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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产主义与传统大同社会有其共通之处,对领导的要求也可以借鉴古代《大学》之道的模式.
关 键 词：大学；三纲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9-0-01
《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进路,也就是个人学习如何当一名好领导的古代科学,其中,朱熹的“三纲八目”之说成了千年来的标准答案.今日重读,用之于领导科学的建设,无疑需要摒弃其糟粕残留,但也应当提取其合理内核.
一、《大学》之道对领导人的科学设计
《大学》的“三纲”不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明德”、“亲民”、“至善”,“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认为,真正能够有大成就的领导,须彻底了解“能知”之性的大机大用才可.这涉及传统文化中的生命科学,这篇短文无法详细说明.
简要言之,《大学》对领导人的要求,虽然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但更关注的则是他的综合素质.“格物”可理解为学习各种知识,但也包含有格除心中过分物欲的意义,是对待自己的理性与明晰万事万物理性的结合.做到“格物”,然后能够“致知”,也就是懂得人生、事业的真实道理和意义.之后才能“明德”,明确地树立起道德与理想,并真诚而热烈地去追求.达到道德的要求并不足够,在担当领导之前,《大学》还设置了一个管理家庭的考验.古代的家庭人口繁多,其人情世故远非现在社会的小家庭形式所可比拟.因此,还需要“齐家”,等有了“基层”管理经验后,国家方能赋予重任.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的政治设计初衷对领导人的要求非常严格,也符合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原则.只不过其“德”基于传统文化的“道”,而今日我们谈的德,是社会主义道德.但在阶级角度之外,我们从人性的角度、从世俗生活的角度而言,传统《大学》之道对领导的培养和认定无疑是具备科学性的,其合理内核是经过了无数考验的.
二、政治现实与科学设计的博弈
美好的愿景落到实际,总会产生偏差,历朝历代组织机构的建制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冗杂起来,理论道德上的政治为民抵不过利益取舍下的政治为官.于是《大学》设计的修齐治平的理想政治一转而为“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消极管理模式,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古代以自己利益为本位的所谓“中庸”的官场文化.1
“治天下”尚带有积极进取的意态,也许是一心为民,也许是向上邀功,也许两者兼备,总之还是想方设法在干事.皇帝、宰相等等首长们考核干部自有一套相当完备的体系,但是“干得多必然也错得多”,制度不论好坏,执行的都是在场上的人,场相互掣肘,任何错事都有可能成为某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在仕途上的致命污点.唯有当其从心理到行为均“成熟”以后,才能受到集体“赏识和认可”,成为“酱缸文化”的游泳高手.特别是对受到层层监督的基层官员而言,不办事与少办事,显得更为稳妥.
在中国历史上,越到政事疲敝之时,治官的官越来越多,治民的官越来越少,这其中就隐含着这种人性的趋向.因此,对官员来说,往往行放任政策,总还可以苟安,行干涉政策,就不免弊余于利.到了这一步,深受环境浸染的官员们自然也不指望通过积极的工作来获得认可,本能地倾向于天下太平无事即可,将被动的、掩耳盗铃式的管理模式美其名曰“安天下”,仿佛达到了《大学》“平天下”的君子之道.由此形成管理层中的“拖”、“推”、“蒙”、“哄”、“骗”等等腹黑的官场文化,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大家心照不宣,只要任上不出事,那就是自己“平天下”的本事.2当发展到各处不断有百姓之声,社会进入不稳定状态时,同样还有“能平事”、“能救火”等等各种理论和考核标准作为治事能员的参考.
当然,纵使那些俊杰们位极人臣,却也再没有心力去扭转乾坤,偶尔冒出那么几个,当时的政声也往往不太美妙.大家集体唱赞歌,直到下一次暴力运动席卷.缺少文化与制度的建设和纠正,一切又都周而复始,这样的情况在明清两代的笔记中颇为显著.
三、重新审视《大学》之道的领导科学
今天我们以古鉴今,既要看到传统经典所记载的修齐治平等等理念是为人性打造的政治理想,也要认识到在其实践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从自身修养做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程固然美妙,古代也不缺乏监督、考核、选拔、教化等等的制度和力度,甚至在肉刑、连坐等处罚力度方面远超今世,但却依然无法抵挡住整体的崩溃,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其实《大学》之道并没有错,对领导的设计也非常科学,是从人性出发而建立,但却无法抵挡人性而已.也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从来都是“外儒内道”,儒家合理科学的精神早已被偷换.许倬云将此说成儒家理想通过法家实践来体现,其实问题的关键完全就在于其出发点的位置.以儒家最高的“天下平”的“大同社会”为出发点,那么领导人的修养就需要达到“三纲”的高标准.等而下之,以传统文化中所谓以“霸道”维护天下稳定的模式出发,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就没有那么高,毕竟生产力条件摆在那里,这样的领导人在成长过程中,势必会陷入各种人性陷阱,也因此而形成了前面所谈到的“酱缸”.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达到《大学》的修养.
由此看来,儒家的立意无疑是高明的,而且是超前的,只不过现实很无奈,当“天下大同”沦为口号,现实的利益才是个人的“目标”.而今天我们则有了社会前进的共同方向,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在主席的口中,常常被指代共产主义,因此,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选拔机制中,如何借鉴传统儒家的精神,参考其科学设计的理念,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改造的一个方面.当然,法治是当前的主要手段,这一点毋庸多谈,但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那么我们将为实现大同理想而构筑的“三纲”领导科学现代化,将立身处世的道德出发点作为考察领导的对象,将《大学》合理的内核加以应用,也应当是情理中事.物质文明上可以先富带动后富,精神文明也同样如是,而领导人,自古以来的理想即是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远远超越榜样的作用.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却同样要以《大学》之道的领导科学作为基础.
注释：
[1]吕思勉,《吕思勉学术文集》,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
[2]吕思勉,《吕思勉学术文集》,第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