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在清代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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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是有唐以来最具生命力、最成功的唐诗选本,作者考察其在清代不同时期的传播情况,试图从传播学角度阐释清代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唐诗三百首》刊行的影响.

【关 键 词】《唐诗三百首》；传播

《唐诗三百首》作为清代童蒙唐诗选本的代表,普及面最广,影响最大,它的刊印和传播受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清代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也映射出唐诗在清代的传播和普及情况.

一、科考改革的需求

《唐诗三百首》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乾隆和嘉庆的59年间,并无该书的翻刻记录,且最早的评注本是道光十四年（1834）的章燮的《唐诗三百首注疏》,可见,《唐诗三百首》在成书后的五六十年间,并没得到世人关注.《唐诗三百首》在传播初期的这种境遇,与当时唐诗的接受情况和普及程度有重要关系.

唐诗选本的编选主要分布在清代前半期,尤其集中在康熙和乾隆两朝,其中大部分都是体现诗学思想的专门选本,这主要是清统治者稽古右文政策的倡导,和诗学自身积累发展的结果.

清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力行稽古右文、崇儒重道的政策,他们诏令、甚至亲自组织、主持各种图书文献的整理撰修.要渲染清代的清明盛世、平和文人的情思,清真雅正的唐诗就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因此唐诗总集、别集都得到了大规模的整理.

唐诗选自唐至清,经历多个朝代的发展,积累了充实的唐诗学蕴涵,各种体例、形式也非常完善,清代唐诗选本自然成为集大成者.作为对明代诗学的批判与反思,清初诗坛流派纷立,论争不休,唐宋之争、初盛中晚之争一直存在；在诗学主张上,则神韵、格调、肌理、性灵,各为一说.各论家往往以唐诗选本的形式来标举自己的诗学主张,唐诗选本成为一种直接的诗学形式,因此数量多、题材广、角度多样、体例万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体现诗论家诗学思想的唐诗选本数目众多,反映了清代前半期诗学理论的发达和开放,但是参与者主要是台阁大臣和上层文人,唐诗的接受和普及程度是很低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诗赋已非科举之目,而成为无用的东西,在社会上受到极大的冷落.吴乔在《围炉诗话》卷一中就曾指出:“唐人重诗,方袍、狭邪有能诗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犹然,以功名在诗赋也.既改为经义,南宋遂无知诗僧妓,况今日乎!”施闰章在《汪舟次诗序》中云：“尝见前辈言,隆、万之间,学者窟穴帖括,舍是而及它文辞,则或以为废业；比其志得意满,稍涉声律,余力所及,无复检括.”在这种以唐诗为废业的时风下,作为童蒙选本的《唐诗三百首》,虽然成书于诗学昌盛的乾隆朝,却被长期冷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诗在清代的普及,主要受科举制度改革的刺激.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试五言八韵排律一首,始已继唐之后,开以诗取士之例.康熙五十四年清圣祖欲改革考试制度,“特下取士之诏,颁定前场经义性理,次场易用五言六韵排律一首,刊去判语五道.以（康熙）五十六年为始,永著为例.”但这一改革举措并未实行.其后至乾隆二十二年正月清高宗上谕：“会试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才正式确定了清代科举试诗的制度,后乾隆四十七年又于童试加五言六韵律诗一首,对应试者作诗的要求层次降至童试,促使应试教育从童蒙就要重视作诗.

诗歌既已成为科考的重要内容,私塾教授诗歌的热情随即空前高涨,但此时指导蒙童学习的唐诗选本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因此人们开始关注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唐诗三百首》.应私塾学习之需,亦为谋利,坊肆开始大量翻刻《唐诗三百首》,并迅速推入市场.

二、诗坛风气的促进

从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唐诗三百首》在道光年间翻刻了13次,咸丰年间翻刻了5次,同治年间翻刻了5次,光绪年间翻刻了34次.各阶段翻刻次数的多寡,除与各年号的历时长短有关,还受到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唐诗三百首》能在光绪年间如此风行,是因为当时诗坛正是“同光体”诗流行之时,这与下层文人对唐诗的广泛接受形成对比.由于同光体诗派所主张的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重人品和学问等诗歌理论,都与下层文人和私塾学生学诗的现实条件差距很大,因此不容易被接受.而《唐诗三百首》所选诗歌明白易晓,而且能体现出主兴象和词意悠长的唐诗特征,这些对于没有文化底蕴而长于形象思维的蒙童来讲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唐诗三百首》在光绪年间已经出现了数种注疏本,如章燮的《唐诗三百首注疏》、陈婉俊的《唐诗三百首补注》等,这些注疏本在保留了孙洙原选本基本面貌的同时,增添了各自不同的特色,能够满足读者群内的不同要求.

《唐诗三百首》在清末的流传不衰还与另一唐诗选本――《古唐诗合解》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唐诗合解》是清代另一本流传甚广的唐诗童蒙选本,版本繁多,共16卷,分唐诗12卷,古诗4卷,选诗625首（其中唐诗413首）,诗人132位,数量相对于其它选本要小.就下层文人和初学者而言,这样的数目更易于他们对唐诗的整体把握和学习.《唐诗三百首》也各种体例精选数十首,共收诗人68位,诗歌300余首,也使初学者易于熟悉和把握.从所选诗歌篇目看,虽然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盛唐诗人的作品在二书中都占了较大的比重,但比较之下,《古唐诗合解》初盛中晚都有选择,而《唐诗三百首》则稍侧重晚唐诗歌.因此,《古唐诗合解》偏重岑参、高适、钱起等人,而《唐诗三百首》更倾向李商隐、杜牧等晚唐诗人.二书相同的篇目仅60首,如《唐诗三百首》所不选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三吏》、《三别》及《秋兴八首》,以及一些初唐、中唐诗人作品,在《古唐诗合解》中均入选；而《唐诗三百首》中有的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字归京》、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作,《古唐诗合解》则未收.由于唐诗中优秀诗作非常多,三、四百首的数量很难说能将这些优秀作品全部网罗,但《古唐诗合解》和《唐诗三百首》所选诗歌的相互补充,有效地弥补了这种缺陷.

三、经济发展的推动

清代雕版印书事业,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官刻、家刻、坊刻数量较以前各代为多.村塾学生和民间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读物的刊版印行,多有赖于坊肆.清代书坊非常普遍,各地都有,有些大书坊还开设有多家分号,如创设于明万历年间的“扫叶山房”,最初设在苏州,至光绪年间已在上海、汉口增开了多家分号,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这些书坊所刻之书,经、史、子、集以及笔记小说,村塾所用读本,多至数百种.为了谋利,所刻各书力求降低成本,所以采用的纸墨工料等不如官刻、家刻之精,但对发展文化教育来说,也确有不可抹杀的功绩.《唐诗三百首》现存的六十多种清代版本,基本上都是坊刻本,可见清代书坊对其传播普及的推动作用.

晚清以来,地方经济不断发展,带动了士绅阶层的壮大,有力地推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教育在书院以下,未设官办学校,童蒙阶段的教育主要由私塾来承担,而私塾又基本上靠士绅筹资兴办.士绅与教育感情甚笃、纠葛颇深.由于封建教育是其获得功名的正途,而家乡是养育他们的地方,即使在外为官,仍带有浓厚的乡土情节,所以士绅热心的帮助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们往往广拓门路、筹措资金,创办了大量的私塾,甚至直接指导和执教学生,勉励子弟勤奋读书,希望他们亦能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地方经济的发展、士绅阶层的壮大,促进了地方私塾规模、数量的增加,客观上增大了对《唐诗三百首》的需求量.而且《唐诗三百首》在其注疏、补注过程中,有多位士绅参与其中,如章燮、陈婉俊,他们或是不求荣达的隐逸之士,或是官员的妻室,都“为家塾子弟起见”,不断完善《唐诗三百首》的注解,使其更加适合初学者研读；清著名学者姚莹还为其孙媳陈婉俊的《唐诗三百首补注》作序,殷切盼望该书付梓.这都有效地推动了《唐诗三百首》在地方上的普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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