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诗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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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1898―1958）,是现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和版本目录学等领域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古史辨学派掀起的辩论热潮中,郑振铎也投身参加了辩论,虽然他写的文章不多,但是观点大胆泼辣,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诗经》在郑振铎的学术领域中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部分.郑振铎对于几种主要的《诗经》学派都曾经接触过,他在《读毛诗序》中回忆道：

我以前初读《诗经》时,用的是朱熹的集传.后来又读《毛诗正义》,又看《〈诗经〉传说汇纂》.最近才看关于三家诗的著作.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诸家异说的纷纭,与传疏的曲解巧说.当读毛郑的传笺的《诗经》时,觉得他们的曲说附会,愈读愈茫然,不知诗意之何在.再把朱熹的《诗集传》翻出来看,解说虽异,而其曲说附会,读之不懂,解之不通的地方也同传笺差不多.

正因为各家的解说都不能令他满意,所以郑振铎才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下,开始着手进行研究,他选择的突破口就是《毛诗序》.有学者认为,“对《诗经》的研究贯穿在郑振铎一生的文学研究中,从1927年的《读毛诗序》到1953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他的研究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即对《诗经》地位的肯定,对其进行分类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个说法大致不错,不过他的《毛诗序》并非发表在1927年,而是发表于1923年《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号上,其后被收入《古史辨》第三册中.在郑振铎的后期,也发表过一些有关《诗经》的言论,不过大多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研究,与他早期的观点截然不同.

《读毛诗序》是郑振铎在《诗经》领域最主要的代表作品,也是他收录在《古史辨》丛书中唯一的一篇《诗经》方面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引发了学界关于《毛诗序》的争论,钱玄同曾经表示：“得读郑振铎先生底《读毛诗序》,极佩.”（《论诗说及群经辨伪说》）

在《读毛诗序》一文中,郑振铎对于过去的《诗》学发展历史有一个简明的勾勒,从他对于《诗》学史的勾勒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大致的《诗》学观.

汉兴,说诗者即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氏之学.北海相郑玄为毛氏作笺,毛诗遂专行于世.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后亦亡逸,仅有《外传》传于世.然《毛传》虽专行,而王肃说《毛诗》又与郑玄不同.其后,孙毓作《毛诗异同评》,评毛郑王之异同,多非郑党王之论.陈统又作《难孙氏毛诗评》,以驳孙氏之说.到了唐代,韩愈对于《毛诗序》又生疑义.及宋而《毛诗》遂被许多人攻击得体无完肤.欧阳修作《毛诗本义》,苏辙作《诗解集传》,程大昌作《诗论》,王柏作《诗疑》,毛诗才渐渐的失了权威.虽有周孚、吕祖谦诸人的竭力拥护,而总敌不过攻击者的声势.元明以来,朱熹的势力极大,《诗集传》用为取士的标准.一切说诗的人便都弃了《毛传》,服从朱熹.到了清代,反动又起.阎若璩作《毛朱诗说》,毛奇龄作《白鹭洲主客谈诗》,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陈奂作《毛诗集疏》,多非难朱熹之说,要把《诗经》从朱熹的《集传》底下回复到毛郑的传笺之旧.段玉裁写定《毛诗故训传》,孙焘作《毛诗说》,且进一步而排斥郑玄之说,要把《诗经》从郑玄的《毛诗笺》底下回复到毛公的《毛诗故训传》之旧.魏源作《诗古微》,陈乔枞作《三家诗遗说考》,龚澄作《诗本谊》,皮锡瑞作《诗经通论》,王先谦作《诗三家义集疏》,又更进一步而不满于毛诗,要把《诗经》从毛公的《故训传》底下回复到齐鲁韩三家诗之旧.此外又有姚际恒作《诗经通论》,崔述作《读风偶识》,方玉润作《诗经原始》,脱去三家及毛公郑玄之旧说,颇表同情于朱熹,一以己意说诗.

从这段提纲挈领式的勾勒中,可以看出郑振铎对于《诗经》学史的认识相当清楚而且成熟,对于历代《诗》学的评点都能够从事实出发,力求客观公允.事实上,现代《诗经》学史的认识也基本如此,郑振铎对《诗》学史的描述是比较准确的.正如我们分析其他古史辨学者的《诗经》学所看到的,他们在对传统经学的批判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对于《诗经》学史上具有疑古思想的学者给予了过分热情的评价.但是这种情况在郑振铎的身上并没有发生,从他的描述来看,笔触相当有分寸.

郑振铎虽然对于姚际恒等人深表佩服,但是他也看到了他们的缺陷：“虽然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几部书能够自抒见解,不为传袭的传疏学说所范围,然而究竟还有所蔽.《诗经》的本来面目,在他们那里也不能找得到.”

如同其余的古史辨学者一样,郑振铎研究《诗经》的前提是把《诗经》当作文学书籍来看,他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总集.我们要研究汉代以前的诗歌,非研究《诗经》不可.虽然在《诗经》以外,逸诗还有不少,然而有的是后人伪作的,如白帝子皇娥之歌；有的是断章零句,并非完全的,如《论语》、《左传》所引的诗句,其他完整而有意义的诗篇,至少不过二三十首.而在诗经里,我们却有三百零五首的完整的古代诗歌可以找到.在这三百零五首里,有的是颂神歌,有的是民谣,有的是很好的抒情诗,差不多首首都是有研究的价值的.”

虽然《诗经》是文学作品,但他的价值显然超越了文学本身,郑振铎对于《诗经》研究价值格外重视,他认为：“凡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古代的社会,乃至古代的思想,对于《诗经》都应视它为一部很好的资料,而与研究中国诗歌史的人尤为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汉以前的古代的诗歌,除了《诗经》以外,不能更找到别的更好更完备的了.”

对于《毛诗序》的批判是郑振铎《诗》学主要内容之一,他认为：“《诗经》也同别的中国的重要书籍一样,久已为重重叠叠的注疏的瓦砾把它的真相掩盖住了.等我们要研究《诗经》,便非先把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的瓦砾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不可.这种传袭的诗经注疏如不爬扫干净,诗经的真相便永不能显露.”这种观点与顾颉刚的“蔓草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郑振铎认为：“在这种重重叠叠,压盖在诗经上面的注疏的瓦砾里,《毛诗序》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他反复强调：“我们现在动手爬除压盖在《诗经》上面的注疏瓦砾时,应该最先下手的便是《毛诗序》.”他认为：“《诗序》的释诗是没有一首可通的.他的美刺又是自相矛盾的.但他的影响却极大.所以我们为了要把《诗经》从层层叠叠的注疏的瓦砾堆里取出来,作一番新的研究,第一必要的,便是去推倒《毛诗序》.”

郑振铎对于《诗序》的批判相当激烈,如同宋代王柏删《诗》一样,他认为索性将《诗序》从《诗经》中删掉最好,他提出“《诗序》之乱《诗》,其祸且甚于伪书.我希望在最近的时候,能够也有人出来做这种工作,把《诗序》详细的攻驳一下,把他从《诗经》里永远逐出”,他表示自己愿意做“这种扫除运动里小小清道夫的先锋”.

对于《毛诗序》的弊病,郑振铎认为“《毛诗序》最大的坏处,就在于他的附会诗意,穿凿不通”.郑振铎认为毛诗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牵强附会,“与诗意相违背的”.由于毛诗的解释,“于是一部很好的搜集古代诗歌很完备的《诗经》,被他一解释便变成一部毫无意义而艰深若盘诰的悬戒之书了”.

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有说服力,郑振铎在文中大量举例,他所采用的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毛诗序》的矛盾、牵强之处进行了“剥洋葱”式的分析.具体说来就是“假使我们退一百步而承认《诗序》所说的美刺之义是不错的,我们竟用了他的美刺之义去读《诗》”.但是按照《诗序》所宣扬的“美刺”理论去分析,结果却发现“《诗序》之所美刺,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譬如有两篇同样意思,甚至于词句也很相似的诗,在《周南》里是美,在《郑风》里却会变成是刺.或是有两篇同在《卫风》或《小雅》里的同样的诗,归之武公或宣王则为美,归之幽王、厉王则为刺.而我们读这些诗的本文时却不见它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郑振铎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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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几首动人的情诗在《毛诗序》眼中,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深意.《关雎》,《诗序》认为：“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等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月出》,《诗序》的解释是：“刺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也.”《陈风•,泽陂》,在《诗序》看来是“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

对于这种荒唐的解释,郑振铎感到不可思议,他发出质问：“为什么同样的三首情诗,意思也完全相同的,而其所含的言外之意却相差岐得如此之远?等为什么‘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二句,在《周南•,关雎》之诗里便有这许多好的寓意,同样的‘寤寐无为,辗转伏枕’二句,在《陈风•,泽陂》之诗里,便变成什么‘刺时’,什么‘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等’等等的坏意思呢?”

郑振铎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召南•,草虫》、《王风•,采葛》、《郑风•,风雨》、《秦风•,晨风》、《小雅•,菁菁者莪》、《小雅•,裳裳者华》、《小雅•,都人士》、《小雅•,隰桑》八首,他认为,这些诗“意思也差不多都是很相同的”,但是在《毛诗序》解释中,它们都或美或刺,总是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郑振铎感叹：“这种美刺真是矛盾到极点了.等《诗序》的精神在美刺,而不料他的美刺却是如此的无标准,如此的互相矛盾,如此的不顾诗文,随意乱说.他的立足点已根本动摇了.”

郑振铎所采用的这种比较的方式,虽然并不是自他开始,但是他比较集中地对于《诗经》中的相似或者相同的诗句在不同的诗歌中美刺不同的现象进行了比较,对于《诗经》研究的深化是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事实上,这也涉及到了《诗经》中“成语”的问题,在后来的《诗》学研究中,对于“成语”的分析日益普遍而深入,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从这方面来说,郑振铎对于《诗经》研究新角度的确立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郑振铎《诗》学中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于《诗经》中诗的本旨抱着乐观的态度,在这点上他是不同于顾颉刚等学者的.我们都知道,顾颉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认为科学的最终钥匙锁在上帝的小盒子里,无论多么努力,都是无法知道的,体现在《诗》学上,就是他反复强调的诗的本事和作者,是无法去知道了.

但是,郑振铎对此抱着乐观的态度.他在《读毛诗序》中反驳了不可知论的观点.他说：

我知道一定有人要出来反驳我.他们一定以为诗意本来是深邃不易知的；《诗序》由来已久,其所说必有所据.安知《草虫》与《隰桑》之本义不是如《诗序》所说的一样呢?岂能以生于千载下的人的臆想来决断千载上的事情?

郑振铎对于这个问题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他根据文学史上的常理推断,“古人作诗,词旨俱极明白,决无故为艰深之理”.他认为,在“唐以前的诗便可知道”,因为“《诗经》里的诗,文辞俱极朴质,更不会包括什么哑迷在里面.等诗文固极明了,固不艰深也”.后世的《诗经》之所以难以索解,都是因为“《诗序》之曲说附会有以致之”.

其次,对于“诗序由来已久,其说必有据的话”的观点,郑振铎则对“《诗序》必古”的观点进行了质疑,这其实就牵涉到了《诗序》作者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郑振铎支持卫宏说,但他并没有把话说死,他认为“即使说《诗序》不是卫宏作,而其作者也决不会在毛公卫宏之前”.事实上,关于这一点,历史上已经有许多人进行了论争,郑振铎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他只是将前人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归纳,为己所用.最终的结论是：“《诗序》是后汉的产物,是非古的.汉人传经,其说本靠不住：一方面保残守缺,死守师说,而不肯看经文；一方面又希望立于学官,坚学者之信仰,不得不多方假托,多方引证,以明自己的渊源有自.”他借用明代丰坊伪《诗》学来比照《诗序》,指出“《毛诗序》是没有根据的,是后汉的人杂采经传,以附会诗文的；与明丰坊之伪作子贡诗传,以己意释诗是一样的”.

在这点上,郑振铎也比顾颉刚等古史辨学者显出了更加灵活的态度,显然,他意识到了《诗序》中诸多不一致之处,有可能是经过多人之手,这一点一直到现在都被大多数学者所公认.

不过,对于郑振铎的早期《诗经》学研究,有学者评价并不高.例如洪湛侯在评价《读毛诗序》的时候认为：“本文见解与顾文一致,其中有一部分举例,还是顾先生提供的.原文虽长达万言,却看不到有什么新的见解与发现,文笔亦不甚酣畅警策,与顾文相较,似嫌稍逊一筹.”

我们认为对于郑振铎的《读毛诗序》的学术价值要分两部分来看,首先,确实存在上述所列举的毛病,这是毋庸讳言的.“部分举例”是顾颉刚提供,是指郑振铎在文中所用的几个表,郑振铎对此是标明的：“本文里第四节所引的几首诗的三个比较表,都是我的朋友顾颉刚先生制的,但允许我先在此处引用它们,这是我所最为感谢的.”顾颉刚的文章发表于1920年,郑振铎此文写于1923年,两人又交好,郑振铎受顾颉刚的影响并不奇怪,而且在文章中,确实存在着许多顾颉刚观点的痕迹,这并不奇怪.而且古史辨学者作为一个“学派”,自然有着近似的“学术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郑振铎的论文就是对于顾颉刚文章的简单重复,其中同样有郑振铎自己的思考,正如我们在具体分析中所强调的,郑振铎的《诗经》学有自己的特色,不仅在具体《诗》学观点上与顾颉刚有所区别,而且两个人的风格并不一样,相对于顾颉刚,郑振铎更理智一些,在具体观点的把握与评点上也更注意分寸.

（作者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