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到底是本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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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档节目,一本书,讲的是一些做人交友、待人接物的道理,而栏目名、书名,却叫做《论语心得》.

问题是：《论语》是一本什么书?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傻到说《论语》是一本专讲如何做人交友、待人接物的书.但是一面要讲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一面又要打着《论语》的旗号来说事儿,就不能不对《论语》是本什么书有个说法.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易中天教授说的,说《论语》的精神就是“让世界充满爱”；一种是于丹教授说的,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

这两种说法,听上去都挺好,大概也会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但是肯定也有人不同意.今天的张三或李四同意不同意,没法挨个儿去问,我比较有把握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显然不同意.老祖宗已经把话明明白白地撂在了那儿,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够不够用暂且置而不论,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论语》是一本讲如何“治天下”的书.

一本讲“治天下”的书里,会不会涉及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之道?我的回答是：不仅会涉及,而且必定要涉及.我以前讲过,中国的古代圣贤,是有严格标准的,那就是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劝皇帝当明君,二是教百姓做良民.不仅要把这两件事做好,还得除了这两样其他的事一律不做.有弟子请孔子教他怎样种庄稼、种菜,孔子就断然拒绝,说那不是我干的活儿.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劝皇帝当明君,是个特难侍候的活儿.圣贤们都是极聪明的人,这么简单的事理怎会不明白?所以在各种讲“治天下”的书里,讲到这一节时,一律都是只务虚不务实,无非是“仁政”、“德政”一类的空话,对于皇帝们为什么几乎个个都不喜欢实行仁德之政,则一概避而不谈.这方面不好多说,功夫自然就用在了另外一面,那就是教百姓做良民上.所以,讲治天下讲得好的书,在劝皇帝做明君上未必有什么突出之处,但在教百姓做良民上必有出类拔萃的地方.谁好谁差,就在这上头见出了高低.

那么,这个高或低又是由谁来“见出”的呢?圣贤们都是些言论家,既没有加以实行的能力,更没有这个权力.劝皇帝做明君,皇帝听不听他的,他左右不了.教百姓做良民,百姓听不听他的,他同样左右不了.孔子在自己家乡讲学的时候（《论语》就是这类讲学的结果）,本来有不少人听,不料忽然出了个叫少正卯的,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也开课讲学,孔子的听众中忽喇喇便有一批人跑去听少正卯的课,不听他的课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直到后来当了官,有了权,上任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少正卯杀了.也有人不认账,说没有这回事,那么这只是几种说法当中的一种吧.同样作为几种说法中的一种,还讲到人们为什么更愿意听少正卯的课,皆因为少正卯的课比较讲道理,而孔丘的课往往只讲道不讲理,即只讲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所以我说他们只是些言论家,连理论家都不够.从历史上看,在有那么几百年的时间里,很出了几个圣贤,也写了好几本讲治天下的书,且主张各不相同,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谁也不比谁更高一头或更低一等.惟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在世时都混得不怎么样.孔丘死的时候,葬于泗水之上,“墓而不坟”,连个坟头都没起.现在的孔林占地3000亩,那是后来的事.这当中,真正的拐点,真正让孔丘从众多圣贤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的,是汉武帝.

经过300多年时间的检验,孔丘的价值终于被汉武帝发现.汉武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自会有不同的看法.说他大有作为也好,说他穷兵黩武也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位认真的历史学家,说他是一个实行“仁政”、“德政”的皇帝.那么,他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决不是因为他看上了孔丘主张当中关于劝皇帝做明君的那一部分.他这个皇帝怎么当,那是需要由他、也只能由他自己来决定的事,即便是做错了,也只能由他自己来下“罪已诏”,倘若某个臣子自以为高明,硬要出头来历数他的种种罪状,他是绝不会对这种臣子讲仁政的.他对司马迁的态度,代表了一个皇帝容忍度的底线.当然,公平地说,一个古代的皇帝,能有他这样的容忍度,能在认识到自己有错时下个罪已诏,已经很不容易了,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了.这也表明他确实是一位有头脑、有眼光的皇帝,而这种头脑和眼光,也突出表现在他对孔丘价值的发现上.具体讲,就是他最先看出,在所有圣贤当中,把教百姓做良民这个活儿干得最好、讲得最透的,孔丘排第一.他这个看法,不仅在后来的两千年的时间里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得到了这两千年里绝大多数的皇帝的认同.如果说这两千年里偶有例外,也就是元朝初期.蒙古人入主中原,一开始不明白孔丘的价值,他们把汉人分为十等,其中“儒”被排在第九等,只比排第十等的“丐”高一等,是名副其实的臭老九.但也就是在那些年里,中国出了个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

即使今天,我仍然佩服汉武帝的眼光.孔丘把教百姓做良民这个活儿,真正干成了一个系统工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为人处世之道,也就是做良民之道,讲得非常全面非常具体,但是这些具体的道,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各有所属,处在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小道理,有的是大道理,最后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这里面有的是“目”,有的是“纲”,要做良民,先得举纲,纲举而后,才有目张.什么是孔丘心目中做良民的纲?那就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人们把这个加以归纳并略做发展,就是那明明白白标明为纲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之外,还有两个核心：一个叫“存天理灭人欲”,一个叫“克己复礼”.两个核心,归根到底说的还是一件事,克己就是灭人欲,复礼就是存天理.翻开《论语》,开宗明义第二条,就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条理清晰,逻辑严谨,目的明确：讲孝弟,讲仁,归根到底一个目标,就是让老百姓从“务本”上解决“不犯上”、“不作乱”的问题.

前不久,有一张报纸干了一件刁事,以12年一个轮回为藉口,翻出了一桩旧案,即1994年12月8日发生在克拉玛依的大火.大火夺去了323个鲜活的生命,其中有284个中小学生.旧案当中又有旧案,就是当大火初起时,有没有人喊过“让领导先走”.12年后,真相并未变得清晰,仍是有人坚称听到过这一声喊,有人则说没有听到过.这篇报道的刁钻之处,就在于它避开了这个说不清的听见过或没听见过,而是直接引用多个目击者对当时现场的描述,给出了这样一个场景：学生们出于本能站起来以后,又被要求“不要乱,坐下”.而与此同时,坐在中间前几排的领导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等学生陆续坐下的时候,领导席已经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那意思就是“让领导先走”这个话有没有人喊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

在那个情形下,应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很明显,人们抓住这个不放,就是因为它不仅是错误的,简直就是荒唐的.然而这又的的确确是现在人们的道德判断标准.如果证之以《论语》,无论是它的“精神”,还是它的“真谛”,“让领导先走”都是天经地义的!无论是从“尊卑有别”的角度,还是从“长幼有序”的角度,学生们的确都应该“不要乱,坐下来”!

我承认,拿这个事儿来说《论语》,也含着一点刁钻的故意.要求2500年前的孔丘具有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该有的良知,其实是不公道的.

实际上,我们原可以更简便地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有一些我们今天已被普遍认同的待人接物之道,一些常识性的礼貌,一些最起码的教养,都是《论语》里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的.比如,如果你要求《论语》里给你提供“女士优先”的观念,或者官员应该是公民的公仆的观念,或者“人欲”其实原是“天理”的一部分的观念,更或者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那可能吗?

面对今天的现实,讲一讲、学一学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之道,确实很有必要.然而,既然是讲给今天的活人听的,自然就得按今天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来讲.今天的问题,需要的是今天的答案.如果这里面还有什么说不清、吃不准的地方,那就更应该到现实生活中去找答案,而不是看看2500年前孔丘是怎么说的.“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前提应该是做一个21世纪的合格公民,而不是封建皇权下的良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拿《论语》说事儿,是舍近求远.而《论语》原是一本讲治天下的书,是教百姓做良民的书,它的“纲”,今天已是完全要不得的糟粕.今天我们听到的那些在《论语心得》大标题下的待人接物之道,其实并不是《论语》所主张的道,它们不仅完全避开了《论语》的“纲”,也不是全部的“目”,只是“目”及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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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个话题：中国需要一次文艺复兴运动.我对那个文艺复兴运动没有研究,惟一能说得出来的疑惑,就是有多少中国人,真能弄明白五、六百年以前那场发生在欧洲的运动.若要简便、直捷,倒不如把我们自己已经搞了快90年的“五四”运动接着搞下去,直至“进行到底”.也不用提什么新口号,原来的就好：要德先生,要赛先生,打倒孔家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