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为书名（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亦是“变次要为主要,化枝节为骨干”之研究策略.创新开拓,此又一例.

四川大学周裕锴教授,早年著有《中国禅宗与诗歌》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其第二章第五节为《文字禅与儒者禅》,篇幅不过6页.其后攻读博士,以《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为学位论文,篇幅已增广为四章十六节,20万言,此所谓“附庸蔚为大国”者（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其后,又著有《禅宗语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9万余言,除文字禅浓缩为一章外,又增多如来禅、祖师禅、分灯禅、公案禅、默照禅与看话禅五章,真所谓“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者也.下编《葛藤闲话》,现身说法,阐释“宗门语”,有所谓拈花指月、绕路说禅、反常合道、打诨通禅、老婆心切、点铁成金之属,颇可观玩.最近,又行有余力,出其所得,撰成《百僧一案》,乃游刃有余,普及推广禅学参悟之作.或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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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雕版印刷崛起于宋代,对于宋诗特色之形成,究竟生发何种效应?原先笔者在所撰《清初宗唐诗话与唐宋诗之争：以“宋诗得失论”为考察重点》一文中,只有一段300余字之论述；《自成一家与宋诗宗风》一书中,只有《杜集刊行与宋诗宗风》一章中之一节论及.最近笔者关注唐宋变革,宋代近世特征,于是撰成系列论文近36万字,结集出版,书名为《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台北里仁书局2008年版）,已反客为主,转换研究主轴,确实扶正与真除,附庸遂蔚为大国,椎轮为大辂之始,此又一例.若再推而广之,未尝不可探究宋代之经学复兴、史学繁荣、理学昌盛、文学特出,或者多与图书传播、印刷传媒之效应有关.若再深入研讨,则《九经》、《十三经》各经籍间,两宋诸家编修史籍,民间纂集笔记、野史,又如何?宋学诸家语录、文献之传抄刊刻又如何?乃至于诗、词、文、赋、四六、小说、戏剧、诗话之传抄与刊刻,与图书传播之关系深浅究竟如何?多值得作个别探究与研讨.日本京都学派提倡“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学界多所认同：中国近代史起于宋朝.据此,元、明、清,以及近、现、当代,印刷术作为图书与知识之传媒,也可以依此类推,酌加参考借镜宋代之印刷传媒效应.

“变次要为主要,化枝节为骨干”,妙用无穷,固存乎一心.不妨尝试斟酌往昔论题,检视其中浅言者、轻描者、向隅者、冷落者、搁置者、分叉者,进行遗妍之开发,候用论题之写作.而其奏捷成功,却得靠平素研读时勾稽、梳理、鉴别等功夫的发用.在宏观研究的架构下,系统研究的过程中,所谓先后、主次尚未分明,枝节骨干尚未确定之时,不妨“牛溲马勃,俱蓄无遗”.等待用心投入之久,“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主要问题已凸显,骨干核心已圈定,于是遗留若干暂时不处理的次要课题,以及可能参考的枝节文献.这些“候用”资料,不妨分类建档.经过评估,下波研究有可能将之扶正真除,成为主要议题的核心骨干,届时方悟“书到用时方恨少”.总之,前修未密处,遗妍未发处,即是延续性研究、系统性探讨切换的问题焦点.

遗妍之开发,既传承优长,又开拓自得,为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创新的策略之一.站在前贤成果基础上,进一步作精益求精,更深一层之探论,苏轼所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爱日省力,其功足多.笔者所谓“变次要为主要,化枝节为骨干”,能发现人我研究的死角、盲点,作为吾人学术探讨的活角、利器,借力使力,自然能量无限.

（作者单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