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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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乡土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创作,虽创作活跃、成果繁复,但也存在着很大问题,集中在一点,即：已有的写作范式,受社会的、历史的、自身的种种制约,存在着毋庸置疑的书写缺陷,文学对现实的反映严重失真,降低了乡土创作的文学品质.

(一)　几种主要的写作模式

通过对乡土文学创作进行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梳理,可以归纳出五种模式：

思想启蒙模式、阶级斗争模式、政策图解模式、田园牧歌模式和文人情趣模式.

(二)　写作模式的局限及负面影响

思想启蒙模式,是由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鲁迅之于乡土,采取的是理性审视、历史批判的态度,通过对国民性的揭示和把握,以“立人”为旨归,找出摆脱“自蒙”和“他蒙”的路径,从而完成在民族自强、人格自立意义上的文化关怀和历史使命.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正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尚缺乏更科学、更理性的认识一样,鲁迅乡土文学的伟大传统,被当代创作整体地漠视了,在传承的链条上,出现了脱节,应该引起当代乡土文学创作界的警醒和反思.

阶级斗争模式,是以浩然为代表的一种偏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创作模式.这种模式,一时期,独领,占据主流.虽然在今天已经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但它的思维逻辑,还有拂之不去的深刻影响――农村的物事,还是非对即错；乡土上的人性,还是非善即恶.两极对立,“斗争”依存.

政策图解模式,从丁玲、周立波、柳青到现在的歌颂土地承包和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作品,一路走来,从未间断.“书记员”意识、“史诗”意识,好像是中国乡土文学作家的一个“共有情结”.这就决定了,作家在规定动作中取舍,以政治正确,建立叙事优势,以其“顺生”,以其“轰动”.这时的创作,被“意图伦理”所主宰,而生活本身倒退居其次.乡土成了可以被任意揉捏、奴役的对象.

田园牧歌模式,其代表人物是刘绍棠.在他的笔下,乡土是一块净土,甚至是一块圣土,到处是鸟语花香、诤情画意.对乡土的痴情,使其本能地粉饰和美化,甚至有意识地掩盖矛盾、遮蔽丑陋.受其影响,全国的许多农村题材的作家,特别是北京的区县作者,至今还沿袭着他的写作套路.其写作,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观念偏旧,眼界偏低,行之不远,这就是北京乡土作家一直拿不出大作品,不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所在.

文人情趣模式,多存在于像贾平凹这样的有着很强的主观意识的“一线”作家之中.他们虽然以乡土作为写作素材,但是,他们长期远离农村生活的现场,躲在书斋里,发挥其超常的主观想象,抒发与实际隔膜的文人趣味,制造了一大批“伪民风”、“伪民俗”、“伪民瘼”.贾平凹的《秦腔》和《古炉》是贾氏个人趣味的集大成者.在作品里,他钟情于怪僻、荒诞和变态的农村物事,以丑为美,怪力乱神,津津乐道,暴露出文人本身的酸腐和迂阔.不幸的是,评论家,包括许多有影响的评论家,也都是书斋居士,他们根本不知当下农村的实况,只是从文本到文本,以趣味嫁接趣味,并且以少有的匍匐姿态,在其身后追捧,掀起造神运动,把“小调”打造成“黄钟大吕”,还美其名曰“贡献了独特的中国经验”,这不仅蛊惑了文坛,蛊惑了社会.也蛊惑了万千读者,其危害,自在不言之中.

二、提升中国乡土文学品质的几点对策建议

乡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如果必须给它―个文学上的意象,那么,这个词就是“黑夜”.黑夜神秘而广阔,它一片空茫,无边无际,有无限的可能性.它既可藏匿什么,也可呈现什么,绝不像阳光下的物事,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因此,温柔与坚硬,明亮与暖昧,恩情与仇怨,贞淑与,大度与褊狭,忠诚与反目,高贵与卑下,微笑与血泪等是相伴而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不此不彼、既此既彼关系.

王国维的所谓“悲剧”说,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参照.王国维认为,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悲剧的形成有三种样相：第一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固有故也.

事实上,土地上悲剧的形成也是如此.一切的悲情与怨事,都非由“蛇蝎之人”所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乡土中的每―个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他们只是本分地扮演着生活“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每个人都有为何如此行事、如此处世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社会确立的人情与伦理――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发展,无可无不可,无是也无非,既无善恶之对立,也无因果之轮回；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状况下的“无罪之罪”,这些“通常之人情”,毫无预谋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

换言之,在土地之上,每束阳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生活的真相,使世俗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纲常常常处在无法指认、无法评判的地位.乡土上没有极端对立的存在,往往是善恶并存、美丑互容、悲欣交集.一句话,乡土是个极其复杂的存在,决不能主观化、简单化.

(二)　建立既接续本土的优秀传统又与世界乡土文学接轨的创作坐标

一是要重新认识鲁迅乡土文学的优秀品质,自觉地接续这一伟大的文学传统,让理性审视、人文关怀回归并照耀我们的写作,使我们的乡土文学作品,有历史的眼光,人性的温度.

二是要有开放意识,建立与世界乡土文学接轨的创作体系,提升与世界经典乡土作品对话的能力.诺里斯的小麦三部曲,怀特的《人树》、胡安•,鲁尔福德《佩德罗•,巴洛莫》《平原烈火》和保加利亚埃琳•,彼林的土地故事等经典乡土作品,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从人与土地的关系这一根本性主题人手,揭示出土地开发与人性发育,是个相辅相成、共同成长的过程,土地上的一切,都是在这一前提下生成和展开的.也就是说乡土生活,是土地道德和人类伦理互相作用的结果.因而,人类既不能匍匐于乡土,又不能凌驾于大地万物之上.应该平等相待,在人的生命本质与文化本源等根本性问题上努力叩问与追索,星现真相,提供经验,以益于世道人心.

(三)　呼唤以人道主义的立场,进入土地内部的真实书写

基于以上两点认识.中国的乡土文学创作,应该避免观念先行、概念图解,更要摒弃书斋里的主观想象和凭空臆造,应该立足于土地上的阳光雨露和“原生态”的乡土情感,老老实实地抒写从大地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令人类感同身受的乡土经验,也就是说,要进入土地内部,对乡土世界进行本真的、全息式的描绘,揭示出乡土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或者说,要按照土地的“逻辑”写作,而不是自以为是地主观评判,把自己的理由强加给生活,因而努力挖掘、探求和呈现土地上的种种“理由”.

这样的写作姿态,看起来好像偏于“原始”、偏于质朴,但是,它恰恰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超越世俗的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而直逼经验的内部、人性的深度的“黑夜”一般的文本,因而在“共同的作用”下,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建立一种道德之上的“道德”、伦理之上的“伦理”,即土地道德,或大地伦理.这就与“天理”、“良知”接近了,使我们的乡土经验真实而准确,既不欺天地,也不欺人心,就从根上提升了创作的文学品质.

这种写作,其核心点有二：一是人道主义的写作立场,二是悲悯万物的人文情怀.

大地花开,万物复生,文学在场,这才是真好

(作者单位：北京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