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的创立与刊物品格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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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刊》的创刊,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是臧克家的争取①,有人回忆是徐迟的积极倡议②；有人记录《诗刊》创刊之初给写的约稿信是徐迟按冯至的建议写的,最后由吕剑用毛笔抄正③,而有资料显示当年的约稿信确实出自臧克家之手④.为何时值今日《诗刊》的创办细节还引起那么大的波澜这些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诗刊》诞生的不同凡响以及把列入作者队伍的重大意义.

尽管到目前为止关于刊物的一些细部问题终未有个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在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中,《诗刊》作为第一家全国性的诗歌专门刊物,其意义与影响均是其他刊物所无法取代的.那么,它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创办的为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刊物的编辑成员由哪些人组成它的诞生为刊物今后的个性发展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弄清这些问题,就成为我们重返《诗刊》具体情境的关键.

一、回忆录中的“叙事”

现在研究“《诗刊》创立”这一历史事件,可资参照的历史资料在《人民文学》中有所反映：“‘诗刊’是一个诗歌月刊,定于1957年一月在北京出版,它的任务是在‘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导之下,繁荣诗歌创作,推动诗歌运动.它的内容包括：诗创作,诗翻译,诗的理论批评,诗歌活动报导等等.它将是全国诗歌作者和诗歌爱好者的共同园地.‘诗刊’分道林纸本、报纸本两种,25开,100面,并有精美插图.报纸本每期定价3角.现已开始预征订户.”⑤这则简单扼要的讯息主要充当了广告的功能,而关于创立更具体的内容大概只有借助于当事人在“”结束之后的回忆录.这些当事人在回忆／叙述几乎时隔半个世纪的“《诗刊》创立”这一历史事件时,都十分详尽地描述了“党组意见”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及“诗词的发表”引起的强烈反响.其中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编辑部成员沙鸥、吕剑、白婉清、刘钦贤等人以不同的方式,叙述了这一事件⑥.这些回忆录尽管在细节上互有出入,但几个重要方面却基本一致：

第一,《诗刊》创刊的决议产生于1956年这个“好年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文艺杂志的创刊之势犹如雨后春笋.第二,创办《诗刊》的想法得到当时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和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支持和帮助.第三,编委、编辑成员分工大致为臧克家统帅全刊,编辑部工作由沙鸥、徐迟分管半年,编辑组由吕剑、唐祁、吴视组成,刘钦贤、楼秋芳两人为编务组成员.第四,诗词十八首以及一封亲笔信在《诗刊》的发表对于刚创立的刊物来说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显而易见,“《诗刊》创立”得了天时、地利、人和,它的创办不仅合乎民意,而且离不开组织的关怀和帮助.其中臧克家在回忆录中的叙述就很有代表性,他说：

1956年,在京的许多老中青诗友们不时聚在一起谈谈.那时徐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有一天,好几位青年诗人在他的宿舍里碰头了.大家都说,诗歌需要一个阵地,应该搞个刊物才好.我心里想,已经有个综合刊物《人民文学》了,再搞个专业性质的刊物恐怕不成.同时,我接到读者来信,也表示了和大家同样的意愿.大家怂恿我争取一下试试,因为我已经调到作协书记处工作了.我把这些情况向党组负责人刘白羽同志谈了,希望他向领导同志反映一下.不久,白羽同志到我笔管胡同的宿舍来了,说：领导上已经同意诗刊出版了.我听了,自然十分高兴,真有点出乎意料！于是,我们商讨了编委、主编、副主编以及编辑同志的人选等问题,请他拿到党组去研究、决定.这样解放以后第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刊物《诗刊》就诞生了.⑦

臧克家写下这篇回忆文章时与《诗刊》的诞生已是相距三十七年了,虽然他的回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显得有些普泛,许多细部问题仍不明朗.比较详细全面为我们提供有关文字材料的,还有一些出自“访问者”之手的回忆文章.比如周良沛在回忆徐迟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诗刊》如何诞生,他的回忆就体现着一定的“历史现场感”：

1956年2月27日－3月6日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二次理事会议,要闭幕的时候,他举手从坐席上站起来发言：中国是个泱泱诗国,建议创办一个专门发表诗创作和评论的刊物,就叫《诗刊》好了.因为这事起先并未纳入提案和议程,也是与会者未曾想过之事,会场上一下为之静场,很快,谁带头一鼓掌,也就啪啪地热闹起来了.第二天,他分别找了作协党组的负责人荃麟和白羽同志,落实他在理事会上,只有掌声,还是热烈的掌声,却没有决议的,关于他那办《诗刊》的提议.⑧

这些回忆不约而同提到“党组意见”在“《诗刊》创立”这一事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见《诗刊》从诞生起就和政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同时这些回忆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无论是“访问者”还是“回忆者”,寻找“《诗刊》创立”的政治意义构成其叙事话语的内在动力,他们努力凸现“党组意见”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这一方面说明“党的意志”在当时所具有的强大召唤力,“在党政机构作为中国权力运行中心这个现实环境下,支配社会资源和成员的权力基本上掌握在那些具有‘干部’身份的人群当中”⑨.一个刊物的存在与否要经由该单位的领导干部按照党的意志和单位制度的建设精神决定.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诗刊》创始人的现实需求,即通过强调与党的关系,表示《诗刊》的合法性和地位.

因此,向约稿以及创刊号上对诗词发表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的渲染也是《诗刊》政治诉求的深入表现.在诗歌史的撰写以及大多数研究者眼中,把“诗词的发表”作为历史事件加以描写仍旧不同程度地出现.为什么这个事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如果把这个历史事件从上述“叙事传统”中拓展开来,置之于一个更为开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上下文中,对其基本动作、符号以及编织其间的人物加以解剖,我们就可以窥见这一事件所蕴藏的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含义.

二、《诗刊》创立的大环境和小环境

第一,追溯一下“五四”以来诗歌刊物的生存情况.

“五四”前后,很多杂志报纸竞相刊载新诗,刊载最多的是《新青年》和《时事新报》,但是还没有专门登载新诗的期刊,在文学刊物中,诗歌成了“填补空白”的角色.此后,20年代至50年代期间,诗歌刊物不断出现,总体看来,这些诗歌刊物共同的特点就是：同人刊物的性质,规模小,存在时间短⑩.共和国成立后,在新文化体制下,虽然出现了众多文学刊物,但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诗歌专门刊物出现.这种缺席也为《诗刊》的诞生起了催生作用.但是为何《诗刊》出现在1957年呢

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下的文艺发展.

1956年“双百”方针的颁布,对文学期刊的发展产生了激发作用,文艺界生机勃勃.这一年年底,中国作协专门召开有关文学期刊的会议,集中讨论文学期刊如何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会上主张文学期刊可以自由、平等竞赛,而且允诺刊物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个性.在那一两年间,不仅“新创办的刊物的数量不下数十种”⑾,而且按计划“销数还在不断增加”⑿,而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之间,“特别是诗,在文学部门,它比之小说、戏剧,常是直接地抒发作者的感受,除长篇叙事诗外,一般地说也比较能够更敏捷地反映社会斗争.等因此,当方针提出之后,首先是诗歌出现了蓬勃的现象.长久被灰尘封闭笔尖的诗人、甚至‘五四’时代的诗人,也都开始了歌唱,不同风格、各种内容的诗歌,逐渐出现,报纸期刊大量发表诗歌及印行专号,这些都正力求与我们正在乘风破浪地前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相适应,这也正是诗的时代”⒀.在这种大环境下,《诗刊》应运而生了.按编委吕剑的说法就是：“如果没有一九五六年的气候,就不会有《诗刊》,《诗刊》的创刊曾经被看作是一个吉兆,是文艺界摆脱束缚,走向舒畅的信号.”⒁

第三,将《诗刊》置于刊物群体中,看级刊物与地方级刊物对《诗刊》诞生的影响.

与《诗刊》一样隶属于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刊物还包括《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文艺学习》、《译文》.虽然当代文学期刊普遍的“相似性”已远远超出某一种期刊的“个性色彩”⒂,但身陷体制链条的当代文学期刊也不是没有差异性,只是,这种差异性不表现为独立的主体性,而表现为体制链条中的“等级性”.《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它的办刊定位是以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为主,作为与新中国同时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和领导人的支持,创刊第一期就获得了最为充分和明确的强调与体现.在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了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又是专门为《人民文学》创刊所题的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题字则是经提议由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手书.全国文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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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级的诗歌刊物,照理《诗刊》施行着供给诗歌标准的功能.然而,对于《星星》却是个例外,《星星》之于《诗刊》更有着“前车之鉴”的意味.《星星》1957年1月1日创刊,14天后便被报纸公开地批了一个月.应该说《星星》是“双百”方针的产物,又为“双百”方针做出了壮烈的奉献.在同年同月25日创刊的《诗刊》自然要避免《星星》的命运,藏起锋芒⒃.

第四,在一切外部环境都具备的情况下,编辑内部群体的合作和努力最终促成了《诗刊》的诞生.

1956年11月21日到12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四十七个编辑部的代表参加的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会上曾提出几项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认为刊物应有独创性,有自己的特点.编辑们趋近于一种类乎“同人”或“流派”刊物的设想,“每个刊物应该能够团结一批作家在自己的周围,以这些作家(他们在艺术见解、欣赏趣味上大体是一致的)作为比较固定的中心,来支持刊物、影响刊物”⒄.可以说,《诗刊》的编委即带有某种“同人”现象.首先观察《诗刊》第一任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的名单：

从表中可以看出,他们均是具有革命战斗经验、丰富的编辑经验的“老诗人”⒅.如果按照诗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划分,这几位编委是“作为新诗革命传统的代表,获得高度评价”⒆.他们作为当代诗歌话语权的拥有者,大多来自于解放区或延安,他们是新的社会制度的参与者,熟悉规则和要求,因此,他们的文学“创造性”相当旺盛,能够很好地适应新的实践条件.他们除了把向主席约稿作为打响《诗刊》的第一炮外,还向诗界前辈及老中青诗人征求意见.臧克家、徐迟、沙鸥以走访的形式征求了在北京的重要作家、诗人对《诗刊》的意见,这些人包括穆木天、黄药眠、何其芳、冯至、汪静之、冯雪峰、萧三等；向老舍、王统照、冰心、陈梦家等约稿.关于创刊号的封面、装帧也请艾青设计.在给的约稿信上就表示：“《诗刊》是二十五开本,每版一百页,不切边；诗是单行排的,每页二十六行.在编排形式上,我们相信是不会俗气的；在校订装帧等方面,我们会恰当的求其讲究.”⒇

种种迹象表明,《诗刊》的创刊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以此还可以看出《诗刊》在成立之初就表现出的文化和政治的两种功能.一方面,《诗刊》的创立对一大群诗人发出召唤,点燃他们的诗情；而另一方面,清贫的文人只能通过组织来实现《诗刊》的创立.在诗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徘徊就为《诗刊》品格的双重性埋下了伏笔.

三、《诗刊》的双重性品格

创刊号的“编后记”作为一个编辑群体的对外发言,是我们解读《诗刊》双重品格的典型文本.

其一,对革命诗人的推崇.被塑造成“伟大的革命领袖”和“伟大的诗人”的形象.的“诗词和来信的发表,在我们的生活和斗争中、在我们的文学事业中所要发生的深刻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诗刊》不仅预见领袖的“超凡魅力”在当时社会产生的效应,由于诗词十八首在《诗刊》的发表,创刊号供不应求,因此从计划出版的二万八千份加印到五万零七百六十份,在创刊号出版的当天,在王府井新华书店,读者排着长队购买,外电向全世界作了报道.四天后,《人民日报》于1957年1月29日、30日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