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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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启功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文物鉴定家、书画家和诗人.但是启先生曾说：“我终身的职业是教师,而且主要教授的是古典文学.”（《启功口述历史》,页70）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启先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集中谈谈启先生是如何读中国古典文学、教中国古典文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以此作为对先师的记念.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

重视吟咏背诵,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跟中国古代许多学有所成的文学家、学术家一样,启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特别讲究吟咏背诵.

启先生从小就喜欢古典诗词,当他的祖父把他抱在膝上教他吟诵东坡诗词的时候,那优美和谐、抑扬顿挫的节调就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他觉得像是在听一首最美丽、最动人的乐曲,这使他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饶有兴趣地随他祖父学了好多古典诗词,他自己也常找些喜爱的作家作品阅读吟咏,背下大量的作品,许多作品直到晚年他仍能倒背如流.所以他说：“是诗词的优美韵律率先引领我走进了这座圣殿.”（《启功口述历史》,页195,页47）

除了吟咏背诵之外,启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还特别讲究句读之学.启先生15岁至25岁时,拜在戴绥之（名姜福）先生门下,阅读古书,从“五经”念起,把《诗》、《书》、《礼》、《易》、《左传》都点读了一遍,有不对的地方就由老师改正.学习古文时,启先生准备了一套清人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戴老师让他用朱笔从头点起,每天点一大摞,直到点完为止,一连点了好几个月.后来启先生又用同样的办法点读了萧统的《文选》和浙江书局出的《二十二子》（即二十二种子书）.

唐人《资暇集》卷上引稷下谚语说：“学识何如观点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仔仔细细地标点数十部古书,进一步为启先生夯实了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直到晚年,启先生在给学生上课时,还语重心长地说：“标点就是学问,有一分学问,就有一样标点.”

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这也是启先生一生的座右铭.启先生常对人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只是一个中学生.”当有人问他怎样成为大学教授时,他回答说：“自强不息.”

启先生这种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精神,持之以恒,终生不渝.晚年他眼底黄斑病变,几乎失明,但还是常常借助于高倍数的放大镜披书检读,孜孜不倦.前几年我拜见启先生时,就常常看到他案头放着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薛雪的《一瓢诗话》等书,用高倍数放大镜吃力地阅读.有时夜里失眠,两三点钟醒了,启先生就坐在床上,拥着被窝读书.

2001年夏秋间,年届九旬的启先生阅读了西北大学教授薛瑞生的新著《乐章集校注》、《苏东坡词校注》、《清真事迹新证》后,给薛先生写信说：“昨日具书时,大著肄习尚未终篇,夜间犹未终卷等一日半夜,拜读仅三分之一,目眚难医,但不能阻向学之心.”（薛瑞生《大星没去光犹在――悼念启功先生》,载《启功先生追思录》,页34）

启先生的这种“向学之心”,一生不殆,尤其钟情于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阅读.可以说,阅读中国古代文学典籍,是启先生的生命所系、灵魂所注.

传道、授业、解惑

启先生1938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上大一国文课,即以教授古代文学作品选为主.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师范大学,启先生进入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更是专职教中国古典文学,尤其侧重于讲授古代文学作品.

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注重细读作品,既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又广征博引,如数家珍.比如讲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中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启先生先板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然后解释什么是知己,就是知意、知情、知心；怎样做到知己,就是通意、达情、交心.这两句诗传达出诗人的心声,也是对友情的信心,对挚友离愁和眷恋情绪的慰藉――分手了,情不了,人长在,谊永驻.两句诗是真、是诚、是信、是情,道出知己愈久,情谊弥深.于是启先生又板书“有情有义”四字,并说：这是做人的真谛.人与人有情有义才会成为知己,所以“知己”是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陆希廉《聆听一课,铭记至今》,载《启功先生追思录》页129~130）.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第一句“城阙辅三秦”,通行本作“辅三”,别本作“俯西”.启先生大量列举习见的旁证,举重若轻地说明“城阙”的确可指“登楼所见的四野城市”,而不一定只有首都才得被称.如“京”或“京城”是首都的专称,但《左传》里所谓“京城太叔”的“京城”,就不是郑国的首都.“魏阙”、“宫阙”、“陵阙”成为帝王的专称,但“城阙”就不一定了,杜甫《野老》诗“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钱谦益注“两京同南都,得云城阙”,实际上这里的诗意分明说的是城上驻军吹的号角声,注重在城,而不是注重在都（《也谈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启功丛稿论文卷》,页135~139）.这样一来,就将不太好讲的诗句讲清说透了.

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总是目光如炬,心细如发,常常能发前人未发之微.启先生讲《西厢记长亭送别》中的“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他说,“霜林”应该是红色的,作者怎么不说“总是离人血”,而说“离人泪”呢?这是因为过分渲染反而失真,用词就得恰如其分.离别时,人总免不了要流泪的,说“离人泪”染得“霜林醉”,这就可以了,而不必说“霜林红泪”应该是“离人血”,或者是“离人颈上血”,那就太夸张了（郭志刚《启功先生治学》,《启功先生悼挽录》,页77）.

启先生讲课往往就是这样,从最简单的道理入手,深入浅出地揭示诗文作品的本质特征,往往三言两语,点中要害,其余的就让学生自己去体会.例如启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曾作过一个精辟的概括：“魏晋六朝人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大体如此.”真是一语破的,言简意赅.

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还常常借题生发,妙语连珠.如谈到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诗：“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启先生像大孩子似地笑了起来,说：“你看,放翁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李军《乐育敦行堪世范励耘奖学唯吾师》,《启功先生追思录》,页183）

谈到音韵时,启先生说四声是自然之声,是“天籁”,比如驴叫也有四声.说到这里,启先生便以驴叫的声音模仿四声,博得满堂笑声.启先生还举出证据：《世说新语伤逝》篇记载,三国时王粲平生爱听驴鸣,死后埋葬时,曹丕率众人吊唁他,建议在他的墓前学驴鸣以祭祀他,于是众人“皆一作驴之鸣”.王粲是著名的诗人,他爱听驴鸣,不就是在揣摩诗歌的音律吗?这样的讲解,也许仅仅是“容或有之”的,但却体现出启先生的奇思睿智.

其实,启先生不仅擅长讲授古代文学作品,对如何讲授中国文学史也有许多精思妙解.例如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不违背教学大纲的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一部中国文学史分成先秦段、两汉段、魏晋段、南北朝段、隋唐段、两宋段、金元段、明清段等等.各段相对独立讲,讲唐诗的不能讲宋词,讲宋词的不能讲清词,如果讲了,必定有人会说你超出了范围”.于是出现了“讲《左传》的不会讲《史记》,讲‘杂剧’的不会讲‘传奇’”的现象.启先生对这种现象始终不以为然,他打过这样的比喻：分段教学,好比吃鱼,吃鱼才讲究分段.但一条鱼从第几片鳞算中段,又从第几片鳞算后段呢?这显然只能是大致的分,没有绝对的标准.他又打比方说：中国古代有个笑话,一个人中了箭,去看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只给他把身外的箭杆剪断,就算完成任务.中箭的人问他身内的箭头怎么办,外科医生说：“找内科医生去,那是他的事.”这样简单地分科行吗?（《启功口述历史》,页124~125）因此启先生认为,讲授中国文学史,应该融会贯通,而不应该画地为牢.

总之,启先生精通教学艺术,他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擅长于“深入浅出,化繁复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聂石樵、邓魁英《启先生教学和治学的风格》,《启功先生悼挽录》,页146）.作为一位教师,启先生学识渊博,态度谦和,语言风趣,循循善诱,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当有人称启先生为这个“家”那个“师”的时候,启先生总是谦虚地回答：“我这一辈子主要工作是教书,我只不过是一个教书匠.”启先生一生热爱教师事业,耐心细致地“传道、授业、解惑”,处处体现出一位著名教育家的风范.

知之、好之、乐之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任何学问和事业,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启先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仅“知之”、“好之”,而且“乐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享受无穷的人生乐趣.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启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确达到了这一境界.

启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既有精意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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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是他花费了数十年的思考与斟酌,在课堂上多次讲授,到20世纪60年代撰成著作,一直到“”后才得以问世的.这是启先生的用力之作,直到本世纪初启先生还在不断地修改,可谓耗费了大半生精力.

前人对诗、词、曲的声调格式、平仄变化,大都凭死记硬背,刻板模仿,缺乏主动的、深刻的了解.启先生经过多年的精心实践和深入思考,提出了著名的诗歌声律“竹竿”理论.启先生指出,如果两字一节地把无限循环的平平仄仄排成一根长竹竿：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等就会发现：五言格律诗的A句式“仄仄平平仄”是由第三字截至第七字而来,B句式“平平仄仄平”是由第一字截至第五字而来,C句式“仄平平仄仄”是由第四字截至第八字而来,D句式“平仄仄平平”是由第二字截至第六字而来.可以看出,五言格律的形式,就是从这竹竿上挨着排地往下截取得来的,再怎么截也是这四种形式.至于七言,只要在这四种句式前加两个与它相反的音节就可以了.

以上各种句式,除了五言B句式以外,无论五言、七言的首字都可以更换（可平可仄）.启先生打了一个比方,他把每两个音节比作一个盒子,上一个音节为盒盖,下一个音节为盒底,盒底重要,不可换,盒盖较轻,可换.至于五言B句式首字不可更换,是因为如果换成仄声,则下边一字便成为两仄所夹的“孤平”,声调便不好听了.

把极其繁复的诗歌声律,简化成一个明白易懂的“竹竿”理论,这不是饶有趣味的乐事吗?这一“竹竿”理论是启先生别出心裁的发明,它不仅便于区别、记忆诗词律句,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语言文字蕴藏的声调特征.因此,它不但适用于五言句和七言句,也适合三言、四言、六言等任何句式；不但适用于格律诗（包括词）,也可以通用于对古诗、骈文、散文、史书的声调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启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程乙本《红楼梦》作注,这是解放后第一部《红楼梦》注释本.由于启先生对满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掌故比较熟悉,因此被认为是作注的最合适人选.但是启先生认为程甲本更符合曹雪芹原意,所以后来又向出版社推荐程甲本,并写了《读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序》等研究红学的文章.

关于启先生《红楼梦》注释本的价值,北师大教授予天池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润物细无声――谈启功先生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大家可以参看.我这里对《读红楼梦札记》和《红楼梦注释序》在治学精神上的特点,作一点补充.

在《读红楼梦札记》中,启先生具体分析了《红楼梦》中“所写的生活事物,究竟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启先生对《红楼梦》所写的扑朔迷离的年代及地点,进行了具体的考辨；对《红楼梦》官职中既有虚构的,也有真实的,还有半真半假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红楼梦》中的服装描写,哪些是实写的,哪些是虚写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启先生还结合《红楼梦》对人物的辫式、小衣、鞋子以及称呼、请安、行礼的描写,分析了当时的风俗.最后,启先生对《红楼梦》为什么要“这样费尽苦心来运真实于虚构”,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析.

这篇文章和《红楼梦注释序》主要指向一个内容,就是曹雪芹“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思维.启先生认为,曹雪芹笔下所有的年代、地方、官职、服装、称呼,还有其他所表现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符合清代满族的习俗的,即使实写,也不过是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习俗.这用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曹雪芹有意“避得一干二净”.

启先生凭什么敢说曹雪芹有意“避得一干二净”呢?文献学研究有一条潜规则,就是“说有易,说无难”.说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东西,这是很容易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版图这么大,你说哪儿有什么东西很可能真有.现存的文献这么多,而且地下还在不断发掘新的文物,你说有,没准什么时候发掘出来就真有了.但“说无”是很难的,你要说古代没有什么,千万要谨慎,这是古代文献研究中的大忌,如果没有丰厚的知识,是不敢轻易说“无”的.

启先生犯了文献学研究中的一个大忌,但却犯得恰到好处.因为这一结论凭借的是他丰厚的知识,别人没有他这种知识.启先生从小在满族大家庭中长大,对满族大家庭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等了如指掌.他不仅熟悉这些,而且喜欢了解这些,关注这些,所以他敢于说“无”.

以雄辩的事实还原曹雪芹“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思维,这是启先生“红学”研究的过人之处.启先生的这两篇“红学”文章,直到现在还是经典研究文章.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治学之道上,启功先生体味诸老前辈的言行,有两条铭心不忘的收获：一是懂得对古人的成说,不可盲从,不可轻信；二是明白了学问不是死的.后来启功先生每逢和人谈到他对许多问题的理解时,常用个比喻说：‘盘子不是永远向上盛东西的,立起来也可以当小车轮子用.’”（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文献》1993年第1期）启先生这种“无法之法”的治学之道,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结语

启先生学识渊博,曾戏称自己为“杂货铺”.著名画家黄苗子先生打过比方说：启先生有个百宝箱,他是高兴时露一角给人看,谁也没见过这个箱子里到底藏有多少宝物.现在启先生带着他的百宝箱走了,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这个百宝箱的全貌.我这篇短短的文章,也仅仅只能揭开百宝箱的一角.

启先生在学术研究的多种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颜渊曾经感慨他的老师孔子的学问之大,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我也想用同样的话表达我对启先生永远的景仰.

但是启先生却始终保持谦虚的品德.他曾对我们说：一个人要老想着说,我是博士,他就什么也不是.有人称启先生为“博导”,启先生笑着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启先生去世前一年,接受电视台《大家》栏目的采访,采访者说别人称他“大家”如何如何,他说：“你能飞吗?不能.这说明你还是不行.”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启先生,主持人一上来就列举了他的许多头衔,启先生用一句话就轻轻拨开了那所有的桂冠：“这叫此地无朱砂,红土为贵.”

是啊,启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辉煌的学术成就,更是超拔的人格力量.这种超拔的人格力量,正是我们最应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