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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对经历了高考长期停牌的一代人来说,是一个相当于人类学家所说的“过关仪式”.10多亿人口的文化市场,11年积压的人才资源,怀着、怀着期待,从知识饥渴中走向命运的拐点.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以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的暗淡身份,从一家日杂小店走进久违了的考试秩序.我不曾想到那场考试是告别,也是开始.此后的学术浸染和学术漂流,孕蓄了一串属于我的文字,连同眼前这本小书.
书中正文所辑12篇文章选自10种刊物：《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语言文字应用》、《中国典籍与文化》、《民间文学论坛》、《东方丛刊》、《语言教学与研究》、《长江学术》、《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不同时期留下的学术文本,从文学和语言的不同维度聚焦广义修辞学视野.
80年代后期刊于《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的两篇文章(《语言情绪：小说艺术世界的一个层面》、《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异的功能拓展》)是我和我早期的学术搭档唐跃先生合写的.收入本书,包含着一种纪念和自我审视意向,也包含着我对中国学术体制的思考：
从前一种意义上说,国内学术界在语言转向背景下强势启动的文学语言研究,有我和我的合作者较早的参与,那是我们对文学语言问题系列思考的起点.时过20年,那种思维之舞和话语的释放,仍是我们难以忘却的记忆.合作因工作原因没有延续,但合作研究的课题在我的话语空间延伸着.2003年起,文学语言学作为我所在的博士点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6年,我在《文艺研究》发表《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时,能够聊以的是,关于同一课题的研究,我的介入,体现我的声音、我的方式.
从后一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我和唐跃先后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报》、《文论报》、《当代文艺探索》、《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文艺争鸣》、《文学评论家》、《南方文坛》、《当代文坛》、《艺术广角》、《理论与创作》、《文学自由谈》、《批评家》、《学术界》、《江淮论坛》、《百家》、《上海文学》、《作家》等刊物发表文学语言研究系列论文时,适逢新时期学术牛市,但学术研究却更多地在精神贵族和精神小资之间游走,没有或较少今天这样改变生存状态的现世功能.当时我初为助教、后为讲师.像很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读书人一样,我们没有向工作单位申请一张稿纸,没有申请任何科研项目资助.直到1997年,我甚至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这没有影响我们的学术热情、学术产出以及进入当时或至今我们素不相识的研究者的学术史书写.
如今,昔日的学术风景悄然褪色.学术市场套牢的诗魂和匆匆过客一并在高速公路上失去了生命的从容.学术不可承受之重的一个软肋是学术评价偏离了符合学术面貌本身的价值中枢：从欣赏研究者的学术品质、学术气魄、学术智慧,转向认同集体的学术平台和研究者对集体平台的依托.
我不是说集体平台不重要,而是觉得我们的学术体制在重视平台的时候,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有没有集体平台,有什么层次的平台,什么时候拥有平台.这一切,不取决于纯净的学术关怀,而取决于很多学术外因素.一旦学术关怀在学术体制的权力运作中改变了学术坐标,它所积聚的能量,又会反过来成为学术人、学术机构的巨大压力.如此负性循环,偏离学术研究和管理层的初衷,南辕北辙地导向学术评价的价值扭曲.
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个人的生命承担、个人的思想喷发、个人对学术界公共规则的信守.因此,学术评价体系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成果,是否应该考虑研究者的个人能力和个人禀赋之外的综合因素,例如：一个学者依托某个平台的可能性如何他依托某一个平台获得的优越于别人的科研条件如何拥有平台和政府资助与没有平台和政府资助的科研个体,他们的科研产出分别是什么样的比例关系他们的科研产出中,由本学科看好的标志性成果有多少由本学科辐射到他学科的学术成果显示度有多少享受的公共资源是多少公共资源消耗量和个人成果影响力是什么样的比例关系等等,如果不考虑这样因素,我们的学术评价,很难实现学术公正和价值公正.而学术公正和价值公正,是构建和谐的学术生态环境、控制日渐社会化的学术浮躁和学术注水的良性配方.
本书附录,可为正文的补充：
附录1是应邀为同仁的同类学术成果写的序言和本人同类成果的序言,这些文字中有广义修辞学的不同看点和尚待开发的领地.
附录2所辑作者主要学术著作和七组系列论文目录,大致可以显示：我的广义修辞观形成的前期积累,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逻辑梳理和学术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