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救国时报》上悼念鲁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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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时报》是中国在法国巴黎创刊,旨在国内外从事抗日救国宣传的机关报.1935年12月9日创刊,初出版时为周刊,对开四版.从1936年1月第6期起改为5日刊.每期两开一张,分四版（有时两期合在一起刊出,时间并不十分固定）.该报编辑于莫斯科制成纸型后航寄巴黎印刷发行,主编先后为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在法国巴黎负责出版的主要有吴玉章、吴克坚、饶漱石等.以“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为宗旨,以海外华侨为主要读者对象,发行遍及全世界43个国家.其发行量之大、发行面之广在当时的海外华文报刊中首屈一指,创刊时仅销售5000份,未满一年就猛增至20000份,其中国内约10000份,遍及欧洲、美洲、东南亚等四十三个国家,1000余订户.国内读者遍及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西安、成都等大城市.1938年2月,巴黎版《救国时报》在出版第152期后,于1938年2月10日停刊.在它存在的两年多时间内,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别是经费的严重不足,不断改进业务,在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宣传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读者誉为“海外权舆”、“抗日先锋”、“革命民众的喉舌”等.

该报还出过多次特刊、专号,如为孙中山、瞿秋白、高尔基、普式庚、鲁迅等十余人出过纪念专栏.与其他人物的纪念文章相比,鲁迅的悼念文章最多.据笔者统计,自1936年10月25日刊出追悼鲁迅先生的唁电,到1937年10月20日的一周年纪念.《救国时报》不但及时登载了国内外悼念鲁迅先生的各种活动报道,还登载了纪念先生的文章,共计28篇.所刊载的文章具体列表如下：

从版面内容上看,巴黎《救国时报》对鲁迅逝世及其后续报道和登载的纪念文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色.

一、悼念鲁迅与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托陈派紧密结合

早在1935年8月1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就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主张.同年十月,《八一宣言》在《救国报》第十期刊出.《救国时报》创刊伊始,首先就登载了《中国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的宣言》（阐述了《八一宣言》）等文章,宣传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救国时报》也一直与中国的托陈派作斗争,刊登了大量反托派文章.在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把纪念鲁迅与建立抗日联合战线、反托陈派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救国时报》第63期的首批悼念文章就有明显的体现.在《我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中指出：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氏更努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偕同左联诸人广作联合战线之宣传,主张文学界、文化界人应各站到民族阵线上的自己的岗位上来,且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等口号为国难时著作目标；对破坏联合战线运动者如对反革命的托陈派等等,不惟尽量批评纠正,而且揭奸发究,不遗余力.

陈绍禹（王明）的文章《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中,也提到：

当中国去年发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时,鲁迅始终表示热烈地拥护并积极地参加组织文化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从对全世界人类解放关系看来,鲁迅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底坚决反对者,是争取自由和保障和平底忠实实行家,是对现时英勇奋斗的西班牙人民的热烈拥护者.等他不仅痛恨那些“所为有背于现时中国人为人的道德”和“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欢迎”的“托陈取消派”,而且他痛恨那一切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的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人,同时,他特别痛恨那些没有革命家风度和为人气节的受反动势力威胁利诱而变节投降的人.

也是在这一期上,以“鲁迅先生之遗言”的名义登载了鲁迅1936年6月9日口授,0.V.笔写给陈仲山的信《托陈派主张“有背于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在文章前面还加了一个按语,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内容如下：

中国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陈某最近有一封信给鲁迅先生,反对并诋毁抗日救国新政策,鲁迅先生复信,特别揭露该派秉承日抠嗾使,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这不但表示他伟大作家拥护正义的襟怀,而且是一篇有功民族的文献.先生在复这信事时,正当卧病,不能执笔,随口授内容,令O.V.笔记.托陈派的阴谋,自经先生揭露后,群众更晓然于民族警觉性之更应提高,我们正盼望先生早日康复,领导我们文化界的救亡运动勇往直前,不料先生却就此一病不起,披览遗作,令人怆然,现在特将先生的原信登载在这里以志纪念.

在第89期余人杰的文章《纪念“三一八”北京惨案追怀鲁迅先生》中,著者也怒斥了中国的托洛茨基派：

还有更无耻的阴贼阴毒的卖国汉奸,就是中国那般托洛茨基匪徒.他们受托洛茨基匪头子的指令,专门做出卖的勾当,他们拿日寇的金钱,用尽一切卑劣可耻的手段,特别惯用“左”的口号来鼓惑群众,进行其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于中国托陈派分子,已经公开提出要铲除消灭他们.如在1937年10月20日的《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的文章中,特别列出四条口号,其中有一条就是“继续鲁迅先生的素志、铲除托洛茨基陈独秀匪帮”.在同期的《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著者更是通篇批判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把汉奸和托洛茨基分子一同视为铲除的对象.“清除内部的亲日汉奸和托洛茨基匪徒以巩固后方,正是争取对日抗战彻底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可以看出,从追悼鲁迅逝世开始,到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建立和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以及反对托陈派始终贯穿于《救国时报》上所有悼念鲁迅的文章中.

二、发挥桥梁作用,沟通国内外悼念鲁迅的活动

作为立足巴黎,面向国内读者和海外侨胞的报纸,国内国外各占一半的发行量.从报纸的内容上看,也主要分国内和国外两部分.所以,《救国时报》本身就是一个沟通国内外各种消息的桥梁.具体来讲,就是把国内的重大消息传播到世界各地去,把国外的重大消息传回国内.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大事,也让国内的读者了解正在发展的世界形势.《救国时报》登载的悼念鲁迅的文章或报道也很好地起到了沟通国内外悼念鲁迅的活动.

从第63期到第130期,《救国时报》迅速地向海外读者传达了鲁迅逝世及其以后的相关报道.《我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第一句就是“廿日上海讯,中国文学界泰斗鲁迅氏于昨（十九）晨在沪因喉炎症（系肺结核之误）逝世”.在《鲁迅先生精神不死》又简要报道了出殡情况,内容如下：

廿三日上海电：上海昨举行“中国高尔基”、鲁迅氏出殡典礼,执绋者各界万余人,而尤以学生及智识界为众多.鲁迅先生为一伟大的文学家与民族革命家,故殡礼同时成为一盛大爱国,在中群众高呼：中国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等口号.又据各外报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送葬时发散大量反日传单,号召武装抗日以谋中华民族之解放并号召大家参加救国会工作会.

在后来的《鲁迅先生之哀荣》、《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公告第一号》、《在沪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鲁迅先生挽歌》、《上海各界人民热烈纪念鲁迅先生》等文章中,把国内自鲁迅逝世后一年来的各种纪念活动逐一向海外读者加以简要地介绍.

海外悼念鲁迅的活动又可分本报的纪念活动和其他各地的纪念活动两部分.《救国时报》是以一封唁电拉开了其悼念鲁迅的序幕.在第63期的第一版以显著位置登载了该报的电文内容：

本报同人追悼鲁迅先生电

上海申报馆转蔡孑民先生：惊悉我国文学泰斗,爱国先觉鲁迅先生逝世,不胜悲悼,敬致吊唁,乞转先生家属.

巴黎救国时报同人

同期,又登载了本报同人的《追悼鲁迅先生》、王明的《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萧三的《鲁迅先生与中国文坛》等悼念文章.在后来的纪念文章中,还特设过“纪念鲁迅先生”栏,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又设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刊等.这些文章的著者大多旅居巴黎或莫斯科等地,登载这些文章本身就是海外纪念鲁迅的活动之一.此外,从《本报为编印〈悼念鲁迅〉专册启事》可知《救国时报》社还编印过《鲁迅创作选集》和《悼念鲁迅》纪念专册.现录这则启事如下：

本报为编印《悼念鲁迅》专册启事

我国文学泰斗、民族革命斗士鲁迅先生逝世,海内外有心人士莫不恸惜.本社除行将出版《鲁迅创作选集》外,并拟编印《悼念鲁迅》专册一部,一以纪念先生,一以供读者留置.兹特向海内外明达征求下列材料.收到之日,除在本报陆续发表外,尽量编入悼念册中.切盼不吝赐玉,襄成此举,实深感祷!

三、鲁迅的照片.

四、鲁迅所编辑之杂志刊物,（虽每种一份,甚至该刊物的封面亦有价值）.

五、未曾发表过的鲁迅遗著.

六、对于鲁迅之创作、理论的论述及文艺的批评文章.

七、各地追悼鲁迅先生大会之经过、演说、挽联――最好是拍成的照片.

八、其他一切关于鲁迅的材料.

总之,凡关系鲁迅先生之材料,均所欢迎,虽片纸只字亦有绝大价值.二、三各项如存者不愿割爱,本社只须制成铜板或照像后,即将原件奉还不误.

除了本报的纪念活动外,《救国时报》还介绍了巴黎和马来亚两地华侨的纪念活动.在第71期的《巴黎侨胞同声追悼伟大民族作家》中,详细地介绍了12月15日巴黎各界华侨召开的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地点在巴黎大学门前左边二号国际中心大厅.到者有各华侨团体代表,我国旅巴各方闻人.吴康教授主持,并首先发表演讲.次由旅法中国画家陈士文先生、方振武将军、中国画家王子云先生、陈铭枢将军、胡秋原先生发表演说,他们从不同方面指出了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如陈铭枢将军指出鲁迅为中国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先进左翼作家.胡秋原从六个方面谈及鲁迅先生在文艺上的不朽事业等.大会还通过快邮代电二则,一致上海文化界,各团体,各报馆,一致鲁迅夫人景宋女士及鲁迅介弟建人先生.在第87期上又刊登了《马来亚侨胞热烈纪念鲁迅》的报道.相比法国的追悼鲁迅大会相比,马来亚侨胞的纪念活动显得慢得多.报道对此表示不甚满意,指出文化界尽管有各种提议计划,但是“只停留在口头上,看不见有实际行动的回答”.直到1937年元旦,北部马来亚的文化界在槟城举行了一个“北马来亚文化界晚会”,在这个晚会上,才决定召开“北马来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过了一星期左右,这个大会便召开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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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救国时报》利用在海外办报的有利条件,可以较自由地大量登载悼念鲁迅的文章,既把鲁迅逝世后的葬礼以及后续的纪念活动迅速及时地向海外侨胞以及世界各国进步人士广为传达,也把海外纪念鲁迅的各种活动向国内读者报告,沟通世界各国纪念鲁迅的各种信息,使海内外的读者认识鲁迅、理解鲁迅,使鲁迅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扬,扩大鲁迅的世界声誉.

从《救国时报》上登载的纪念文章来看,作者大多旅居海外,但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的作者只有萧三、杨之华和王均初三位（史平即陈云,只与鲁迅有一面之交,故不能算有密切交往）.三位作者一共刊发了六篇悼念文章,而且每篇文章的篇幅都比较大.因他们与鲁迅有密切的交往,纪念文章自然也会忆及逝者的音容笑貌,增加读者对鲁迅先生的了解.同时,作为鲁迅先生的亲密朋友,对鲁迅先生的介绍和评价也更有助于海内外普通读者对伟大鲁迅的认同.所以,这六篇是《救国时报》上非常重要的纪念文章,有必要逐一加以简要介绍.

鲁迅与萧三尽管始终未能会面,但从1930年开始,他们就有了书信交往.1930年在苏联召开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时,萧三就写信邀请鲁迅先生去参加.之后又多次写信,邀请鲁迅去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五一”和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在长期的通信交往中,萧三由钦佩鲁迅、崇敬鲁迅转向宣传鲁迅.“把宣传鲁迅作为最大的任务之一.他是当时唯一最早在苏联向全世界宣传鲁迅和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中国文学家.”[1]萧三也曾回忆说：“我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和《国际文学》时,所作的最大工作之一,就是宣传鲁迅,等当时在苏联和其他国家,没谁知道鲁迅,虽然已经有人翻译了他的《阿Q正传》,但是没人介绍,人们还是不知道他的情况.所以,我想到应该把鲁迅介绍给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2]鲁迅逝世后,萧三化悲痛为力量,用俄文、英文、汉语写了大量的悼念鲁迅的文章.而《救国时报》在这一年时间中也刊登了萧三三篇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共计2万余字,是该报悼念鲁迅的文章中篇数最多,占的版面也最大.在第63期上登载了《鲁迅与中国文坛》,萧三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和不朽的功绩.指出先生是“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的代言人,是忠实的现实主义者,是改进社会的英勇战士,伟大的革命家.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底第一个拓荒者.他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最原本的作家”.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二天,上海《大公报》（第四版）刊发了一则关于鲁迅的短评《悼鲁迅先生》,短评指出：“可惜在他的晚年,把许多的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费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万分悼惜的!”萧三立即写了《反对对于鲁迅的侮辱》,发表在《救国时报》第67期上.文章逐一痛斥了短评的不实之词,指出“像《大公报》短评那种曲解污蔑的说法简直‘真是糊涂虫’,简直是对于鲁迅的一种侮辱!”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之际,萧三又写了《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长篇论文,刊于《救国时报》第130期上.文章全面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创作和斗争事迹.全文共列出论及鲁迅的十三个方面,从这些方面的论述可看出萧三为宣传鲁迅付出的心血和他对鲁迅的崇高敬意.这篇文章也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后被收入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出版的《纪念鲁迅》一书中.[3]

作为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很早就与鲁迅相熟,在上海协助瞿秋白进行“反文化围剿”的斗争时,就同鲁迅结下了深厚友谊.瞿秋白逝世以后,鲁迅及家人给予她无私的帮助.1935年9月初,杨之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下,与陈云、陈潭秋、曾山等人从上海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任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为该会常务委员.据鲁迅日记记载,杨之华此后仍继续与鲁迅保持着书信联系.鲁迅逝世之后,杨之华也写下了多篇纪念文章,《救国时报》刊登的《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署名文尹）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作者与鲁迅一家有过密切的交往,她满怀失去导师的沉痛心情,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与鲁迅先生的一次交谈以及后来先生与她的通信.她指出“他真实的站在被压迫者方面,他为真理而斗争,他说的是人话,做的是人事,走的是人路,自然人话不免使那些反人道的人们受着又痛又痒的苦痛”.最后,她呼告：“我们只有以光大先生的宝贵遗产来填罪――我们愿学先生的对敌人的顽强,对朋友的真诚,对自己的虚心,对人格的自尊和对工作的责任心!”

画家王均初在30年代与鲁迅先生也有过密切的交往,并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1935年王钧初去苏联学习,鲁迅还曾向友人萧三等人介绍他,还将一部日本印行的《唐宋元明名画大观》赠送给他.鲁迅逝世之后,远在列宁格勒的王均初也迅速写出了悼念先生的文章《鲁迅先生逝世哀感》.文章首先以鲁迅回复陈独秀的信指出鲁迅是支持中国提出的抗日联合战线,接着谈及最近几年先生不屈不挠地与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作者又沉痛地叙述了鲁迅在与自己的交往过程中,无私地对青年朋友进行帮助和指导,表达出对逝去的导师的无限哀悼.由于王均初从事美术活动,与鲁迅的交往也更多在美术方面.所以,稍后,他又在《救国时报》第74期上发表了另一篇纪念文章《鲁迅的美术活动》,对鲁迅的美术活动给予极高的历史评价：“鲁迅对于美术,是一个中国的历史遗产的整理者,是国际艺术的介绍者,艺术的理论家,批评家,并且是革命美术运动的倡导者.中国美术有了他的活动以后,不只是把中国的美术遗产提出来整理,而且也给中国的革命美术奠定了正确的道路和基础.”作者对鲁迅在美术事业上留下来的遗产和教训有一个较为详细的总结,论及四个方面：一、鲁迅的艺术思想出发点；二、鲁迅整理民族艺术遗产的工作（又具体谈了六个方面）；三、鲁迅介绍国际艺术的理论和作品；四、鲁迅对于中国革命美术的倡导和工作.

此外,《救国时报》在刊载悼念鲁迅的文章时,还登载了十余张照片,有的文章还配有鲁迅先生的墨迹.文字和图片、手迹相得益彰,加深了广大读者对鲁迅先生的认识,使鲁迅的形象在海内外广大读者心中扎下了根.必须承认的是,《救国时报》作为中国在海外从事抗日救国的机关报,必须紧密结合当下的政治形势,政治宣传是它的主要任务和出发点.鲁迅逝世后,报上登载的纪念鲁迅、发扬鲁迅精神的文章,主要提及的还是鲁迅革命性的一面,而无暇顾及到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正如40年代杨之华就曾指出：“每逢鲁迅先生的诞辰（八月三日）或其死忌（十月十九日）,在近几年来的文坛上都出过不少的‘纪念特辑’,但其内容,倘不是流于如何如何崇拜鲁迅,敬仰鲁迅等之类的八股式的论调,便是曲解鲁迅先生的言论,抹杀其一生正大的言行,甚至假借了先生的言论作为他们的盾牌,天天在宣扬什么‘联合统一战线’,什么‘新主义’之类.其实,他们对于鲁迅先生的伟大,何曾知其百中之一二呢?”[4]但是,对于正处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在中国的领导下,作家、进步人士和报纸编辑等的共同努力下,《救国时报》克服了政治上的威胁和压迫,以及经济上时常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坚持刊出大量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光辉业绩.

[1]王政明《萧三传》,第21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

[2]转引自王政明《萧三传》,第21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

[3]萧三《萧三诗文集》（散文篇）,第19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

[4]杨之华编《文坛史料》,第7页,中华日报社发行,194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