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扭结”中的十七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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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的当代文学遭遇长时期的冷落,“”后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把十七年文学也看成是受路线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产物,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１９９９年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人们才恍然大悟,就是对十七年文学,也是可以用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加以阐述.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人试图给十七年的文学翻案,也想依靠某种巨大的背景故作惊人之论,那些说法不过是老调重弹,加之依然狂热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能令人信服.只有洪子诚先生的研究,带有文学史的笔法,冷静老道,不露声色,切中要害,赢得学界好评.洪子诚先生也想不到他默默的研究给十七年文学重新确立了研究价值.近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不知不觉就成为热点,成为硕士博士论文反复挖掘的一片土地.最近,董之林的新著《旧梦新知》出版,就可以看成是最近几年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重头成果.尽管这部著作还限于小说方面,但十七年文学经过的那段历史,那些场景和人物,那些文本和事件,都充分而清晰地呈现出来.那是一段旧梦,但旧梦重温却可启迪新知.

我与董之林算是十多年的老同事,对她知道得不多也不少.“不多”,在于董之林一直是一个低调本分的人,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地做自己事；“不少”,在于她的文章我读过不少,且都印象深刻,她是一个是认真严谨的人,总是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令人信服.《旧梦新知》融汇了她多年研究心血,可想而知其学术分量.

《旧梦新知》总体上还是依照编年史的结构,从时间顺序来呈现出十七年小说发展的脉络.与过去的文学史著作显著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这部书在写法上的特征在于：它试图通过对文学作品产生和传播的“扭结”进行叙述,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复杂的历史情境.用作者的话来说“扭结”就是“ｃｏｈｅｒｅｎｔ”、环环相扣的历史叙述中的一个环节,即历史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有时体现在政治时局和社会环境的方面,有时体现为社会阶层和接受心理的变化,有时体现为和传统文化如雪泥鸿爪、若隐若现的联系上”①.过去的文学史著作主要是叙述文学作品本身,对时代背景交待与作品本身的直接关联性并不强.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则是关注文学作品创作出来的直接政治前提,作品本身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反映的现实生活,以及作品发表后引起的政治反应.十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意识形态异常活跃的时期,文学写作完全为意识形态所支配,文学活动也就是政治活动,那些关联的“扭结”基本上都是被政治决定的“死结”.当然,董之林并不想带着很强的主观意向去表达对这些“死结”的批判,她倾注笔力要去浮现的是当时的更为客观的历史情境.

《旧梦新知》所叙述的“当代文学史”概念还是从１９４９年开始,并且把的《讲话》确定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指导纲领,也就是把《讲话》看成是当代文学的起点.这就使作者在给定当代小说的最初形态时,要追溯到前此的左翼文学思潮.这一点,作者采取的策略是以《讲话》为线索引出中国当代小说的前提,那就是左翼文学已经奠定的基础.可以看出“中国当代小说”这一概念与“中国现代小说”这一概念难以严格区别,几乎没有多少更明确的标志.董之林显然注意到这一难题,她在历史的流变关系中,使“当代小说”的概念与“现代小说”连接在一起,以《讲话》为标志,是对现代左翼文学的概括和廓清,也是对随后的革命文学的指引.看得出,董之林的文学史观念是相当清晰的,她对已经形成的当代／十七年与现代的文学史分野,保留有谨慎的态度.

对于十七年小说的“早期形态”,董之林认为,在建国初期,“小说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方面,体现了素朴、平实而不尚奢华的文风”②.这种素朴平实与建国初期的作家对新中国诞生怀有的认同态度相关,作家们由衷地通过描写不同的生活侧面来表现“新的历史进程,讴歌新的时代,新的社会风貌,勾勒新人素质及其思想道德风貌.”因此其表现手法有多样性：既有传统的白描,也有受西方小说影响的心理剖析,有英雄乐章,也有表现复杂人生的低吟浅唱.董之林的概括无疑相当全面,作为一部偏向于“史”的著作,对十七年小说的早期形态的分析是出色的.尽管作者对十七年的小说在总的倾向上是持肯定的态度,以正面的历史叙述方式去理解十七年小说所表达的文学意义,但作者在对历史“扭结”的客观叙述中,也就呈现出那个时期政治对文学全面支配的状况.例如,１９５０年,《人民文学》发表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紧接着１９５１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的文章,对作品存在的“不健康倾向”提出批评,随后《文艺报》发表署名李定中的读者来信（实际作者就是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则提出更严厉的批评,这篇文章的题目已经有些耸人听闻：“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该文认为,“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现在看来杀气腾腾而荒唐无稽的批判,在当时都是家常便饭.萧也牧后来在“”中被赶到五七干校劳动,死于乱坟岗,据说至今也未找到真正的坟墓.

这些作者曾都满怀着热情歌颂新社会,努力去写出新时代人民的精神面貌.但总是遭到无情的批判,革命式的大批判成为那个时期的文学批评的主要活动方式.在那样的年代,文学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革命思想武装的知识分子,对文学寄予着无限革命的愿望,这些愿望被无止境地放大,被推到极端化的地步,文学就这样成为纯粹的意识形态.然而,写作本身总是把作品作为文学来写作,总是要保持最低限度的文学性.革命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反文学的,革命与文学本来就不相容,是革命俘获了文学,是革命以文学的名义来建构革命文学的实验.革命文学是实验文学,不幸的是,它是在革命的场域中进行这项实验,而不是在文学场域中实验,这就是“革命文学”的不可能的命运.

对胡风的评述也可以看出董之林的独到与深刻之处.关于胡风的研究这些年可以说汗牛充栋,但关于胡风的叙事类作品的研究还不多见.胡风解放后的叙事类作品数量有限,却反映出他依然抱有的文学观念.在董之林看来,那是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在创作上的投下的印记.董之林看到,胡风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依然坚持了五四启蒙时期建立的文学观念,他不能把革命文学完全归属于革命的政治,而是要固执己见地强调文学的意义.革命文学依然要具有文学性,甚至,文学性被放在平等的位置.这就是胡风的悲剧.胡风本人早在１９４４年就说过：有二种理论“等于不要文艺”,其一是要求“创作从一种思想出发,尽可能地离开现实的人生”；其二则要求“作家写光明,写正面的人物,黑暗或否定环境下面的人物不能写,至多也只能写一点点作为点缀”.在胡风看来,这二种理论都是要“掐死文艺”.胡风认为,中国的启蒙不彻底,受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方面的曲解,“所以这场启蒙不光在中国内地生根,中国还需要新的启蒙,继承‘五四’传统要注入新的内容.”③建国后,胡风迅速遭遇冷落和打击,虽然他也写了热情赞颂光明的《时间开始了》,但他的骨子里还没有放弃他的文学观念,依然信奉着他的“新的启蒙”理念,要继承五四的传统并注入新的内容.胡风的悲剧在于,他不能把革命文学中的文学性抹去,他要顽强地把革命和文学统一在一起.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又要用理论话语理性地表达出来,这就使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后来的三十万言书成为反革命文艺的纲领.事实上,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并不可能在“革命文艺”的场域中被消除干净.但胡风作为现代左翼最杰出的理论家,他要说出真相.董之林对胡风的叙事类作品（或称“特写”）的分析阐释,就揭示出胡风的作品在这样的革命年代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董之林写道：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当代小说与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艺术精神的一个扭结；而且当年左翼与当代小说创作的关联,不只是延安时期文学的一种表现或承接方式.在‘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主导下,创作包含了不同的实践内涵.”④在对胡风１９５０年底写的《坚韧的郭俊卿》等特写作品的分析中,董之林评价说,“这些作品寓深刻于纯真,于质朴中见高洁,作品在传统的审美观念里寄予了对现代人性的理解和把握.特别是胡风把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的人文精神,引入到他作品对人物心理的揭示和阐发中,使作品体现了一种既不同于五四时期小说,又不同于解放区文学的独特的审美风格.”⑤董之林对胡风的作品的评价难免有偏爱,胡风那些作品意识形态的色彩也相当浓厚,但相对而言,胡风还是努力赋予他的作品更多的文学性特质.董之林的分析表明,胡风的经历和他的写作汇集了历史的多重关系,这个历史扭结包含了五四的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在革命文学中不能被清除的那种韧性；以及文学写作在十七年所经受的政治磨炼.

“百花时代”的小说是本书论述的重点,被分成上下二章来讨论.其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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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纵观全书,对于在“历史扭结”中建构的新中国的新文学,董之林的态度是双重的.她对那些革命的大批判持怀疑批判态度,因为在客观的叙述上,这些批判的非文学性就昭然若揭,它是政治向文学挥动的武器.作者只要叙述出这些语境就足以让人们看清革命文学在其历史建构中的是非.但作者对那些革命文学作品却是抱着极大的同情和理解,甚至是经常是赞赏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学作品本身还保留有一定的文学性,它们遭到政治权力残酷批判,作者们则遭受杀身之祸.这使董之林的同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学作品不管如何,它留给历史以正面的积极的产品,也就是说,它们总是可以在最低限度上,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来看待,它们的所存在可以自我肯定.而那些批判,只能以否定性的意义来理解,它们的存在价值除了自我否定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它们展现了自我否定存在的历史价值.

当然,对于文学作品的肯定,作者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保持了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主流立场和态度.在对作品的评价上,作者不去触动主流文学史给定的意义.作者对十七年的小说所具有的文学意义的认同还是相当正统的,作者的立场观点延续了新时期的主流文学史叙事,其标准底线放得很低,那就是的《纪要》.对《纪要》的批驳,这是新时期文学史叙述的主导叙事方法,新时期“拨乱反正”,就是对及“”为代表的路线给予驳斥,这属于主流意识形态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把《纪要》作为一个批驳的对象的文学史叙事,构成了迄今为止的大学的文学史教科书的主导立场,这是建构一个宏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必要前提.通过确立一个更加左倾,或者说的文艺路线,可以建构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史,这一文学史曾经受到压制、歪曲和毁坏,后的新时期,也就是恢复这一历史“本来面目”（拨乱反正）的时期,后的“新时期”被叙述成是现实主义的恢复时期,这就需要把十七年的文学史描述成是坚持现实主义的时期.

然而,十七年的文学史被“还原”历史真身并不那么简单,８０年代文学界首要的困扰就是摆脱文学与政治的强制性关系,文学界热衷于谈论的话题是回到文学本身,对意识形态怀着明显的厌倦.因此,十七年的文学史,不只是那些大批判,就是那些作品也被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而遭到拒绝.很长时间没有人对十七年的文学作品给予关注.但是,十七年文学在９０年代后期开始重新引起兴趣,我在前面说过,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起到作用,但更深广的背景则是大学的学术生产.９０年代中国大学教育超速发展,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增.这使大学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生产重新发掘十七年的文学.大学的学术生产要获得学术性和经典性,当下的文学无法获得历史感,没有历史距离则无法被经典化.十七年文学就这样成为当代文学史学科的经典化的资源.很显然,经典化的工作并不能仅仅依靠否定性的叙述来建立,中性化的历史描述随着“新左派”思潮的流行,那些被“”路线困扰的十七年文学,也获得了解放.人们也可以在肯定性的意义上来谈论十七年的文学,或者说在理解和同情的意义上来建构十七年的文学史.这种建构当然不是在新时期之初的“拨乱反正”或恢复现实主义的纲领底下进行的,而是在新的重新理解中国革命的现代性意义的论述中来展开的.革命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可以在新左派的立场来表达,也可是在广义的“后学”的理论视域中来论述.

但是,在董之林这里,她对十七年的文学作品所持有的偏向于肯定的态度,并没有一个明确被叙述的新左派的立场或是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就这一点而言,董之林对十七年的文学作品的肯定性阐释所依据的理论参照系不是太清楚.我想董之林是有意回避了她的理论参照框架.就我对她的知识背景的了解而言,不管是以“新左派”的立场还是对广义的“后学”知识谱系,她都有很全面的了解.她回避交待她的理论可能是出于论述上的简练明快的考虑,同时可避免对后学反感的人群的指责.尽管这多少会使她的论述的新意有所减弱,看上去其论述似乎是在认同现实主义美学规范的前提下自然产生的价值取向,但董之林对具体作品的阐释总是有个人独到之处,她努力去看出在政治压力底下的文学叙事依然包含的文学性意义.在论述到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时,作者并没有把小说中那些“最使人不能忘怀的角色”看成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也不会人为拔高小说对政治形势的有不同凡响的见解.而是看到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周立波要描摹的是一幅与旧时代截然不同、清丽爽新的社会生活图景.“具体说来,作品以共青团干部邓秀梅为代表的一批乡村新人、社会新人为核心,通过描写她们的言行举止,揭示生活中一种崭新的精神氛围.”⑥董之林对这些作品肯定性评价确立在它们对主导意识形态逃脱的意义上,这种视角具有历史辩证法的特点,这些观点也经得起推敲.

当然,作为一部写史的著作,其理论性融合到具体的历史描述和作品分析中去是可取的方法,但有些理论问题,似乎还可以深入探究.例如,在十七年小说初起阶段,小说叙事所采取的素朴简洁的叙述方法,董之林的解释在于那时的作者所怀有的感情比较质朴,对新中国怀有真诚的认同.同时董之林还引述了孙犁的观点,即在革命年代培养起来的写作习惯,因为纸张和笔墨的困难贵重,只能惜墨如金,以简洁的方式来写作.但叙述方法与意识形态有关,简洁素朴的叙述方式,这不只是革命文学在其初起阶段所强调的表现手法,这是革命文学始终要确认的艺术规范.素朴简洁,以最接近生活的那种白描手法,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与生活达成一致,让人们想起,革命文学以现实主义的反映论来获得存在客观性的优势,以生活第一义,来源于生活又与生活相近的那种品性反过来确认生活,给定生活和历史客观性的意义.这种朴素的简洁性的语言,是典型的历史化的语言,它最适用于还原历史和建构历史.它使语言具有透明性,使历史变成活生生的在场.正如雅可布森所说的那样,一个习语与其说按照它允许去说的来定义,不如说是按它迫使人说的来定义.罗朗巴特则更鲜明地指出：语言是一种立法,语言结构则是一种法规.罗朗巴特坚持认为,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就是权势寄寓于其中的结果.一切自命为“现实主义”的话语,那些自认为描述性的成分的东西,实际上仅只是该特定言语行为的独断性的表现⑦.罗朗巴特把现实主义话语看成是典型的历史话语,而历史话语则包含着意识形态.历史话语并不顺依现实,它只是赋予现实以意义；它随时断言：“该事发生了”,但所传达的意义只不过是：某人作了这一断言而已.很显然,对十七年小说的论述,还是有必要对其叙述方法,对其语言特征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特性进行分析.把握住这种素朴简洁的语言及叙述方式在革命历史建构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它的特别的历史意义,这就可以更深入地阐释革命文学自我建构的历史本质.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革命对文学所附加的那么重大的责任.文学本身变成革命,它是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革命的梦想,希望和全部再生的真身――也许这才能理解、哀悼和赦免革命文学充满那么多的血与火的悲剧.这样的历史不再令人沮丧,毋宁说更让人体验到悲壮.

注释：

①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０３页.

②同上书,第３９页.

③转引自董之林《旧梦新知》,第４７页.原文出处引自萧克、李锐、龚育之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编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９月版,第３７、第３８页.

④⑤⑥《旧梦新知》,第４９页,第５３页,第１７８页.

⑦[法]罗朗巴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４页、第６０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