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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并不以训诂名家,但是训诂却是阐发他的学术思想的重要支撑,他的重要学术著作《管锥编》,开篇就针对黑格尔贬低中国文字不宜思辨的错误观点,以《论易之三名》,指出“易”字兼有“变易”、“不易”、“简易”之意.“易”与“不易”、“易”是背出分训；“不易”与“简易”是并行分训.“易一名而含三义”者,“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也”.在此基础上,钱钟书分析了中国汉字独特的符号特征：“如冰炭相憎、胶膝相爱者,如珠玉辉映、笙磬和谐者,如鸡兔共笼、牛骥同槽者,盖无不有.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管锥编》2页,中华书局,1979年.以下引述均径标页码）而且,因为汉字的符号特征也被词章家广为利用,“语出双关,文蕴两意,乃恢谐之惯事,固词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2页）,所以在理解一些古文辞时就必须考虑这种辩证性的关系,不仅注重字词的理解,还要注重对作者的思想和上下文的考察.
以这种辩证的思维逻辑为指导,钱钟书对乾嘉学派的戴震《东原集》中的两文进行了辨析,戴震在《〈古经解钩沉〉序》中强调：训诂需“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170页）而在《〈毛诗补传〉序》中又说,“余私谓《诗》之词不可知矣,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170页）钱钟书指出：“一卷之中,前篇谓解‘文’通‘志’,后篇谓得‘志’通‘文’,各堕边际,方凿圆枘.顾戴氏能分见两边,特以未通观一体,遂致自语相违.”（171页）于是他将两种说法捉置一处,进行“周览”、“圆该”,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训诂理论：“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篇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之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171页）“阐释之循环”就是回环解释.读书先了解每个词的意义,然后可以了解每句话的意义,再了解全篇的意义；回过来,根据全篇的意义再来了解每句话的意义,根据每句话的意义再来了解每个词的意义：这是回环.经过这样的循环解释,才能达到正确的理解.避免“拘见隅守”、“坠于一边”、“偏枯不全”.
钱钟书在自己的训诂实践中,坚持了这种理论,在对字词理解的基础上,注重对作者的思想和上下文的考察,从而对一些古籍中的语言现象作了精辟的解释.
论《诗之一名三训》指出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已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不使失对（坠）,故一名而三训也.”（57页）并指出这三训是并行分训而同时合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发乎情止乎礼义”,“思无邪”,“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等说法,最能反映中国古代儒家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诗学上的体现,就是把诗定义为承也、志也、持也.诗首先是政治,必须承载统治者的政治之得失；其次,诗是个人意愿、志向、感情的真实表达；其三,诗的社会作用是持人性情,要求人们在做诗时要自持性情,使喜怒哀乐,合度中节,不可直吐快心,要“温柔敦厚”,要“止乎礼仪”,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而“诗者,志之所之”,“‘之’与‘持’一纵一敛,一送一控,相反而又相成,又是背出分训而同时合训.”（58页）
论《反者道之动》时,指出“反”有两义,“一者正反之反,违反也；二者,往反（返）之反,回反（返）也.”（445页）《老子》用“反”字,乃是融贯两义,其一是说“反”即向对立面转化是道运动的形式；其二是说“反归”是道运动的方向,正如老子在第二十五章中阐述说：“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1}.钱钟书解释说：“‘大’为正；‘逝’者离去也,违大而自异,即‘反’；‘远’乃去之甚、反之极；而‘反（返）者、远而复,即反之反’”,“故‘反（返）,于反为违反,于正为回反（返）.’”即“反者,道之动”之“反”字兼有“反”意与“返”即反之反意,乃背出分训同时合训.（446页）老子多次在文章中阐发道循环运动的形式,如十六章中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二十五章中说：道“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①所以钱钟书的这种解释无疑也是根据老子的思想而做出的.
钱钟书在《管锥编》行文中还一再重申训诂必须根据全文来进行,如《左传正义僖公二十二》条在阐释《左传正义》中“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的句子时说：应“不据本句而当据上下文以区断”（189页）；在《史记会注考证鲁仲连邹阳列传》条在指出阮元《研经室外集》将《世说新语》中“聊复尔耳”的“尔耳”二字解为“如此而已”为“失当”后,申论曰：解释文义“不宜枯蜗粘壁,胶执字训,而须究‘词之终始’”（324页）；《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三六》条指出：“‘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与‘朝游北海暮苍梧’,句法无异,均言朝暮在一地也；苟无上下语,望文生义,则可彼此交易以为解释.所以必‘考其终始’,庶几免于以词害意也.”（1307页）类似的论述还可参见《管锥编太平广记卷二》（642页）、《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总叙》（854页）等.
但钱钟书也有智者之失,偶尔也出现“拘见隅守”、“堕于一边”、“偏枯不全”的情况,如论《老子王弼注三九章》“故致数舆无舆”,认为是老、庄摧破名学所谓“分散眢论”耳.但更多的学者疑此文本应作“致数与无与”,“与”、“誉”古为通假字.意义应是言计誉反无誉也.钱先生株守成见,未免有失考之嫌.在论《离骚经章句序》一文中,对于“离骚”二字的解释,《楚辞洪兴祖补注》提到两种,于此两种解释洪兴祖未置可否.于是钱钟书先生认为王逸释“离”为“别”,是正确的,但言“离骚”是以离别为愁,如说“离愁”,则非.提出“离骚”是向“愁”告别之意,即谓“屈原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583页）,从而否定了其他说法.但考之屈原的生平及《离骚》的内容,实际上这三种说法都可通.因诗无达诂,是不可拘泥于一偏的.
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回环解释训诂理论,用于我们的训诂实践,可以对学术史上一些聚讼纷纭、似是而非的问题,找出较为合理,并为更多人认同的解释.
孔子《论语雍也》中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②朱熹对此的解释是：“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③当代的一些美学家也大都据此解释,如叶朗就认为孔子讲的是“审美主体在欣赏自然美时带有选择性,自然美能否成为审美对象,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审美主体的道德标准.”④这种解释如果从字面来看,不能说错,但是我们对《论语》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孔子总是仁智并举,而且仁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乃是最高的道德范畴,智作为其中的一个德目,是从属于仁的.所以孔子的说法实际是古籍中常见的互文手法而并非强调仁者与智者在欣赏自然美时的不同选择.正确的解释应是：仁智之君子,必以登山临水为乐事,水之流动,犹如君子之通权达便；山之沉静,恰如君子之守道不迁.故仁智之君子必能快乐而长寿.
《老子》三十六章所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欲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⑤韩非子从“术”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老子的阴谋权诈之说,并在《韩非子喻老篇》中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事实加以解释⑥.王国维在《老子的学说》一文⑦郭沫若在《十批判书》⑧中也认为讲的是诈术.这些解释也是从字面意义出发而得出的结论,我们考之老子的思想,知道老子主张“无为”,极排斥战争.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中曾列举陈平的话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⑨陈平是谋士,他说道家最忌讳阴谋,应该有一定的根据.再考之《老子》全书,我们发现老子很少针对具体问题阐发观点,多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并十分喜欢采用辩证的手法来表达他的思想,除我们前文已经论及的《老子》二十二章、三十八章中,还如第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0}五十八章中也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11}的说法.再结合历史上重要的老子研究学者如董思清、吕惠卿、范应元等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将之认为是老子对历史现象、社会现象中的辩证关系的阐释,他将一切事物的存在都看作是对立面存在的前提,解释为：想要将它收缩的东西,必然是原来已经扩张了的东西；想要将它削弱的东西,必然是原来已被加强的东西；想要将它废除的东西,必然是原来已被推行了的东西；想要将它取缔的东西,必然是原来已被纵容了的东西.
注释
{1}{5}{10}{11}朱谦之《老子校释》64、92、5、150页,中华书局,1963
{2}杨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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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论语译注》62页,中华书局,1980{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90页,中华书局,1983
{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韩非子》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王国维《王国维文集》10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8}郭沫若《十批判书》181页,人民出版社,1954
{9}南怀瑾《老子他说》132页,国际文化出版社,1991
（通讯地址：010021内蒙古大学汉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