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文学史的知识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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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没有了“经典”的不证自明的堂皇位置,也不存在“排排坐,吃果果”的“排座次”现象.赵树理从“评价”的起落变化中走来,《创业史》在文学批评的争议中“亮相”,对《青春之歌》,关注的是其“讨论”与“修改”,对《红岩》,则强调其“写作”方式的特别等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对“文学史权力”的弃绝.与那些“颠倒乾坤”、“还历史本相”,或欲“重建经典秩序”的文学史宏愿相比,洪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更显谦逊、节制,或许也因此而更具严肃性.

在中国现代历史实践再度发生重大“转折”的背景下,面对文学史叙事范式的“危机”,洪子诚先生没有热情饱满地参与对新范式的急切寻找和重建,而是冷静地选择了对“范式”本身的追问,他似乎从文学史真理的一次次兴衰起落中,从文学史知识的频繁哗变中,窥见了某种机制性的秘密,这使他的研究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变化,也使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某种新的品质.我愿意用“反思性”去概括这种品质.

“反思”一词是“新时期”以来过受青睐的字眼,尤其是在“历史反思”的语境下,这个词被严重地实用化了,差不多成了“改正错误,重新确认”的同义语.我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受制于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并适当延伸至现代性反思的语域.也就是说,本文将在现代知识学的背景之下,去探讨反思的特质和可能.并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去对洪子诚先生文学史研究工作所具有的启示和意义略作申发.

在布迪厄那里,“反思”是一种对知识活动进行自觉限制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它首先将批判性分析工具指向研究者自身.布迪厄说,“想要实现反思性,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判性分析,尽管这些批判性分析原本是针对手头被建构的对象的.”(1)但是,反思性分析又不只是“一种对于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学家的自我分析”,它同时也是“一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2)它把知识的生产与确立,放在整个社会实践的背景之下加以理解和观照.“反思社会学肇始于这样一个非常基本的假设,即理论是由人们的实践以总体方式所创造的,并为他们经验的生活所塑造.”(3)

“反思性”显然不只是来自知识自身逻辑演绎的要求,也是对现代性知识实践历史的自我批判的结果.现代性话语的独断性格不仅在人类历史上造成了一些无法愈合的记忆“创伤”,也曾将知识活动投入无穷纷争.因此,在“奥斯威辛”与“古拉格群岛”的梦魇之后,面对20世纪现代性实践造成的大量“困难的遗产”,(4)社会科学的“反思性”无疑是有待充分认识的品质.在这里,知识的反思必然导向对现代性话语的反思.李杨在其《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中就曾指出,“文学史”作为一种现代性知识,它的合法性和研究范式,均来自现代的“历史”观念.(5)所以,他强调说,只有将文学史作为“问题”置于现代性反思的课题之下,才有可能重建批判立场和知识实践的基础.

在《两忆集》的一篇回忆性文字中(6),洪子诚先生讲述过一段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这段经历也同样可以被看作是文学史知识在20世纪的境遇:“反右”斗争刚开始的时候,文学史家王瑶先生就在《文艺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文笔、结构相当漂亮”的短文《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分子”的谴责.紧接着,1958年初,他批评冯雪峰《论革命和文艺运动》一书的长篇论文,也在《文艺报》刊发.但这积极响应潮流的“一切的一切”,却未能使他在之后愈演愈烈的运动和斗争中免遭“厄运”.在1958和1959年间的“拔白旗、插红旗”――对“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的批判运动中,王瑶先生受到了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洪子诚和他所在班级的猛烈批判.批判的“依据和逻辑”竟然和半年前王先生批判冯雪峰的完全一致.而在开始之后,大概也出于同样的或相似的“逻辑”,初涉文学研究的洪先生本人又成为了自己学生的批判对象.

记录这段经历,洪先生的文章带有明确的自我反省的意图.在亲历上述过程之后,他显然从“批判者”到“被批判者”的轮替中有所感悟,他敬慕师长们身处变局而能从容、镇定以及“不存芥蒂”、尽职敬业的胸怀和风范,并因此而尤其感到内疚和自责.洪先生这样写道:

在把“”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的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自己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7)

从人格建树的角度来说,这种自律自省是非常令人称赏的.但这段文字表达的内容超出了个人性的经历,也超出了个人对历史承担的限度.如果是作为一种历史反思和现代知识反思,而不只是个人的道德反省的话,那么,文中的那个“我”乃至“我们”,无论怎样“尖锐、刻薄”的言辞,都不足以造成“批判者-被批判者”无穷递衍的历史情状.换句话说,道德反省虽然构成历史反思的重要部分,但它仅仅展开在个体和更强大的“历史”的交接点上,因而无法洞穿历史的“狡计”.当然,从这个维度上讨论这篇文章是不太公平的,我们理应充分考虑洪先生这篇文章写作的具体情境和特殊的命意.(8)

洪先生关注的是特定时代政治的或者说是历史的暴力对人的捏塑,并表达了对岿然自立的知识人格的渴慕.但我们也不妨从这里开始,展开对现代历史观念和知识性格的反思,并在此背景之下,去看取洪子诚先生本人此后文学史研究的立场选择及其价值和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洪先生所再现的历史场景.这其实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现代性场景:青年人革老年人的命,新思想、新事物战胜旧观念、旧事物.这是现代“历史进化观念”的内在逻辑,也是现代知识伦理的观念基础.在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以后,这也是知识评价和历史评价所依循的不二逻辑.在这个场景中,“批判”的繁衍,就是“新”的繁衍、观念的繁衍.现代“历史观念”的价值标准不是好(自然不会去考虑是不是“认真的思想成果”)与坏,而是“新”与“旧”、“进步”与“反动”.一种“激进历史主义”既动摇了道德的连续性根基,也将现代知识抛向对时代或时尚的无穷追逐之中.(9)在此之中,知识伦理与社会伦理如何协调,以及个人的德性如何能够得以保全的问题,显然不是可以经由个人的反省所能解决的问题.(10)

当然,从经验的立场上说,上述推导显然是令人不快的,因为,“批判”场景关联着当代“创伤”记忆,而这段记忆的痛苦是需要一个能够承担道德责任且又看得见的祸首的.早在“新时期”的开端,“反思文学”就已经完成对于这一“创伤记忆”的建构,在这个建构中,就每每有“忏悔”有“审判”,以便兑现一种历史的终结感.当然,其中最有效的策略还是对历史进行的“剪辑”处理,它总是将创伤发生时段作为“非正常”时间从现代历史“正常”发展中“减去”,并且成功地把历史责任交托给现代历史之前的“残余观念”所导演的政治悲剧,现代历史也因此而安然无恙,继续着它走向“更美好”的道路.这种历史“剪辑术”至今仍广为文学史的撰辑所采纳.也正是出于对现代历史观念的这种信任,文学史的知识地位近年来似乎被证明是越来越稳固了.在所谓“学科建设”的催动之下,文学史的知识生产进入了一个极为旺盛的时期,论文、专著从一个个“中心”、“基地”批量输出,研讨会、答辩会接连不断,体制性的建构生产着并不断证明着一种知识“权力”的强烈.然而,“文学史”这一现代性知识的境况,可能并非如它所显示的那样令人乐观,从反思性的立场看,不但其昔日的黄金岁月一去不再,甚至其本身的观念基础也已发生根本动摇.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从文学知识的社会思想条件和思想背景的角度,描述过文学史在欧洲最初诞生时的情况,他说:“如果斯达尔夫人发表了《论文学》的1800年标志着有关文学的完整意识开始出现,那么,《精神现象学》发表的1807年就意味着它为历史地考察文学现象,也就是考察其发展变化最终开辟了一条通道.两千年中学者们作出的种种努力在这时汇集起来,开始系统地评价以往的作品,给这个以语言的手段来表达的艺术形式下定义,将过去置于强有力的思想分析之中,同时也不扑灭赋予它的启示以生命的生活的柔弱火苗.”(11)不错,这种“系统性”的思维,这种“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曾让文学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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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民族”精神领域占居一个不容置疑的位置,并且,以“精神”与“形式”相关联的假定为前提,拓展出了文学史实践的广大空间,形成了其历史再现的若干主导模式.这个“强有力”的思想分析的精髓就是文学“进化”的观念.但自20世纪后半叶始,这一文学史观念连同它所开创的主导模式便不断遭遇来自不同角度和方向的质疑与挑战:结构主义“割断”精神的历史而将“系统性”的考察挪移到形式的层面,接受美学则以“读者”来补备“系统”的缺失等尤其是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传统的“危机”征象尽显,几乎是其赖以存在的全部标准都被置于论争和批判性的检视之下.(12)与此同时,以“新历史主义”为主体的文学史研究,则试图别开生面,积极展开了“重划疆界”的工作.(13)在《什么是文学史》一文中,新历史主义的主将格林布拉特指出,作为文学史叙事支点的“民族”模式和“纯文学”模式在20世纪末已然崩溃,文学史研究有必要为自己的合理存在寻找新的依据.(14)

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基于对文学现代性的反思,柄谷行人说:“形成于明治20年的‘国文学’或‘文学史’本身便是一种预设:仿佛真有一种从古代走向中世纪、近世以致现代的文学‘进化’、‘深化’、‘发展’的历史似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代替这个透视远景提示另一个别的远景(如‘反现代’主义那样),我们只需要注视使这个成为可能,且被视为无可置疑不证自明的那个装置.”(15)柄谷行人所说的文学史“预设”和那个不证自明的“装置”,正是诞生于西方的文学史“幽灵”东方之旅所产生的结果.在已长达百年的文学史编纂实践中,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分享了这一现代“知识型”所建构的文学史想象,并使之成为文学史研究中不证自明的预设.由此所产生的致命影响在于,它的独特的时空“透视法”――对空间、时间的“分层”――将不同情境下产生的复杂多样的文学实践,统统放进了时间进化的阶梯,(16)并进一步将文学史变成了“时间政治”和意识形态搏杀的战场.这也正是中国文学史研究无法逃避的问题情境.

在近百年的文学实践和文学史知识实践过程中,激进的政治理想一直作为文学想象的催化剂,并成为文学史编纂的思想基础.胡适激活并阐发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观念,将中国的文学史实践成功送入了历史主义的轨道.他的“白话正统”论第一次示范性地演绎了一场历史虚无主义的戏剧,让中国的“文学史”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以现在为中心的困境”.(17)从启蒙史学获致的进步信念、思想方法和政治热情,使它一次又一次地深深卷入历史的漩涡.因此,当激进政治实践遭遇危机之时,在这一框架之下展开的文化实践和知识实践便必然失去凭借.遗憾的是,这种知识困境不但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反省,反而常常成为一次次更加极端更加激进的知识反叛的理由.与洪子诚先生多次表达的对于“新世纪”的困惑相反,不断开启的“新时代”、“新世纪”,却常常为中国的文学史的知识哗变增加了无穷信心.当这种知识哗变与政治权力同台共舞时,便必然出现洪子诚先生所记忆的那一“经典场景”.

从根本上讲,我们依然笼罩于上述历史观念之中,在倡导“与时俱进”的今日,“知识创新”这个超价值的概念装置,再度成为新一轮知识实践的风向标,引领人们奔向各个“学科”和“前沿”.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前提之下,人们往往把某些时代知识人格的扭曲,完全归因于外在的压力和政治的因素,其实,这种分裂知识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内外两分的思路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而且,现代知识观念的某些基本预设,既切实地参与了外部现实的制造,又同时内在地决定了其人格图像.(18)即使我们将讨论仅仅收缩在文学史的知识领域,也同样可以发现,洪先生所说到的那颗“批判的种子”的播种者,正是我们一再拥抱的那个光明的“现代”.只要我们尚未能够有效地对这个现代幽灵进行有效的抑制,这颗“种子”就有可能不断地发出新芽.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研究业已反复经历或许还将继续经历的遭遇,所不同的只是“批判”的方式和内涵时或会发生一点点的变化而已.

洪子诚先生在另一处谈及“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和文学史“重写”的关系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证.洪先生说:“对文学历史的‘改写’、‘重写’,是文学‘转折’实现的条件之一.以新的历史图景取代原有的居主流地位的历史描述,为‘新时期文学’提供历史依据,也提供建构‘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艺术资源.”(19)然而,从后果看,这次曾经是意义重大的“转折”与“取代”,却又制造了一个值得质疑的新的文学史“悬案”:对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的全盘否定,对“非左翼作家”一味追捧.对于这一后果,连曾经作为“新时期文学”创建者之一的刘再复也不能感到满意,他在2002年撰文指斥这一出现在“9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立场,并批评它是“两极摇摆的简单化评论”的思维模式.洪子诚先生则以一种我们熟悉的方式评论说,“刘再复批评的这种现象,其根子在80年代就已植下.”(20)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这个评论理解为洪先生的幽默:批判的“种子”业已长成为独断的“根子”.文学史偏见的拔除,显然并非一日之功.

本文之所以“纠缠”于洪子诚先生的上述文字,是为了从洪先生经验结构的调整变化中,从他“意识到”的知识和历史语境的复杂性中,去理解他的文学史工作.或许,从现代性反思的理论维度,洪先生并没有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种境界),但是,我们看到,在近30年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中,他从个人经验的梳理与调整直到对文学史现象的批评性分析和观察,始终围绕着某些特定的主题展开.他比较集中关注的两个主题是:研究主体的自我反省和现代历史不断“绽出”的“新时代”、“新起点”所引致的知识狂欢与知识哗变.这是两个有密切关联度的主题,一个指向现代历史观念,另一个则指向现代知识主体.正是通过对两个思考主题的持续性推进,洪先生得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经验结构、研究视角,有效地拓展自己的文学史空间,并使相应的思想成果转化为研究方法上的自觉.

洪子诚先生很早就意识到“思想视境拓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21)并且一直在不懈地拓展自己“视角”和思想空间,寻求对“不可见的东西”的发现.上世纪90年代初,在他对“新时期文学”“超越”的可能性的分析中,有一段话或许可以证明他对这个问题认识和体会之深刻,他说:“许多作家,对他们所经历的生活的最直接、最紧迫反应是,如何以形象描绘与感情宣泄的手段,对50年代以来的历史各个不同阶段,对那些政治风浪,对个人的生活道路,作出政治性质的是非曲直的评判,并表达他的道德化的爱憎情感.他们所坚持的,是已逐渐显露其窄狭、困窘的政治‘视角’.这决定了他们对个人与对集体的历史道路的这一基本认识:所有已发生的失误、曲折、坎坷,只是社会历史和人生过程的一个偶然、短暂的段落,它终将会成为过去.”(22)到了90年代后期,他进一步强调研究者反省自己的学术立场的必要性.此时,他所理解的“反省”,不但指向“我们在历史事态之前的反应方式”、立场和态度,也同时指向“我们的历史观念,对社会、民众的认识,原先设立的位置和我们在公众中树立的形象,我们被历史所规定的‘文化性格’,以及我们与现实、与艺术的关系,等等”.这样的反省将可以突破“表面的统一”,并质疑“原先的立场”.(23)


洪子诚先生的另一个思想主题是我们上文中多次提到的现代“历史观念”相关.但他不是直接从理论角度切入这个论题的,相反,来自经验调整的强烈动机和文学史实践的要求,使他对这个问题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体验.在他上世纪90年代对文学“新时期”成果进行反思性评估时,已经对现代历史观念不断开启的“新纪元”,作出了如下断然的表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像许多人一样,存在着期待‘新时代’、‘新纪元’的‘情结’,这不仅是有关社会历史的,而且也是有关文学的.不过,在8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我曾具有的‘新纪元’意识,我已有所怀疑.我觉得,‘新时期文学’所创造的文学情景,其实并不那样令人欢欣鼓舞.而这个时期文学所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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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3;多也是‘历史’上曾有的难题的重现或延伸.只要对我们的‘过去’有所了解,就会明白我们其实无法挣脱历史文化的拘囿、也不可能创造一个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文学‘新时代’.”(24)

这个现代历史“怪圈”的发现和对自身原有研究立场的持续质疑与不断突破,也便赋予洪子诚先生的文学史研究一种新的方向和新的性格.从研究主体的自我意识层面说,那种对历史、对文学、对变化与发展直接评价和发言的冲动受到了自觉的抑制,代之而起的是对评价和发言本身的依据的追问和考察.反思的过程使他清醒意识到,研究者作为知识的一种介质并不是“透明”的,因此,在研究活动中必须设法将自身的历史和构造不加掩饰地呈现出来.这一立场既体现在他的研究过程之中,也体现在他的研究成果的社会接受之中.洪先生对于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体化”、“非主流”文学等概念的审慎的处理,(25)对于他的文学史实践引致的反馈的细致回应,(26)均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而这同时也可视为文学史新的知识性格的某种特点.直至最近,洪先生又认真地将他的“阅读史”直接“暴露”于批评的视角之下.(27)

由于知识立场的上述调整,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认识的侧重点也出现了相应变化.它不再是对文学史景观的恣意评点和直接措置,而是对文学的历史生态、历史产品中所凝结的认识过程、知识构造实践予以分析和揭露.这正是本文开端所提到的文学史切入方式和叙事方式.由此而展开的文学史研究实践,已不再自矜于对文学与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图式的揭示,也不再沉迷于研究主体的审美判断.它是对复杂的历史信息的审慎处理和对历史理解力的严峻考验.尽管洪子诚先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犹豫不决”和“不自信”,(28)如果不是从“自谦”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犹豫不决”和“不自信”或许就是文学史新的知识性格的一部分,它不可以被简约为科学的怀疑精神,而是对知识可能性的一种无限和完美的期待.

洪子诚先生的文学史研究在近十数年来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有的人把它作为“学科”成立的证明,也有的学者把它作为挑战的高度.在我看来,洪先生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启示性的,而不在于提供某种学科的规范.它的反思特质和存疑性格既不构成规范的要件,也很难作为超越的对象.在正常情况下,它是对话的理想对象.除此之外,我更愿意把洪先生的研究工作视为正在疯狂崛起的学科体制之外的一个独立而差异的存在,它不为“学科”的合理性作证明.正如福科所暗示,“学科”一词在西文中区别而又联系的两义(学科,纪律,规训.),应该时刻提醒我们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对于在现代知识实践的历史中,既强烈感受到权力的蛮横也充分体验到与权力携手的快乐的中国知识界,这种警觉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

(1)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44页,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编译出版社,1998年.

(2)(3)《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38页,41页.

(4)Macdonald,S,DifficultHeritage:NegotiatingtheNaziPastinNurembergandBeyond:Routledge,2008,Logan,WandReeves,K(Eds),PlacesofPainandShame:Dealingwith'Difficult'Heritage,Routledge,2008.

(5)参见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第32-4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据我所见,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在现代性反思的背景下处理文学史问题的专著,其中涉及的许多论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6)《批判者和被批判者》,见洪子诚、幺书仪著《两忆集》,第3-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7)《两忆集》,第9页.

(8)据洪先生“附记”,这篇文字是在北大100周年校庆前夕,应校方宣传部门之约而写的.尽管未能如期发表,但其结义仍在于北大的学术性格和思想传统.

(9)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0-36页,三联书店,2006年,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的彼岸》,第255-272页,漓江出版社,2000年.施特劳斯对现代“历史观念”的地分析和尼采对现代“学者”与现代知识性格的剖析,是我立论的凭借.另,“历史主义”这一范畴,是在理解和使用上存在较多分歧的,本文把它作为现代历史观念的一个代称来使用,这大致可以在德国的历史思想脉络上去理解.这一方面的讨论,可参阅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伊戈尔斯《德国的历史观》以及尼采《不合时宜的话题》中的《历史的用途和滥用》、海德格尔《林中路》中的《世界图像的时代》等.

(10)在历史风暴的间歇,我们已目睹了太多的反省和忏悔,但那大多不过是向一个“更新的”时代的投诚.

(11)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213页,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Widdowson,P.(ed.)Re-ReadingEnglish,pp.1-2,Methuen,1982.

(13)Greenblatt,S.andGunn,G.(eds),RedrawingtheBoundaries:TheTranormationofEnglishandAmericanLiteraryStudies,NewYork.The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ofAmerica,1992.

(14)Greenblatt,S.WhatistheHistoryofLiteratureCriticalInquiry,1997,23:pp.460-481.

(15)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46页,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

(16)《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135-155页.

(17)“现在中心的困境”这一说法出自AO洛夫乔依《现在的观点与过去的历史》一文,参见韦勒克《批评的概念》,第13页,中国美术出版社,1999年.洛夫乔依是美国“观念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的观念史研究范式的创立尽管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或许仍能给求索中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带来一些启发,迄今为止,他的两部主要著作《存在巨链》和《观念史论文集》都已汉译出版.

(18)现代知识伦理与历史观念密切相关.时至今日,人们或许可以相信,恰恰是在政治的“不可抗力”不能成为借口的时代,现代知识人格的问题才会暴露得更彻底.在这个意义上,对现代知识论的反思,理所当然地包含伦理命题.

(1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2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见《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09页,注2.

(21)参见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140-1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2)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4页.

(23)见《〈九十年代文学书系〉序》,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

(24)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25)见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当代文学中的”非主流文学》,均收入《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6)洪子诚:《“一体化”论述及其他》,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27)就已经见到的部分而论,“阅读史”可以说是洪先生文学史研究重要构成部分.其中,括人、事、书而共有之“阅读”,把时间与风尚变化中的文学史的知识与经验融为一体.这种学术写作形式无疑具有创发意义.

(28)见洪子诚:《我们为什么犹豫不决》,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一体化”论述及其他》,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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