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融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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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政治和文学的纠结是一个充满争议而又难以规避的问题,似乎这样一种“命运之轴”一直在影响、制约着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沉浮.而长期以来,围绕二者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一种以政治与文学互为否定的结构性冲突为构设逻辑的文学史观的形成.显然,由于其间政治和文学都曾或正被赋予超越对方的话语和道德优势,被想象成维护各自本体精神的抗争性力量,也就缺乏一种包容当代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开放意识,价值评析尺度的二元对立一直妨碍着当代文学获取贯通、融合于政治的整体维度,客观上割裂了当代文学与社会历史结构之间的依存和共生关系,反映出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局限.在此背景上,杨匡汉等先生提出的“共和国文学”,作为一种凸显当代文学‘独特性”和自足性的历史书写,体现出了纾解文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重建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评价、处理方式的历史意识,将有助于辨识文学和政治的本有涵义以及它们在当代境遇中冲突、持守乃至相互穿越的复杂关系,增加我们靠近文学史的可能性.固然在“共和国”这样一个政治化的话语情境中谈论当代文学,布满了二者之间互为异化的歧途,但著述《共和国文学六十年》能在涉及的诸多关系、问题的冲突、碰撞和对话中辨析当代文学与政治的生态关系,建构政治与文学现象、文学体式、文学批评等之间的构成性和互动性,在开放动态格局中考察和提升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学术品格,也就足以证明著述面对当代文学史书写困境和局限探求范式更新可能性的精神和努力.

一、政治与文学的融通：文学史立场的选向

或许,从过去到现在我们都可以从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中轻易得出文学和政治存在结构性冲突的文学史观念,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观念的自然性和不证自明.事实上,虽然我们的文学史书写一直在印证着上述观念,但并不能否认政治和文学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互通与融合.这不仅在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当代文学生存的基本生态关系,更在于政治也是文学的题中之义,文学本身包含着政治性和制度化内容.论著正是从这里开始显现出独特之处,以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视野重新检视当代文学的生态关系,辨识、梳理当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迎合、进入乃至分离、对抗、矛盾的权力关系和话语机制,突出了文学与政治在形式、内容和精神上的融通,进而解决了政治／革命文学史话语对于当代文学的覆盖问题.如此,文学也就不再流于对当代政治文化的被动反映和再现,政治也不再沦为对文学的庸俗性异化,由此消退当代文学史写法的既有局促,确立了洞察当代文学的开阔视野和现实支点.

论著将文学与政治的冲突让渡到二者的融通,显然有着打通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壁垒和隔阂的意图.就当代文学而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本身并不构成文学的反面,相反,作为一种显性制度和隐性文化力量,它是当代文学赖以存在和显现的本质标识,由此赋予了当代文学鲜明的政治文化色彩.基于此,论著开篇就在“当代文学史”命名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文学”性质辨识中确认了当代文学的政治属性,建构出“共和国文学史”命名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而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政治语境为背景和参照,考察“中国大陆文学”“六十年”间各种文学思潮和创作主张由封闭走向开放、单一走向多元的历史衍变过程,追思“文学工作者感应历史时代脉搏”、“传达民族的颂歌与悲歌”的智慧才情,归结其间的正反经验.相关建构涉及、涵盖多个方面,“文学政策”一章视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等为当代文艺政策的指导思想,历史性描述并不耽于相关观念内容的编排介绍,而是注重辨析阶段性的文学政策在具体措施、体制、观念、事件和社会语境等层面与文学创作相互影响的对应性和关系模式.不仅表现出一种“历史之同情”的历史现场意识,而且突出了构建政治与文学融通过程和路径的求变眼光和思路.“文学门类”部分则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视为“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具有象征性的表达方式”,以历史主题性作为共和国文学历史的框架和主线构建当代文学的“意义地图”,诸如“历史与人生的风雨舒卷”、“时代琴弦上的搏动”等颇具当代历史意味的标题传达出当代文学强烈的社会色彩,政治性主题的表现和演变构成了释读当代文学现象的基本线索.或许,从主题角度比较容易介入文学类别的历史色彩,突出文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呈现文学体式在共和国文学语境下所具有的政治意味.而在论著的其他部分中,这种观念也同样引导着共和国文学的向度、文学形象的塑造、少数民族文学及至当代文学实验和批评的创新求变等等的书写,彰显出政治元素在共和国文学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客观性、具体性和普遍性.在当代社会政治文化巨大而喧嚣的“螺旋”中,一切都难免政治色彩的浓厚浸染,这不仅是时代的底色,同样也是文学的底色和原色.而编撰者提升了共和国文学政治色彩的历史品格和学术价值并超脱到史家意识的高度,政治视域由此突破了以往文学观念的封闭和偏执而转为一种开放、融通的文学史视域.这一开放性的获得使其能够穿越庸俗的文学社会学、政治学遮蔽,理性审视和呈现当代文学的政治性存在.如果破除对于政治历史话语的偏见,较之流行于时下的审美、人文主义等文学史话语,此类文学历史观的建设性当更具介入当代文学史的优先性.而面对近年来数量众多的审美或人文主义、现代性等视野下相对单一的文学史书写,论著也相对淡化艺术审美价值等方面的论析,或许还不乏规避重复、开拓学术空间的意义.

而论著彰显当代文学“独特性”、融通性的“共和国文学”历史考察方式也有着多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现实支持.首先,“共和国”应该属于一种彰显当代文学特质的历史范畴.英国剑桥大学一直把我们所谓的现代文学史称作中华民国文学史,也一直把当代文学史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显然,这样一种视域与书写方式,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正本清源性质.而杨匡汉先生本人近年来也频频撰文阐述这一概念,国内也在2009年8月举行了“共和国文学60年”研讨会,拓展了相关观念的影响和认同.其次,在文学现代化这一维度上,当代文学的政治性也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题中要义,文学只有“置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与变革之中加以考察,可能会使文学当代历史的复杂关系有更多的揭示”.尚塔尔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中说：“关于社会主义理想,问题似乎就在于与现代性的规划密切相关的进步这个观念上.在这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一直关注文化问题的后现代讨论已经开始转向政治.”他因此认为,“现代性必须在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界定,因为正是在这里,社会关系才得以形成并被象征性地安置.”由此,从“共和国文学”角度介入当代文学史,也就可以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代性角度,而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学史所缺少的”.再次,共和国文学史的提出也有着面对既有文学史观求变的现实需要.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力量对于文学的发展曾有过不恰当甚至不光彩的挤压和侵夺,使得人们对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内容一直不乏争议和戒心,尤其是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倡导得到践行以后,文学的政治性因素成为相关观念和行为批判、反思的基本参照而被普遍指认为异化文学的反面力量,而近年来文学史编撰中出现的“去政治化”喧嚣则又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推向了一个极端.诸如审美话语形态的文学史编撰标举的纯文学神话一直存在着将文学与政治的对峙与对立倾向；而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等话语中的文学史建构依托西方的思想资源,虽然存在着理论、历史时空错位和纠葛的“诠释的界限”问题,但并不妨碍人性解放、生命情怀等诉求中近乎本能的与政治抗争.不难看出,此类基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结构性冲突的文学史观,构建了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整体性构设逻辑和权力关系.此间的互为否定由于持守于各自空间而现出的封闭性割裂,导致“文学和政治的涵义究竟是什么”、“文学能在多大程度被剥离出政治”、“文学自身是否在本质上与政治相通而不可分离”等诸如此类问题并没有得到历史化地有效梳理和审视,阻碍了释读当代文学史意义的权限与空间.在此意义上,论著对于文学史立场的选择和构建突破了以往文学史观或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或排斥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恢弘的研究视野提供了一种颇具历史感和学术价值的撰述方式.

二、分期、专题与整合：文学史叙述体例的变革

一般而言,文学史叙述往往无法回避一种整体性的建构,即它不能不关注其所叙述文学史的整体性与目的论的历史总体性,以便于理解、整合其中诸多文学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只要建立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就不可避免需要这样的整体性.”1980年代以来,随着“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观念影响的扩大,整体性文学观念逐渐成为当代文学史编撰的普遍理论背景.然而就目前文学史编撰体例来看,大多数文学史叙述虽然强调整体性,但由于普遍采取以时间为叙述单位的历史编年体式,就存在着“文学史分期上的禁锢”对于整体性视野的消解,当代文学十七年、、新时期等时段的人为分割事实上一直存在着割裂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倾向,蕴含着背离整体观的内在矛盾,而且基本采取各部分之间相对独立且缺乏整合的“时代背景,――文艺运动――作家生平――作品价值”模式,加之注重个案化的作家作品叙述也都在强化着这种体例上的非整体性印象.固然这种断裂性的分期已为学术界所普遍采用,也有着历史非连续性和碎片化等理论支持,但这仍不能说明这一做法具备体现文学史研究整体性、连续性等应然属性的合理性.正如有的论者所主张的,“什么是文学史研究的应然之路呢回到文学史时间的连续性,打破目前的分期禁锢,将中国文学史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整体来研究,这就是我们的选择.”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传统中做到这一点无疑艰难而漫长,但在相对短的断代文学中践行这一点则无疑是可能的.《六十年》显然回应了这一诉求,在当代文学整体性和连续性特征的尊重和包容中,形成了自身体例、叙述方式上的变革性.论著有意淡化“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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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一般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简单化和模式化理解,专题性研究将一般的文学思潮流派、题材文体、文学批评扩展到文学制度、文学生产、接受等整个领域与过程,深入到文学与政治关系场的内部结构与逻辑层面,对各个专题涉及的具体文学现象做相对全面和客观的过程性梳理与辨析,不仅呈现出政治、文学和社会文化交互影响作用,强化了共和国文学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而且有助于文学史空间的立体与丰满,形成自身体例的构成性和自足性.如果说论著的“共和国文学”命名部分是一种概念的清理,突出了“共和国文学”发生与政治密切关联的文学生态性,确立了重新审视当代文学政治形态的话语人口,那么“文学政策”部分则是从当代文学的主流思想体系中辨识发生的观念基础.此类概念清理和思想检视视“六十年”政治文学思想为一种断代历史产物,“通观”的整体性视野有助于凸显具体历史史料、文献、事件的历史脉络,将传统教科书性质的文学知识介绍和说明整合、条理化为历史的专题性叙述,呈现文学史的深层逻辑秩序乃至思想性、哲学性品格,显然要比一般分期视野中相对分散的分析介绍要系统、深刻得多.而在文类、文学向度、人物形象等诗学层面的具体论述部分,“六十年”断代中的“强观”视野仍然是一种基本叙述姿态,相关文体、文学现象在一个较长时段中被置于不同层面上加以综合考量,虽说各层面一般都有着相对独立的领域性空间,但编撰者充分注意到了内容和体例切分与沟通的互文性关联,赋予共和国文学强烈的立体感、包容性和整体特征.也许共和国文学史发生、衍变的过程与结果本身就是一个从具体到整体的连续性和关联性过程,在一个长时段中进行分层类相对集中的文学专题性叙述和辨析,为从不同层面、角度归理、呈现共和国文学历史面貌、规律提供了多样的途径和可能.凡此部分在社会、文学、政治和作家主体等共生场域中对各种当代文体以及其他文学形态与元素的现实发生和发展的分析、考察有着文化诗学的方法论特征,呈现了一种多维度”合力”作用下的文学史效果.文学形态的释义深入到社会、历史与文化、文学的深处,拓展了文体、文义的开放度、深广度,相关写法无疑溢出了形式诗学的边界.固然我们可以从文体的自足性上对此提出质疑,但文化诗学研究的开阔周全无疑将大大延展文体形态的历史文化张力,比起专对文体做体裁、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和价值等方面分析更具挑战和难度.而从小说到话剧、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直至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实验等文学形态也基本涵盖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和格局.至于论著所包含的‘文学批评’部分,则为一般文学史很少专章涉及.然而作为当代文学史历程的重要产物,如果要从整体上审视当代文学,恐怕又难以回避.这里反映出一个文学史观的问题,即文学理论应不应该成为文学史书写的有机部分.事实上,文学批评独特的反思性、超越性和理论深度性对于认识文学史的价值意义以及文学史体系的重写、构建与完善具有本质意义.乔纳森卡勒说过：“理论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鉴此,论著对于共和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审视,不仅展现出当代文学批评独特的历史轨迹和思维流变,而且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新的课题”作出了科学的归结和预测.可以说,“在重新审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的大背景下”,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叙述最终又在一种理论高度上强化了对于当代文学“文学与政治紧张关系的有效阐释”,在整体上带动了共和国文学史观的深化和发展.论著显然倾向于在“六十年”断代中挖掘、发现当代文学史的自发性和原生性,检视共和国文学相对独立的文学生态和价值意义,而非一般意义上视当代文学为现代文学传统承续或断裂的后发性.如此,政治和文学关系“纠结”中构建的“当代性”不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史断代,同时也成为共和国文学六十年独特的本质和价值所指,“文学的‘当代性’因之对当代文学的精神现象进行理性归纳的知识命题.”或许,编撰者不愿介入已然被谈得太多的话题而更希望为相对自足的六十年共和国文学预留更多空间,破除人云亦云的自语.而这样做,也有利于规避文学传统与断裂等论题的纠缠和麻烦而保证了论著体例相对统一和清晰的视野与叙述空间.

三、史论关系、历史本体与文化想象：文学史意义的穿越

很大程度上,文学史是一种释义活动,总是要提供“文学对于世界人生的丰富意义的世界――意义的地图.”因此.一部文学史也就必然需要进入到社会、历史与文化、文学的深处对一定时期的文学符号体系进行结构化、意义化的编码与解码,以使文学史的能指指向其所欲指,形成对历史的有所发现与洞察,文学“意义地图”的有所拓展和深人.就当代文学史而言,主流话语中一直存在着二种不同的释义向度.一种是注重文学史的社会意义,突出文学对于现实的反映功能和外在社会历史价值.以此衡量文学史,文学必然和社会历史密切关联.另一种观念强调文学是一种人学.以为“人的发现”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动力,突出文学的人文、人道关怀品性.以此观照,研究者必然要追溯历史和文本,去发现那些被压抑、遮蔽和尘封的文学人性、审美因素和独特艺术价值,由此文学史往往成为一种种折射着情感、体验、记忆等人性各面的符号和意义体系.而由于释义取向的差异,二者一直处于对立的境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文学是很回避“人”的.‘革命’、‘阶级’、‘斗争’,不但一点点遮蔽了文学的‘人学’原理,甚而同人、人性、人情渐渐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固然随着近年来现代性等观念的流行,打通上述阐释话语的隔阂开始成为我们释读文学史的一种思路,然而我们似乎并不愿意于此着力,一般的文学史仍然习惯于在既有话语系统内追求相对独立的意义可能性.当然,本文并无意夸大《六十年》在融通性叙述方面的努力,但显然,《六十年》对于这一思路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自觉的坚持,开放性视野赋予了文学意义版图多样的精神资源,拓展了意义的深广度.首先,这一视野赋予文学史世界独特的心灵史、文化史色彩.长期以来,当代文学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历史逻辑,也体现了文学史的某种真实,然而单一的政治尺度显然限制了文学史对于历史哲学逻辑和审美情怀的发现和构建,使得过去的当代文学史一度成为革命史体系的翻版.由此,政治性的文学史要想突破意识形态的遮蔽,必须重建历史哲学逻辑.《六十年》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学理性、人类性尺度,显然意欲有所突破.在革命文学史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加人民族观、人性观与人类观,对既有文学史观、当代文学现象和形态的重新理解和组合,对文学史时代精神、民众心路历程的诗情投诸使其沟通了广义的当代和当代文学所包含的文学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展现了当代文学应和时代政治脉动的民族、国家想象和个体人生的浮沉波动、悲欢离合、精神上的痛苦与蜕变、顺应与游离,深入到文学世界的体验和精神结构.由此,“当代性”的共和国文学在时代的流岚中,成为‘来自社会底层和心灵深处”的一种‘精神、状态、性征”,“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一种最大限度地维系优秀传统有不断开拓新的空间、体现个体创造性的行为”.而论著最终也就区别于一般政治文学史、社会文学史、审美文学史,成为一部“社会生活投影于心灵的历史”,是“表达中国人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叙述话语,自觉地承担把本国文化精神的硕果奉献于世界的责任,然后应企及人类普遍关怀的命题的真知灼见.”

其次,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和现实感,构成了论著面向社会、当下的开放意识.一般而言,文学史的书写往往容易陷入历史化空间圈围的思维定域,为追求历史品格而刻意与较近距离的现实保持一定疏离而忽视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历史考察.此类历史话语的封闭性和垄断性很容易造成文学史历史品格与现实的隔膜.事实上,就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文学史而言,往往还存在着学术、学科或者个性化等话语空间的“自我统一性樊笼”而都或多或少带有这种空间和意义方面的隔断和滞后.然而作为“当代性“的产物,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如果疏离于现实、当下而自足于自身空间的封闭是否也就意味着对于自身的背离,而面对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们似乎也已熟视无睹！论著破除了类似局限,浓郁的现实介入意识不仅贯穿于1950――1990年代的文学现象的叙述,使得相关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与社会文化现实构成了呼应性的同质异构、密切关联的生态关系,而且能够积极介入当下现实,在相关专题叙述中涉及了近年的非典文学、时下的网络文学与网络写作、2009年汶川文学直至当下纷繁的文学评奖、难免平庸媚俗侵袭下的市场化文学批评等等.而延续60余年的共和国文学一直存在着主流和边缘、政治与审美、理想主义与消费主义等思潮的移形换位,论著还渗透着对于此间历史得失的理性评价以及洞察当下文学发展窘境后的忧虑,等等.一定意义上,虽有着自身话语的自足性,但外向型的社会历史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仍然构成《六十年》显在的特征.

再次,当代文学意义和精神的原发性与自足性的追求.按理而言,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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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史论互动”思路较好地达成了上述意义,在史论关系、主体历史阐释和客观历史实相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客观冷静而又不乏个人见解、主体情怀渗透的学理化“史思”的叙述方式显示出了特色的另一所在.或是论从史出、以史显论的文学史求真,或是紧贴时代主流思潮嬗变纵横开阖的思想观念抽绎,或是史实叙述寓含灼见锋芒的学理点化,或是梳理、辨识文学历史轨迹的文学巡礼,或是将历史反思与错综文学现象剖析相融合的历史哲学升华,或是把主体感悟与文类、主题形象化解读的有机结合,或是晓畅、适度且带美文笔墨的笔调文风,等等,共同构成了个性化的文学史话语.对于重要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等进行的系统梳理和专题分析,不仅显露出历史的真实、文学史脉搏的跳动,同时也有着文学情怀、历史哲思灌注下“论”的深度.一定意义上,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史论互动反映出论著想象和叙述当代文学史意义的独特途径,昭示出当代文学建构自身阐释体系的一条应有之路.文学史叙述首先是史实的历史,然而才是思想的历史.历史叙述必然要经由由史到论的事实历史化、逻辑化和哲学化转化、提升过程,而史论结合、互动的核心问题也就在于重新确立和选择史实和思想,清除历史的枝权和伪虚内容,从史源层面超脱到历史哲学层面,高度发掘和阐释其价值意义.如果说“史”的事实属于历史本体,那么“论”的文化想象则通向了文学史本体思考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历史的重建就是一种主体在史实和想象之间辨证互动的结果,文学史意义空间的建构也主要取决于对历史与价值评价、分析之间位移关系的把握.不妨说,“文学史写作也是一种历史想象的方式,是文学、社会、时代、读者期待、文学生产等诸多因素斡旋的结果.”由此,史论互动构成了《六十年》与当代人生和生活的一种对话关系,穿越了时代性意识形态精神的遮蔽而进入到社会文化史、心灵史层面,最终建构了一种“政治――文学――时代生活――文化趋势”的历史话语形式,呈现出当代文学独特的生成路径和意义空间.

当然,作为一部整体性视野下的集体编撰成果,论著也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当代性”和其间旧体文学创作等之间的关系,就没有进入论著的视野；海外的同期汉语写作也由于论著的“中国大陆文学”视域设定而被排斥在体例之外；集体编撰的统一性和个人风格的个性化之间本然的矛盾也存在着调和的难以到位,另外,部分章节对于融通性的政治文学观念贯彻不够,存在前后脱节和不一致的局限.或许,整体性永远是相对的,任何一种文学史都不可能走向完美,它只能在自有体系内力所能及地实现自身意图.而《六十年》对于文学与政治之间文学生态关系的重新考察,显然倾向于一种学术立场而非启蒙立场.很大程度上,当代文学史就是一种关于政治人生的文学想象和言说方式,疏离抑或亲近社会的片面不应主导历史书写的立场和取向,而是一起致力于当代文学整体空间的构建.

注释：

(1)扬匡汉主编：《共和国文学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国家和中国作家协会所列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家重点图书”和重点作品扶助项目.

(2)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0页.

(3)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史教述》.《文艺争鸣),2007年第11期,683页.

(4)何锡章：《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南京大学学报》,2005@第6期,85页.

(5)[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6页.

(6)刘祥安《意义的地图――文学史、小说史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118页.

(7)郭铁成：《简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214页.

(8)季进:《多元文学史的书写――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之一》,《文学评论》,2009年6期,190页.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