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文学的立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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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道蔽亟待朗显,立场和方法的反思势在必行.立场和方法是安身立命的体用浑一,道器分裂和时空错位将立场和方法一分为二,因而立场和方法的本真以及二者的关系久被现成之物遮蔽.原道、道化、会通是揭示缘域且探索道文命我关系的有效途径.古代文学研究的本根、本真、本命与思想之“我”的化感通变关系,本身就是该领域立场方法的命运交响曲.

古代文学研究濒临僵化.基础理论老化,学科意识狭隘,专业框架呆板,学术观念陈旧,历史分期粘滞,价值取向庞杂,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旨在反思立场与方法的深层关系,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向度,为该学科的返老还童而抛砖引玉.

人们往往将古代文学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与现实是非或政治态度画上等号,这样做实际上把古代文学研究的立场和方法问题简单化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究天人、通古今的原道话题,事关穷缘域、释命运的人文深旨.它虽然与当下的现实有一种“古为今用”的关系,但是这种“为”是终极关怀之“为”,这种“用”是化感通变之“用”,与急功近利的对号入座不是同一层面的学术问题.

重新审思古代文学研究的立场和方法问题,是克服该学科僵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的关系

1被遮蔽的立场和被独化的方法: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丧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文道交响,恪守的只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辩证关系的信条,在场的是被科学主义“真理”格式化了的以实用管理为主轴的社会学文学观,或以人本为前提的人性论文学观.再深一点讲,在场的是心物偏一的物化文学观,遮蔽的是能化解各种主义的出神入化的文学思想.真正的文学立场和方法是各种思想张力场的翕动,然而20世纪弘扬的则是实用的现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工具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于是,讲立场的地方遮蔽了立场(如急功近利的效用立场遮蔽了文学的本真立场),讲方法的地方钳制了方法(如西方的辩证法垄断了一切方法),讲立场和方法关系的地方误导了关系(如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仍然沉浸在的中,并没有达到涵摄而又超越目的论的高度).对立场、方法以及二者关系简单化的处理,导致了反思、提炼、改造、升华过程的付之阙如.

2立场的缺席和方法的盲点:由于真正的文学立场即出神入化的翕动性的张力场始而遮蔽,继而被忘却,在场的只剩下现成性的机制论立场,久而久之,真立场的缺席逐渐变成畏提立场,变成了视角之外无立场的百年一场.与之相关,立场与方法一概被视为对立统一的关系,立场方法一元论(即一种视角论)独占鳌头,在此大背景下,人们不敢提母体性方法变革,即便各种小方法或曰子方法变通也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被提上议事日程.20世纪末叶几次方法论热始终未脱一元三观(独物之一元论统摄下的科学主义文学观、社会学文学观和人学文学观)的范畴.各种文学史、文论史以及许多成龙配套的课题研究大都是现成的一元三观论的略加变换的视角游戏.现实性、操作性、功利性、管理性和人本性过分地放大了自己的辐射圈,或然性、空灵性、超越性、原道性和缘域性过多地失去了应有的生长点,重新厘定两方面的关系要求我们深层次地追问原道与缘域的和合本根.没有本根处的截断众流,只能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性、个性话语与共性话语、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等问题上争高论低.而能笼罩群言的恰恰是关涉但又超越了小道理的大道理.

3立场方法的追问和人文命运的亲和:我们追问古代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须在古代文学的本根处着眼,即从古代文学与大道同启蔽、与命运相错杂的契合点上追索.然而当今“文学研究立场”一词,本质上是一个名词化了的字眼.众所周知,名词化就是概念化,因为规定即否定,命名即遮蔽,概念即限制.动词名化实际上遗漏掉了许多内容,失去了文学与大道同呼吸、与命运相磨合的根本特点,泯灭了立场和方法合而为一的动化风范.从文学与古道的根源不二而言,“立场”一词的本质就是诗学的,即文学的和审美的.古代人更看重的是立字的动感,如“兴于诗,立于礼”,“三十而立”,一个立字包含了立场的真谛―――安身立命,包含了立场和方法的耦合,包含了时空的珠联璧合,披露出的是人文命运的亲和特征.西文的立场也有定格定位的由动入静的过程,Position(立场、处境)源于poser(设定)、seposer(自我设定)和êtreposé(被设定).西方的有识之士无不关心由静返动和以动化静的环节,马克思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论、海德格尔的被抛到场说,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观,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循环,都是克服静态防范僵化以把握人文命运的立意.不难看出,立场乃是人文命运的现身说法,是人文命运与掌握人文命运(即立场与方法)的一身二任.文学作为与大道同生共长的一种特殊存在,自然而然要求一种亲和人文命运的立场.这是20世纪下半叶不少著名思想家的共识.

二、古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复合

我们追求立场与方法的复合,实际上是在磨合文道关系.我这里只讲以下三点.

1原道:道是命运无常的真谛,是生机有待的期盼,是缘域化境的启蔽,是阴阳差异的通变,是形上形下的冥合.如果说古代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名词化实际上是空间化,是时间化被空间化的俘获,如果说立场方法的名词化也是时间的单向化,时间的瞬间永恒从此不再,如果说立场与方法的间隔既是时空的错位,也是时空的机制化,那么原道才是“直造先天未画时”的本真工夫.“文源于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文学本真问题最深切的理解.本人在《人文学举要》中曾用天人合一的开显阐释“本根在界”的要义,用天人合德的通化揭示中国古代文学“本性在兹”的特点.“本根在界”指陈差异的真实(即真),“本性在兹”昭显通变禀赋的虔诚(即善),启蔽冥合错杂出命运的形态(即通常所说的美).而原道就是真善美的合一,也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通变.原道的时间空间为天地六合启蔽,原道的立场方法为古往今来辟合.

2道化:文明的特点是道为天下裂,文明的轨迹是道被器化.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着另一种活力―――道动于反.从克服事物既成性的非器化方面来讲,道动于反也是器化于道的问题.我提请学术界注意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圆观,即一方面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由根到器的脉络,另一方面求索器化中的非器化可能.“规矩与不器”就是有规矩而化方圆.这应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精彩但又最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文学的器化是大道潜移中文德的自显,即道隐而德彰,而文学的非器化则是文学的游牧向大道本根的回归.器化―――非器化刚柔相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道气运化的基本特点.在中国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文学的器化―――非器化是道气张力的翕动和文学本根的蔓延.从易学的化解性思想而言,器化―――非器化是规矩方圆的变通,规而不固,矩而不僵,方而不板,圆而不封.“君子不器”,适道而变化,根于大道,与时俱化.这种思想引申到文学史的编纂领域,将会触发重大的学术变革.中国古代文学的方圆观留意于这样一种智慧通衢:“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根器化(即道化)的根中有道,器化而不失其本,非器化的器在开物,根深而不堕其节.

3会通: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上是文史哲贯通的学问,经史子集浑然一体,人们只能适其大要地略事区分,明于文质,划于文笔,别于韵杂,味于意象,归纳性的统绪是艺文志之类的要略性区别.中国文学的精气神最擅长方圆游戏:不在方,不在圆,无方枘圆凿之弊,入得方,入得圆,有西法中用之便.从文运角度看,文道演化,如风云聚散,其纳百川汇众流的人文互动,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融合德性.

我们过多地依据西式逻辑突出必然性,事实上文道、文人关系的要点恰恰在于偶然性.强调必然性者,以为一句必然与偶然的统一就臻于面面俱到,其实散点的和合才是中国文学的妙道所在.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辩证法的统一是整合,易学的和合在融合.整合是以逻格斯为基座、以征服对象为目的的焦点思维,体系化是其必然结果.融会是以大道氤氲为根本、以化感通变为指归的散点透视,会意性是其基本特点.散点透视的散不是了无灵气的如鸟兽散或一盘散沙,而是“会通适要”的与道俱化.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文学与其他社会门类之间,长期处于似分而又合的状态,即便在所谓“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钻文心的思想家们仍然诸体兼顾,无文不谈.因此,当我们按西方文学概念在中国的文化史中梳理文学的类特性时,一定不可忘记:文心雕龙的高手们一刻也没有忽略大文与大道的根器通化,与诸文在同气连理处的脉络契合.

三、古代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与思想者

立场方法的落脚点是思想的人物,即通常所说的作者、读者和研究人员.如果说前两部分讲的是“道通天地有形外”,那么此处应该讲一讲“思入风云变态中”.

1文学之我: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我更多地是群体关系中的一个环扣,是一个网络中的存在,近代西方传导给我们的是主客二分中裂变的个性,是一种撕破面皮的生活,作家和读者是借文学的化感通变功能有意无意地克服二者的弊病.他们实际上在营造融会贯通的佳境―――缘域.缘域既非宗教所指的天堂,也不是我们憧憬的美好社会,而是瞬间永恒的启蔽,是豁然开朗的灵感,是天人之际的星云,是宇宙时空的变奏,简言之,是命运之神的交响曲.从或然性上讲,我是被抛入的,从存在先于本质而言,我是自为的,从他人是生活的重托来说,我是负责任的,在灵感的缘域中,我是与天地人神和鸣的,在共在与此在的异质同构中,我是有我而又无我的.正因为如此,我的喜怒哀乐利钝成毁均可促使缘域境界的通化.

2文学之我:上一个文学之我重在文,作家和读者是文中之我.此处的文学之我重在学,作家和读者是学中之我.文中之我,妙在灵感和启悟,学中之我,要于领会贯通.前者主要想说明文学创作是作家与读者在缘域层面向心的呼应,后者旨在阐明文学研究乃是启蔽性的开显.在根本上讲,作者、普遍读者、研究者是同一缘域的成就者,然而在各自的角度来看,又各有千秋.研究者可以不是作家,但是不可没有诗性.诗性是文学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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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学之我:此处之我是指游走于文学化境之中的我.这个我不是第一种共性领衔之我,也不是第二种由文史哲折射中的我,而是文学三本―――本根、本真和本命中的小我.就本根而言,这个小我在原道,原反那样一种破天荒而来参造化而在的肇自太极的人文之元,原反那样一种我未在场也不可能在场,但是大道自文在缘域辟合中已给我留有的一席之地,就本真而言,这个小我在体性,体会乾坤交泰人神咸集多元圆融的“文之为德”,体会天工开物我夺天工与道俱化的震古烁今的境界,就本命而言,这个小我在通变,通化聆听天命亲顺自然涵摄未来的文学之缘.这个小我是渺小的,不文不名于生存的焦虑烦闷之内,微乎其微于文学的星云河汉之间,这个小我是伟大的,前呼后应于目击道存的人文巨流之中,龙飞凤舞于时空铸就的线形秩序之外,这个小我是化感的,游目骋怀于主客框架解构之时,设身处地于主义对垒的和合之际.我是谁是道,是文,是命,道文一体,物我交感,时运缘构,金石为开.

综上所述,我们对“立场方法关系”的追问,揭示了古代文学研究中立场方法的遮蔽与局限,剖析了立场方法本根一体且与人文命运息息相关的深层意蕴,“立场与方法的复合”阐发了补偏救弊的三个基本环节:原道道化会通,“立场方法与思想者”的关系聚精会神于化感通变中的那个我,即思想者或曰研究者,本根、本真、本命与思想之我的化感通变关系本身就是立场方法的命运交响曲.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努力只有一个目的,即突破20世纪社会学文学观、科学主义文学观和人学文学观的笼罩,化解主客二分、心物对立的认知论构架,在大道启蔽、缘域隐秀、命运诙诡的变奏中,探索与日月争辉的学术境界.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