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能抵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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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以为,何言宏是一个十分低调十分平和的青年学者,他与当今高校许多青年学者一样,其实与当下的文学实践并无很深的介入,不过因为学科的关系,以现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罢了.当代文学在他们眼里,是需要沉淀、淘洗与过滤的对象,是一种有如干花般离开了植株失掉了水分的一种事物,需要标本化与经典化.他们有时也会进入当下的文学活动,应约做一做作家作品论,或就某一个话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这些工作有时免不了有些游戏的成分,写了也就写了,说了也就说了,他还得回到课堂,回到书斋,去正儿八径地为“学术”而劳动.但是,2006年底的一件事,让我改变了对何言宏的看法,那就是他与傅元峰、黄梵、马铃薯兄弟共同发起的“诗歌排行榜”.现在的排行榜可说是多如牛毛,本没有什么奇怪,但是何言宏他们的排行榜却在众多的排行榜中显得复杂而富于个性.作为“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这一排行榜对诗歌作品、诗集、诗选、诗歌刊物、诗性人物、诗歌贡献进行了评选,并且旗帜鲜明地选出了最佳与最差.正是这个最差以及这种决绝的泾渭分明的立场与行动,在诗歌界引发了轩然大波.这样的批评方式就很难说是学院或书斋的了,它已经抵达了文学的现场,而且是最为激荡的地带,或者说,它就是现场,甚至,就是它制造了现场,它使自己成为当下文学实践有机而具活力的构成.

可以凭这一事件为楔入理解何言宏的批评,理解他热切关注文学现场的姿态.在谈到去年的排行榜时,何言宏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方式的‘排行榜’所具有的意义与局限问题、大众传媒在文学实践特别是文学事件中的功能问题,文学评选中的‘资格’问题,更加重要的,还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频现危象的文学伦理问题,即作家、诗歌、批评家、文学媒体、文学市场以至于文学组织工作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最为重要的则是“文学标准问题”①.这样的问题意识与忧患之思如果不莅临现场是道不出来的,而这样的行为其目的也不仅仅或主要地不在于个人的学术见解,而是希望对当下的文学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对学者来说,通常这样的影响是要借助岁月、通过若干中介来进行复杂的转换的.因此,他在谈到现代汉诗研究计划时,一方面仍然具有学术的目的：“对现代汉语诗歌版图中的生态进行细心的搜索、观察、整理、研究、提炼,对纷纭的诗歌现象进行符合诗歌内部规律的再解释,并进而形成我们关于现代汉诗的美学观、历史观、创作观”；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介入当下的强烈冲动：“这将不是一个仅仅以书架上躺着的文本为研究依据的计划――虽然无疑我们会对各种文本投入大量的心力――对正在进行时的诗歌的关注也是计划的应有之义.我们希望我们的计划,可以及时地对诗歌现场有所回应.我们的关注对象是动态的.也可以说,我们的计划本身就是一个现场,它和整个汉诗的现实将形成互动、互渗.”相应地,这一计划的实施方法与形式也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有了有趣的区别：“与此相关联,诸如邀请诗人、研究者做短暂访问,举办诗歌朗诵会、诗歌座谈、诗歌的专题研讨,批评都将是计划的构成部分.”②这样的批评实践虽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虽受来自各方的压力,但却无法融入高校现有的学术体制,所以,在一个“文学已死”的呼声都已充盈于耳的时代,感到惶惑、无措,或出逃、或抵抗的不仅是作家与诗人,同时还有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从业者.而且,相比起诗人与作家,他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因此,坚持与认真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我想,排行榜以后何言宏与他的朋友们的工作可能更令人敬佩.2007年,汉诗研究计划的进展一如初衷,他们定期组织研讨与评刊,对诗歌专门刊物、报刊中的诗歌作品、民间诗歌刊物以及网络诗歌持续地进行点评,这一工作已经成为诗歌界关注的风向标,成为诗界众声喧哗的独特的声音③.

何言宏喜欢用一个概念――“文学知识分子”,作家、批评家都是这文学知识分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概念上的转换反映了何言宏对这些群体身份的认识以及对其社会担当的理解.何言宏近年的研究趣向便是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通过对文学知识分子角色转化与身份认同的梳理,不但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这一群体地位、作用的变化,看到中国二十现代化的过程,还可以看出他们当下的境况与内部的分化和裂隙④.在如何认识作为文学知识分子的批评家上,何言宏至今还存在许多犹疑不定的地方.现在的批评正在受到诸多力量的牵制、诱惑与夹击,作为文学知识分子的批评家们,或者不得不在现有的学术体制里讨饭吃,或者不得不为名为利与市场合谋,与媒体沆瀣一气.批评家与作品,与作家,与传媒,与制度,以及批评家之间的所应有的批评伦理已经发生了严重危机,而这本质上正是批评家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混乱.当今的批评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可以作一个简单化的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大众的批评与专家的或学者的批评.当今批评无疑存在许多问题,不少体制内的人总习惯于不假思索地对大众批评进行指责,但实际上,从文化的进程看,从知识的非专制、非垄断化进程看,批评的大众化与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另一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工业化以来的知识学较以前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恰恰是专业程度的不断提高与分工的不断精细,知识间的壁垒不断加厚,资格的认定与标准的建立也日趋严格、规范与法律化.当然,像文学这样的人文学科或许相对宽泛与含混,但是,现代社会的化与行业、知识领域的专业化这一深刻矛盾也不能不反映到文学领域,只不过它的反应并不如其他领域那么直接罢了.因此,何言宏认为,要使当代批评向前发展,重建当代批评的伦理关系,首先批评家们要从专制中解脱出来,这种专制来自于政治体制,也来自于学术体制,既不能充当政治权力的喉舌,也不能为了“学科建设、项目申报、科研评奖,核心期刊和量化管理”去炮制“大量在本质上非关文学,也无涉于艺术的学术垃圾”.并且,在坚守专业的前提下,走向非专业,走向大众,“振衰起弊,超越自身,在坚持,专业（文艺）标准的基础上,将批评的视野经由‘专业’扩展至无限广阔的社会人生”.同时,“警惕自己偏狭保守的职业作风和闭锁心态,积极主动和坦然无畏地接受大众批评的挑战,并且通过与大众批评的平等对话,而将后者努力改造为具有理性能力的‘文化大众’”⑤.这是何言宏在专业与社会大众之间犹豫之后的变通之论,也是对当下文学现实进行观察之后的选择,当然更应看作他本人作为一位批评家的理想.理解了这些,也就可以理解作为学院的体制中人,何言宏何以还要在现今众多评奖与排行榜之外,以民间的方式启动汉诗研究计划,也更能理解这一计划的目的与功能了.

如果对批评不细加辨析,那么在外人看来,这一领域或许是一种面孔,混沌一体,但若深入进去,其实殊为不同.不管何言宏早期是否介入当下共时性的文学活动,他的选择现在看来似乎早已有这样一种自觉.当一个批评家一旦确立了超越体制、关注社会、坚持标准而又采取与大众对话的文化立场,那么他的批评就必定会抵达现场,必定会流露出一种社会关切与现实情怀,而这些又必定会影响他对批评对象的选择,影响到他的批评选题、趣味,甚至方法与范式的确立.这些体现在何言宏的身上,除了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的如汉诗研究计划那样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与介入意向的批评行为之外,还具有这样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对现实的文学环境的关注.一个具有现场感的批评家从不将文学看成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是将其看成是各种力量合作共谋的斗争、选择与妥协的产物.因此,何言宏的文学批评即使针对的是个别的文学现象与文本存在,但总具有一种宏阔的阐释背景,这不仅使其批评对象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意义参照,而且使他的每一次批评实践客观上具有了历史的深度与当下的真实性,从而提出富于延展性的话题.用他的话说,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批评无不展开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并且受到时代的制约；另一方面,严肃和自觉的批评实践,往往也在时代中发现问题,并从时代中汲取资源,进而采取相应的批评策略”⑥.这实际上从主动与被动两个维度对其批评取向作了解释.当一个批评家总是试图从时代中发现问题时,他就会对当下文学进程具有相当的敏感度,特别是对当下文学的相关力量与自身的应对存有密切和关心.比如文学制度.按照布迪厄文学场的理论,制度对一定时空中的文学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将文学艺术列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四次文代会讲话为标志,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正名,但是,作为国家形象与主流价值观的宣示方式,不仅是中国,即使西方国家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生产自己的文化产品.因此,虽然作为反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历经历史的艰难在去政治化、去体制化和回归文学本体上作了艰苦的同时也是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作为一种力量,国家意识形态依然要维持自己的价值观和相应的形象生产系统.同时,由于其天然的制度优势,必然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持着主流的生产渠道并且直接地影响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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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自然联想到何言宏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一些研究.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在实践与理论上都纠缠不清而又绕不开的话题.何言宏将这个话题纳入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总体理论框架中,同时,引入吉登斯、布迪厄、比格尔等人的研究成果,对其从新的维度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追求及其复杂的内部冲突以及追求与冲突中的精神焦虑都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书写与表达,具体说来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历史阶段,即由世纪之初而至1949年之间,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主要是属于‘解放政治’的历史追求”,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锁与束缚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时期的文学虽然有着各种冲突,但都在表达这种追求,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文学活动“在历史进步主义和历史规律这一现代性信念的鼓舞之下,纷纷操持‘革命’、‘人民’、‘阶级’、‘解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现代话语,表达着自己‘解放政治’这一现代性的追求”.而在1949年到1976年间,虽然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但由于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冷战和国内多方面的原因,虽使得中国进入“解放政治”的第二阶段,但是文学的话语中心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并且由于制度的作用,文学被纳入到严格的政治诉求之中,成为工具.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格局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实现了“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它所要表达的是如吉登斯所说的在“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所以,不但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得到复苏,而且,以人为中心的一切诉求都在各种冲突中寻找表达的通道.同时,文学的制度以及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到九十年代以后,这些“生活政治”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集中体现为诸如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以及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文本策略与文本政治以及许多精神现象的“文化政治”关系的问题.经过这种新的梳理,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这两者的关系显然有了新理解,这不但使通俗意义上划分的“”以前那一长时段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获得了现代性的阐释背景,具有了历史选择的依据,更使得所谓改革开放之后理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超出了一般的想当然,文学与政治依然密切相关,只不过其关系阈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如何更科学更宽广地去认识政治罢了.何言宏通过对“纯文学”这一概念的研究,表明中国文学界对政治的认识存在的误区,他说,“‘纯文学’的观念与实践的出现,实际上是‘’后的中国文学竭力摆脱‘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工具化处境,追求文学自主性的产物,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对于以往中国文学的过于‘政治化’进行‘去政治化’努力的逻辑结果”.而事实上,这里的去政治化所要去除的,“只不过是‘政党/国家政治’,而不是体现为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但是,由于对‘政治’的极度反感或者是知识水平方面的限制,当时人们特别是‘纯文学’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们,基本上都将‘政治’偏狭地理解为前者,从而将‘纯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因此,我们不但不可能将文学与政治相隔离,而且,反而会导致对真正的纯文学即文学自主性的伤害,导致文学与政治的畸型化.对当下文学而言,我们要做的迫切事情之一就是重新认识现代社会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重新认识并建立文学社会功能,在去政治化后使文学“再政治化”.这里面有认识与实践性的双重前提,即如果将政治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权力关系”,那么再政治化就是自觉地将文学实践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实践,在社会的诸多权力关系中理解和实现其功能,促进文学进入公共领域.同时,这样的实践又是以文学的自主性为前提的,即文学再政治化并不是将文学赞同于政治,恰恰是以文学的自主性建设为出发点与条件的.于是,文学似乎需要不断地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自主性,一方面又要克服这种自主性建设中不当处置所带来的在社会生活中的萎缩和社会影响力的衰退以至丧失.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但如果理解和处置不当,则会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事实上,在现代日趋专业化的社会,文学只有建立在自主性的基础上才会权威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去.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是双维的人,他们要作为知识分子存在和继续存在,只有（而且只有）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由一个自主的（也就是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权力）知识世界赋予他尊重这个世界的法则；此外只有（而且只有）将这特殊权威用于政治斗争.他们远非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处于寻求自主（表现了所谓“纯粹的”科学或文学的特点）和寻求政治效用的矛盾之中,而是通过增加他们的自主性（并由此特别增加他们对权力的批判自由）,增加他们政治行动的效用,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在文化生产场的特定逻辑中找到它们的原则”⑧.对这一困扰中国文学多年的问题的分析我觉得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确实有助于人们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从狭隘的政治概念中走出来,重新认识文学多维的政治效用更是在现代语境中文学知识分子理应的社会担当.

当下的立场与抵近现场的姿态可以让一个批评家敏锐地发现文学思潮的变化并迅捷地作出热烈而理性的反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何言宏对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语言策略的系列研究中很明显地感受到.当全球化逼近中国的时候,人们首先是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而随着它的持续加剧,伴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上压迫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激荡.国家的、本土的、民族的东西也必然会有一种危机感与生存焦虑.对文学来说,这种焦虑首先体现为语言,因为语言不仅仅是语言,而且是文化最后的承载体,母语一旦失势,文化却会踏上不归路.何言宏首先从作家们的这种语言焦虑与随之而来的抗争中敏锐地感受到它可能带来不亚于当年白话文运动所引发的语言自觉与语言革命,并且将其视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的环节.语言问题确实是中国二十的核心之一,对此,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但是何言宏选择的是描述的观察的方法,他宁愿绕过许多学术史的陈案,放弃许多学理上可以轻松得出结论的便捷,而宁愿抵近纷纭复杂的语言现场,以作家们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现象上的描述、整理、归纳与辨认,这正是一个有现场感的批评家特有的立场与学术风格.何言宏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中国作家的语言资源有下列大致的分布:一是民间语言的自觉吸纳,包括对民间语言中积淀着的传统语言形态即“文言”与“旧白话”的吸纳；对民间方言独特的语音语汇、句式语调及语言资料的吸纳；对民间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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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应该说到何言宏的文本批评,因为,对一个重视当下与现场的批评家来说,文本都是其必须重视的出发点.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缺少的不是体系建构者与滞后的经典阐释者,而是可能要作出许多牺牲,埋首于大量作品阅读的共时性的批评家.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制度的变迁,现在的文学批评的力量绝大部分由高校教师来担当,要他们在繁重的科研与教学之余去阅读海量的作品,去作被学术评价制度排斥的文本批评确实勉为其难.但是,一个没有及时性的现场解读的文学现实显然是不完整的.事实证明,无论是群星璀璨的俄国十九,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都与那些杰出的批评家的文本解读分不开.想想当年茅盾是如何做批评的?他读了多少作品?写了多少作品评论?我们固然记住了《百合花》之类的经典,但大量的批评对象早已湮没,然而我们就能无视茅盾劳动的价值?时易事异,现在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人们简直无法静心去仔细辨析,于是色彩炫目,声音高亢者总能占得先机,为什么现在动辄有人好作宏阔之论、惊人之说,除了学术体制对所谓思想与体系的偏爱外,现在也确实不是一个适宜于沉潜含玩、细读文本的时代.这几年文学界内外否定新时期文学特别是九十年代文学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今年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的言论,其实,别的不说,仅以文本的阅读量而言,是不是足以支持他对当下中国文学进行判断都是一个疑问.不管是正面的肯定还是反面的否定,都必须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从文学创作的无穷可能性上看,任何一种创作都是对其他可能性的排斥,任何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即意味着对其他可能性的放弃,同时,任何一种文学成品总是低于未能成为现实的文学理想,因此,对批评对象的否定性批评几乎是一件明白的随时随手可以做到的事,因而也就应该格外审慎,在必要性与尺度上尤其要把握分寸,切不可为逞一时之快而滥施,更不可置文本而徒发空论.对于肯定性批评来说,指出一个作家的文学实践与文本现实的长处与独创处,不但要对其仔细研读、评判,而且,这样的评判与指认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的,是以更大量的文本阅读与积累为前提的.为什么读者对批评的正面赞扬动辄持有非议,正是因为许多这样的批评是建立在无视文本的存在的不负责任上的,至于碍于情面或出于商业化的需求的伪赞扬其本身就是非文本的,也是非文学的.正是鉴于此,我对何言宏的批评中重视文本的阅读与阐释持十分赞赏的态度.不仅他的一些作家论、作品论如此,即使他的思潮论与文学史研究,比如他的专著《中国书写》⑩、《坚持与抵抗》(11)、《介入的写作》(12)等也都将文本作为论述的重要基石.

现在的批评已经没有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气势与影响,那时的批评是可以为文学立法的.但这并不表明当今的批评就无所作为,只不过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看待批评.与其去作无望的努力,徒然使批评蜕化与变形或自取其辱,倒不如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虽然默默,但在现场总有批评认真而忙碌的身影,起码能为今后的研究留下线索与检材.这并不是要使批评坠入庸常,限于事务,没于技术,谁能说那些专注于日常劳动的人们心中就没有理想?就没有自我实现的欣悦?正如何言宏所言,虽然热情殆尽,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我们仍然深怀梦想,即使是在无边的暗夜”,“在我们的内心之中,永远有对神圣的向往.真正的文学、真正的学术、真正的思想和美,仍然引领着我们,让我们九死不悔地努力、奋战,并且救助我们”(13).

这是批评继续存在的理由.

2007年11月12日,腾龙里

【注释】

①《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标准》,《作家》2007年第4期.

②《发起人的话》,《作家》2007年第4期.

③参见2007年《诗歌报》下半月号.

④参见《文学体制、知识分子身份与“晚生代”写作》《文艺评论》2000年第1期、《“作家”的“革命”认同》《书屋》2000年第5期、《“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性起源研究》《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人民”认同的历史重省――“”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性源起研究》《文艺争鸣》2002所第1期.

⑤⑥《批评的堕落与危机》,《艺术百家》2006年第4期.

⑦《国家文化战略与“主旋律”文学生产机制》,《南京师大学报》2007年第3期.

⑧以上引文参见《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与文化政治问题》《南京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权力”焦虑》《书屋》2002年第5期、《抵抗与批判――近年文学的民间意识与文化政治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⑨以上引文参见《语言生命观和语言本体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语言自觉》《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资源问题》《人文杂志》2004年第4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个体语言策略》《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5期.

⑩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13)《介入的写作后记》,《介入的写作》,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汪政,江苏省文联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