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诗歌的“非个人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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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原则,艾略特在他的重要诗学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作了详尽论述,其要义在于:“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1)也就是说,诗人在写作过程中应该只把自己当做“一种特殊的媒介”并努力“消灭”其个性,应该“把此刻的他自己不断交给某件更有价值的东西”,从而使得“一首诗所要表达的东西应是‘只有在这首诗中才有生命的感情’,而不是诗人自己的感情或意见”(2).在历代现代主义诗人看来,秉持“非个人化”原则的诗歌,是真正接近了诗歌本质的诗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原则,曾被卞之琳、九叶诗人等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实践过.进入当代以来,尽管在1990年代以前,群众化、运动化、政治化、主导意识形态化一直是诗歌写作的原则规范,但这种集体化的诗歌运作方式并不是艾略特意义上的真正“非个人化”写作,而只是一种虚假的“非个人化”――宏大叙事、以群体阅读期待为目的的功利写作.只有到了1990年代,随着“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3),作为一种诗学原则的现代性“非个人化”,才可能在中国诗歌现场大面积“着陆”.当然,此“非个人化”是1990年代特定“中国语义场”中的“非个人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承袭其共性的同时又变异出了此时段此地段的独特性.具体来看,可以从对影响的“获得”、技艺形式意识的突显、表现方式的客观化、题材的历史化和经验感受的普遍性等几方面来观照和分析1990年代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特质.

从对影响的认同和“获得”(艾略特语)的角度看,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原则指的是诗人在写作诗歌时,既在纵向上应该带着“历史意识”把自己纳入已有诗歌传统中,也在横向上应使自己与同时代的诗人艺术家之间“有一种不自觉的共同性”,即要努力做到“一份共同的遗产和一项共同的事业把艺术家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联合在一起”(4).既然诗歌是诗人“效忠于他本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为之献身,放弃自己,牺牲自己”而与“体系发生了关系”的“共同性”精神产品,所以自然就是“非个人化”的了.199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的“非个人化”特质,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体现在,一方面,各个诗歌写作者都把自己的诗歌写作纳入了包括中国古诗传统、中国新诗传统、外国诗歌传统在内的体系当中并由此调整和更新了传统;另一方面,诗歌写作者在保持各自写作的差异性、独立性的同时又都相互关联、彼此呼应地保持着精神一致性.在1990年代,无论是诗学立场,还是诗歌事实,都的确已经有许多诗歌写作者和评判者用“断裂”来描述和形容了.应该说,“断裂”说并非主观臆断,也不无道理;然而,其合理性和客观性只不过存在于有限的视域内,超出了这个视域就显然“失效”了.这个视域就是1980年代以及向前推延至整个当代集体化、运动化、规范性意识形态化的新诗写作.事实上,如果把视域放大,既放大到整个中国新诗,也放大到整个中国古诗,还放大到外国诗歌,就不得不承认,尽管1990年代的诗歌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多样性、丰富性,但总能在诗歌“传统”中为形形色色的它们找到各自的对应物;就不得不承认作为整体的1990年代诗歌肌体是“获得”和化合进了“远传统”(中国古诗)、“近传统”(中国新诗)、“外传统”(外国诗歌)的诗质因子的.当然,不同的诗歌写作者面对和选择的传统各有不同,传统作用和落实的方式、程度也因人而异,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并非在“空前”的1990年代真空里而是在传统的影响下,而且在“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语)中写作的.不管是对1990年代的单个诗人个体还是对带有普遍性的诗歌趣味、诗学观念进行透视,都能够“看到”晃动在他们(它们)身上的“影响”的影子,前者如王家新之于帕斯捷尔纳克、西川之于博尔赫斯和聂鲁达等,后者如“叙事”之于杜甫诗歌、“戏剧化”之于卞之琳和九叶诗人的诗歌写作、“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于白居易和柳永诗歌写作等等.

与此同时,在“个人写作”的1990年代,对每一个具体的诗歌写作者来说,表面上是“各自为阵”、互不相干,但事实上每个诗人不可能也根本不是纯粹的独自“这一个”,因为他们之间总是在精神内里相互关联、相互指涉着的,通过“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联合在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给1990年代诗歌抹拂上了独特的色彩,以致实现和完成与此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运动化的当代诗歌“非诗”倾向的“中断”这一“共同事业”.其实,正是“不自觉的共同性”,1990年代的诗歌场域中才可能涌现出“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中年写作”、“红色写作”、“白色写作”等等用以指称某些带有共性的诗歌现象、诗歌抱负的概念和术语――虽然它们中的不少遭到了质疑,但质疑(或捍卫)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共同性”.另外,在1990年代,不管是诗歌精神层面的美学形态,如“纯诗化”、“历史个人化”、“介入”、“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国经验”等等,还是诗歌技术层面的修辞策略,如“客观化”、“叙事”、“戏剧化”、“反讽”、“跨文体写作”、“互文性写作”等等,其实都是一部分(或全部)诗歌写作者“共同”运作践行的结果.的确,宏观和整体地看,“1990年代诗歌”能够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具有自足性的对象,供今天和以后观照与言说,只能是来自于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的“共同”打造.


“无个性就是客观性.艾略特所强调的客观性指的是在诗歌表现的技术过程中淹没诗人自己个性所做的努力.艾略特特别重视诗歌技巧和形式等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实际上是‘感情的脱离’,是‘个性的脱离’.”(5)的确,诚如李赋宁的理解和体认,在诗歌写作过程中,通过对技巧和修辞的运用与操作,通过使形式和文体的凸现与呈示,来隐藏和掩盖诗人自己的个性,正是实现艾略特所提出的“非个人化”诗歌写作原则的途径之一.在艾略特看来,诗歌写作的目的并不在于传递经验和张扬感情,而在于对感情和经验的处理与综合,感情和经验不过是诗歌写作时的素材和质料,诗歌写作的过程就是诗人运用一定的修辞、技艺“消化和提炼”他选用的素材和质料并生成相应的文体与形式的过程.专注于技巧与修辞的运用和形式与文体的营构,诗人“个人化”的感情和经验自然就被抑制住而不至于宣泄和流露出来了.技巧和修辞,不可能只属于某一个诗人而总是来源于“历史”并被同时代诗人所共同采用;形式和文体也总是因其公度性和共识性才得以被读者和社会接纳、认可了的.其实,在整个写诗过程中,诗人是把“此刻的他自己不断地交给某件更有价值的东西”――形式和文体了的,因而诗人起着的只是“中介”或“催化剂”的作用,他无意也做不到把诗歌当做自己个性的载体.从对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化等功利性内容的强调转到对审美属性、技艺策略的“敬祈”(胡续东语),对诗歌形式本体的重视,是1990年代诗歌范式转型的表征之一;而这种将技巧、形式本质化的诗学立场,在一定意义上顺应了艾略特“非个人化”的诗学原则.

“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一一直困扰中国新诗的难题,在1990年代,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了:许多诗歌写作者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地把写作重心安置在了后者身上.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普遍认为,运用技巧着力于诗歌形式和文体的打造是实现“使诗回到诗”这一原则性诗学理想的出发点和根本所在.关于这一点,诗评家臧棣曾明确指出:“我们对技巧(技艺)的依赖是一种难以逃避的命运等不论我们怎样蔑视它、贬低它,而一旦开始写作,技巧必然是支配我们的一种权势”,“很难设想,没有技巧,现代诗歌的本文会堕落成什么样子”(6).在1990年代的诗歌实践中,不管是“知识分子写作”对西方话语资源的“中国式改造”,还是“民间写作”朝向民间、“朝向过去”“与古诗‘接轨’”的“不断发掘”(于坚语);也不管是孙文波、西川、陈东东、翟永明等对“叙事”、“戏剧化”、“综合”等艺术手法的采纳,还是于坚、伊沙等对“口语化”、“还原”、“拒绝隐喻”的实施,都体现出了强烈的技巧意识,也反映出了鲜明的技艺特质,当然也蓬勃出了直接的技艺效果.事实上,无论撷取运用的是哪些技巧,当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在写作中“投身”到技巧中,就淹没和隐匿起自己的个性而接近了“非个人化”的境界.可以说,诗歌写作者所运用的技巧,就是他们对思想、意识、感性、直觉和体验进行辛勤咀嚼的“牙齿”和对它们从事分析处理、提炼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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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工具,而因为有了这种工具的作用,那些思想、意识、感性、直觉和体验在新的语言肌体上所获得的就只可能是表达上的普遍性和公共性.臧棣对技巧与1990年代诗歌“非个人化”的关系发表过精辟的见解:“技巧永远就是主体和语言之间相互剧烈摩擦而后趋向和谐的一种针对存在的完整的观念及其表达.技巧也可以视为语言约束个性、写作纯洁自身的一种权力机制.”扫描1990年代的诗歌事实,会发现,诗歌中依旧有情感和思想,但那不是诗人主体自我的直接情感和思想,而是诗人通过运用技巧而在诗歌中生成的情感和思想.以“非个人化”为视点进行描述,可以称这种诗歌为“个性收缩”的诗歌.同时,还会发现,也有少量只有纯粹形式的诗歌存在,这种诗歌不但不盛装任何情感和思想,甚至不“划擦”、“生成”(臧棣语)任何意义.除了文字迷津、词语摆设、语言方阵、技术花招、修辞比武这类纯粹的语言游戏活动,不可能在这类诗歌中看到别的什么――当然也看不到诗人的踪影.这自然是纯度百分百的“非个人化”诗歌,只是,这与艾略特意义上的“非个人化”诗歌背道而驰了.

配套于“诗缘情”、“诗言志”的诗学意识,诗歌的主要和基本表现方式一直以来都非抒情莫属.抒情,即人抒发其感情、心志;对于诗歌写作来说,即是诗人主体运用语言文字,借助诗歌形式和文体来传达其心志、宣泄其感情.诗人通过诗歌所抒之情、所传之志,有时确实就是诗人自己一个人的情、志;有时也可能是――尤其在政治化、工具化、运动化诗歌写作中――抒集体之情、言合众这志,但即使如此,“亮相”于诗歌中的往往还是作为“代言人”的“这一个”诗人在以“我”的声音和姿态抒情、言志.也就是说,只要是以抒情为基本和主要表现方式的诗歌,都是“个人化”的,都馥郁着诗人主体鲜明的个性色彩.显然,抒情这种主观化的表现方式与艾略特所主张的“非个人化”原则有所抵触.正因为如此,艾略特抛弃了直抒胸臆的浪漫主义学说,而提出了客观化的诗歌表现方式.客观化的表现方式,是与艾略特所持的诗歌不是传达、抒发、表现感情而是处理、应对和生成感情的功能观相一致的.在艾略特看来,诗人不仅不应该在诗歌内容中张扬出他自己,而且也不应该借助表现方式彰显出他自己,而要做到如此,诗人在写诗过程中就必须退隐到诗歌“后台”,在诗歌帷幕后面操纵和运作他“捕捉和贮存”到的素材和质料――情感、经验、思想、幻觉、“感受、短语、意象”等等,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化合物”.怎样的表现方法才不具有主观性而具有客观性从而符合“非个人化”原则呢?艾略特重点提出了戏剧化、复杂细节的运用等具体的客观化诗歌表现方法.我们知道,在1990年代的中国,抒情已经不再是诗人写诗的不二法宝,叙事、戏剧化、细节运用以及所谓的“综合创造”(西川语)等等表现手法已经纷纷登台亮相于诗歌版图了.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对于这些客观化表现手法的运用,当然并非有意投合和逢迎,但在诗歌事实上,却的确暗合了艾略特“非个人化”的诗学原则.

“放逐抒情”在中国新诗史上也曾被徐迟等一些诗人主张和践行,但它真正作为一种通约性、共识性的诗歌表意策略被全面推开并得到广泛响应,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诗歌的表意策略内在地决定于诗歌的价值功能,决定于诗歌书写对象以及所表之“意”的特质.显然,原先那种高蹈的、歌唱性的、纯粹的、直达核心并带有超验色彩和暴力倾向的单向度抒情无法满足和包容1990年代处理和应对复杂经验、体验和感受人类现实生存境遇的诗学立场了,针对这一窘状,一些诗歌写作者对1980年代浪漫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抒情诗风进行了“清场”和“洗劫”.在诸多客观化的表现方式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此前被小说所“独占”了的“叙事”.在1990年代,一些诗歌写作者关心着生活的细节和生存的场景、人生的流程,他们常常使“诗意想象恢复与生存境遇的交流”,并“通过对周遭场景的风格化记录”,“利用‘陈述句’将生存现实引入诗行中”(7),表现出语言在揭示事物“某一过程”中非凡的潜力.打开孙文波、王家新、翟永明、臧棣、肖开愚等等诗人的诗歌,如《在西安的士兵生涯》(孙文波)、《回答》(王家新)、《莉莉和琼》(翟永明)、《未名湖》(臧棣)、《来自海南岛的诅咒》(肖开愚)等等,扑面而来的是常常被视为小说或戏剧“构件”的情境和事件、细节和场景.除了叙事,一些诗歌写作者为强化自身综合处理时代生活、历史、文化的能力,为使诗歌走向融合和更为广阔的境地,凭着个人经验、知识品味、诗歌技艺的修养和旺盛的创造力,还在诗歌中娴熟运用了喜剧、反讽因素和“旧式戏剧装置的模拟和复制”(李振声语),前者如陈东东的《喜剧》(长诗)等,后者如翟永明的《道具和场景的述说》(组诗)、《脸谱生活》.上述“叙事”和“戏剧化”的作用,正在于艾略特所谓的“用奇特的和料想不到的方式”将“许多印象和经验”“结合起来”加以“集中”“产生”出诗歌这一“新东西”.这样的诗歌中当然生成有经验,但那是“艺术的经验”,也必然有情感,但那是“只有在这首诗中才有的生命的感情”;而诗人的个人感情、诗人的个性不是如同传统抒情那样被主观投射和播映而是被“叙事”和“戏剧化”遮蔽、掩盖着的.对于读者来说,往往是在对诗歌中事件、场景、情形的“观摩”和感悟的基础上“获得”的感情、心志,这种感情、心志是诗歌中的事件、场景、情形“自动”“生成”的而非诗人主观地强制“塞给”读者的,因而具有“客观性”和“非个人性”.

相较于艾略特系统而带普遍性的“非个人化”诗学原则建构,1990年代中国诗歌写作者提出和实践着的“非个人化”倾向更多地属于一种有着明确现实针对性的诗歌策略.出于对工具化、运动化、规范性意识形态化集体写作的反拨和不满,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诗坛飘满了“个人写作”的大小旗帜.本来,“个人写作”是推动诗歌接近诗歌本质规定性和内在精神的根本所在,然而,一些诗歌写作者在“个人”和“非个人”、“自我”和“他我”之间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把“个人化”片面、偏激地理解为“非历史化”和“私人化”.一方面,极端地掐断诗歌与“非个人”――“外界”和“现实”――的一切关联和通约.一些诗人默念着“诗到身体为止”的口诀对身体从内到外作着毫无节制的开采,致使一首诗的完成简直就成了一张性爱床的完工,上面堆满了性体态、性叫唤和性体验、性感受;一些诗人怀揣着“诗到知识为止”的念想在“知识”暗箱中踏幽探微,致使诗歌成为了一道道诡秘怪异的智力游戏题目,一场场神乎其神的玄学经语推演.这种“由于诗人对个人化强调到极端的沉溺,而对生存处境、社会语境的逃离和漠视,使他们的诗性话语和诗意语境变得小气、琐屑、漠然甚至萎缩平庸,全然肉身感官化”和“抽象玄学化”的“非历史化”诗学倾向引起了1990年代部分诗歌写作者的警觉和提防.在他们看来,这种对集体化写作的过度“纠偏”事实上是从与政治性集体化诗歌对称的一极背离诗歌精神走向了非诗、伪诗:“从现实撤退、内陷的结果,反倒奇怪、讽刺地生长了很现实的与现实的异构同质.”(8)另一方面,一些诗人绝对地封闭诗歌与“他我”和“集体”的所有通道和门扉,为了做到“个我”而坠入了“私我”.一些诗歌写作者刻意在个人私我空间捕捉和搜刮,以使其经验和感受具有绝对的“个我性”和“排他性”,并撷取、捡拾私有性、内在性而非公共性、普遍性的语素、语象――隐秘神幻的身体物语、生理语象、心理动作和“知识”语词、神学术语――堆砌和构筑作为“私有财产”的诗歌.这就使得诗歌产生了严重的“拒懂性”,导致诗歌不仅在写作层面上,而且在接受层面上也成为“个人化”的了,所谓“为自己的阅读期待写作”、“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即是这种接受“个人化”的表征.拒绝读者和接受的诗歌无异于拒绝诗歌本身,一些写作者对这种在接受层次上也“个人化”了的诗歌自然要加以排斥和摒弃,并作出了在接受上把诗歌拉回“非个人化”轨道的努力.

为了重获“对历史发言”和“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能力,也为了使诗歌不致丧失“有效性”和“写作的限度”,一些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在题材视域、书写对象上提出了“历史化”、时代性要求,在经验、感受的指涉上提出了普遍性、公共性要求,从而在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经营“非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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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诗歌视域和情感经验.当然,诗歌视域的“非个人化”并不是要回到“宏大叙事”的代言人式写作,也不是要放弃“个人化”的写者姿态和精神立场,而是致力于在“历史关怀与个人自由之间重建一种相互摩擦的互文张力关系,使90年代诗歌写作开始成为一种既能承担我们的现实命运而又向诗歌的所有精神与技艺尺度及可能性敞开的艺术”(9).事实上,“个人性”与“社会公众性”有可能构成复杂关联,政治事件、社会运动、时代主题不可能不化约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诗歌写作者完全有理由对历史作出个人化的体认和反应并将其编码成个人经验以诗歌的方式投递出来.1990年代的部分诗歌所追求的正是一种个人与时代取得平衡的诗歌写作,在这种“历史个人化”、“个体承担”的写作中,诗歌写作者把时代的沉痛化为深刻的个人经历,把对历史的醒悟化为混合着自我追问、反讽和见证的叙述.在这种“历史声音与个人声音的深度交迭”(程光炜语)的诗歌中,“非个人化”的是他们不再停留于对“个人”的“温柔抚摸”,而是将诗歌视线投放到时代的共同命运和人类的普遍生存处境;而“个人化”的是他们不再把自己定位于直接表达时代共同想象的关系上、不再直接为主导文化编码,而是传递个人的表达、呈现历史在个人身上的“反应物”,同时力求对历史加以“个人化”的分析、思考,以及超越、纠正.另外,情感经验的“非个人化”也并非要求诗歌再次直接扩容为阶级、民族感情的传声筒.情感经验的“非个人化”要求的是“个人化”和“非个人化”取得辩证统一的诗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诗歌写作以诗人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为起点和根据,在写作过程中也始终立足于自己的感受和经验的呈现和传达,但是,这种“个人”、“自我”性的感受和经验必须能够交流于他人、集体的感受和经验,能够汇融于普遍性、公共性的感受和经验.在效果上,这种在情感、经验上“个人化”的诗歌应能成为谢冕所说的“讲述个人性的经历、但却使人联想到更多人的经历的作品”(10).事实上,人的精神心灵总是相通的,除非蓄意“造”之,其实根本就没有绝对“私有”的经验和感受,诗歌写作应该也能够做到西川所谓的打通“个我”、“他我”、“一切我”的“非个人化”原则.

注释:

(1)[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1页.

(2)李赋宁:《译者前言》,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8页.

(3)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4)[英]艾略特:《批评的功能》,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5页.

(5)李赋宁:《译者前言》,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8页.

(6)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7)姜涛:《叙述中的当代诗歌》,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14页.

(8)杨远宏:《暗淡与光芒》,《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9)王家新:《从一场细雨开始》,《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0)谢冕:《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351页.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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