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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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代文学家族往往起于寒族,他们在家族政治势力、经济实力下降时,依靠文学继续维持家族声誉.宋代文学家族的道德教育,使宋代文人立身处事多以气节为先、以礼仪为重；其文化教育注重图书积累和嗜学博学风气的培养,为宋代文学铺设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家族文学作品具有相似性和变异性,其相似性表现在对先人文风的接受和认同、文学价值判断时常引用家族先人为参照等；其变异性表现在自然禀性和后天经历(通过社会活动拓展自身文学能力)的差异,文学观念的自由开放也促进了家族文学的变异；不同家族文学中都表现出敬宗和亲情意识,敬宗主题通过对祖先功德的追忆和缅怀,增加家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但也潜伏了恐坠家声的忧患意识.

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制度,在宋生了一次重大转向,即由魏晋隋唐传统政治文化结构的门阀家族制度逐渐演变成为宋代以降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家族制度,奠定了近世家族组织的雏形,它对宋代社会及其文化产生了多元的影响.就家族本身而言,从此门第和阀阅不再是衡量一个宋代家族的基本标准,人们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地位不再成为世袭,这种变化促使宋人意识到：几乎每个家族都可以通过在某个领域自我奋斗或群体奋斗而成为新的世家大族.宋代不少声名显赫的新兴家族,就是在这种重新建立家族组织的尝试和努力中形成的.

从家族取得声名的主要社会活动领域来考察,宋代家族可分为政治家族、经济家族、军功家族、文化家族等不同类型.由于宋代的右文政策及其他因素,文化家族在宋代大量出现,且历时绵长,所谓“诗书传家久”.文化家族的次生态之一文学家族更是蔚为大观,惹人关注.宋章定即云：“在宋朝以文章名世、父子兄弟齐名者甚众.若三苏、三刘、三沈、三孔,则其彰彰尤著者也.”但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宋代家族的探讨多集中于家族的交游、仕宦、财产、婚姻等社会学层面上,很少将家族与文学联系起来考察.本文拟以宋代澶州晁氏、眉山苏氏等著名的文学家族为中心,初步对宋代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宋代文学家族及其特征

宋代文学家族指以文学显于宋代的家族.一个家族一代数人或者两代、三代以上均有能文学之名或以文学著称于世的成员,这个家族就可以称之为文学家族.初步考察宋代的文学家族,其数量之多、遍布之广、声誉之高,都是宋以前文学史、家族史比较少见的现象.宋朝一代数人俱有文名的家族不在少数,譬如：以“二宋”(宋庠、宋祁)知名的雍丘宋氏家族,以“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闻世的清江孔氏家族,以“四洪”(洪朋、洪炎、洪刍、洪羽)著称的南昌洪氏家族等；两代或三代以上享有文名的家族更多,如东莱吕氏(吕公著、吕本中、吕祖谦),澶州晁氏(晁迥、晁宗悫、晁说之、晁冲之、晁公武),眉山苏氏(苏洵、苏轼、苏辙、苏过)等家族.仅以数量而论,即已远超前代.这些家族除了文名远著的几个文人外,通常还有不少族人在当时也有能文之名而在后世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他们在家族史和文学史上仍然值得写上一笔.众多文学家族不仅创造了繁盛的家族文学,而且在宋代形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值得深思.

宋代文学家族的分布遍及南北各地,除上举诸家外,知名者甚多,如：

河南：开封苏氏(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洛阳尹氏(尹源、尹洙、尹焊)等；

河北：灵寿韩氏(又称桐木韩家,有韩亿、韩绛、韩维、韩缜、韩元吉、韩滤)等；

山东：章丘李氏(李格非、李清照)等；

四川：阆中陈氏(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华阳王氏(王琪、王硅),眉州唐氏(唐淹、唐庚、唐文若),丹棱李氏(李焘、李壁、李埴)等；

江苏：苏州吴县范氏(范仲淹、范纯仁、范正平),高邮秦氏(秦观、秦觏、秦觌、秦湛)等；

湖北：蕲春林氏(林敏功、林敏修)等；

湖南：道州周氏(周敦颐、周寿、周焘)等；

江西：临川晏氏(晏殊、晏几道),临川王氏(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秀),新喻刘氏(刘敞、刘、刘奉世),庐陵欧阳氏(欧阳修、欧阳发、欧阳),南丰曾氏(曾巩、曾布、曾肇、曾宰、曾季狸),分宁黄氏(黄庶、黄大临、黄庭坚、黄叔达),临川谢氏(谢逸、谢过),鄱阳洪氏(洪皓、洪遵、洪迈、洪适),婺源朱氏(朱松、朱槔、朱熹),庐陵刘氏(刘辰翁、刘将孙)等；

浙江：吴越钱氏(钱惟演、钱惟济、钱惟治、钱昆、钱易),富阳谢氏(谢涛、谢绛、谢景初、谢景温),衢州赵氏(赵湘、赵),金华杜氏(杜旗、杜旃、杜、杜、杜旖),金华俞氏(俞紫芝、俞澹),山阴陆氏(陆轸、陆佃、陆宰、陆游),鄞县史氏(史浩、史涓、史弥巩、史弥逊、史弥宁、史嵩之),龙泉孙氏(孙逢吉、孙逢年、孙逢辰),平阳林氏(林景怡、林景熙)等；

福建有：邵武严氏(严羽、严仁、严粲),莆田刘氏(刘夙、刘朔、刘克庄、刘克逊)等.

其分布地域并不均衡,但也带有一定规律,就是集中于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域,且以相当于今天的江西、浙江最多.这两个地域在宋代普遍有着民风尚文、藏书丰富、印刷业繁荣、学校和书院林立等文教背景,且分别是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发源地与活动中心,崇文之风非常兴盛.即使考虑到南北宋疆域的不同,而只以北宋即已兴起的文学家族为考察对象,我们上述的结论也大致可以成立.仅以书院为例,宋代书院遍及十八省区共711所,排在头两位的是江西224所、浙江156所,而且两省合计,已占了宋代书院总数的大半.当然,用书院数量来反映各地文化教育状况进而考察文学家族是否兴盛的方法并不能绝对化,如宋代湖南有书院70所,而湖南的文学家族并不兴盛.这里还要考虑到各方面的综合情况.

文学杰出之士对当地文学家族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旦某人以文学成功,由于地缘关系,它首先会在本地引起响应,乃至带动本地的崇文风气,推动本地文学家族的形成.如宋初四川眉州,风俗近古,“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眉州远景楼记》,《东坡全集》卷36),然至嘉二年苏洵与二子苏轼、苏辙赴京师,得欧阳修之荐,“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之文章遂擅天下”(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文忠集》卷34),“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曾巩《苏明允衷辞》,《元丰类稿》卷41),眉州子弟从此亦以文学为荣.南宋初期,甚至达到“士俗以诗书为耕,以笔砚为富,往往薄于农桑,窘索于衣食”(李石《眉州劝农文》,《方舟集》卷18)的地步.在这样的环境中,眉州文学家族自然会不断涌现,著名的如唐淹、唐庚、唐文若家族,王赏、王僻、王立言家族,李焘、李壁、李埴家族等.唐庚有“小东坡”之称,李焘父子三人“皆以文学知名,蜀人比之三苏”(《宋史》卷398《李壁》传),从他人对眉州文
学家族的评价,亦不难看出苏氏一门的垂范意义.眉州人为纪念苏轼的文学成就,还在当地建“起文堂”(取苏轼“能起三代之文”之意),成为眉州的一处名胜,乾道间太守晁公就曾在“起文堂”宴请乡试主考官,眉州人以这样的方式记住了苏轼及其文学.毋庸置疑,灿若繁星的江西文学家族,它们的兴起也和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等文豪的典范和影响作用是分不开的.

宋代文学家族不仅在地域分布上具有一定特点,在兴起的方式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宋代大多数家族在成为文学家族之前,往往是地位不高、声名不著的寒族,这与六朝门阀世族中的文学世家先有门第显赫后有文学辈出不同,而是家族中的一人或数人因文学猛然名闻天下,才使这个家族得以振兴.眉山苏氏一族就是以文学起家的最著名例子：苏洵之父苏序默默无闻而且文化水平不高,但三苏父子因文学而一日之间“隐然名动京师”.再如清江孔氏家族,三孔之父孔延之“幼孤,自感励.昼耕,读书垄上,夜燃松明继之,学艺大成”(曾巩《司封郎中孔君墓志铭》,《元丰类稿》卷42).当时的孔氏家族尚是耕读之家,等到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三人“皆以文声起江西,时号三孔”(《宋史》卷344《孔文仲传》)时,孔氏家族才显赫一时.又如刘敞自述新喻刘氏“自唐末更五代,颇假版仕州郡,而未尝有显者”(刘敞《先祖磨勘府君家传》,《公是集》卷51),直至刘敞、刘放兄弟以博学和文学创作闻名天下.还有澶州晁氏一族在晁迥之前也默然于世,宋初晁迥及其子晁宗悫以文学起家,晁氏一族才日渐发达：“晁氏自文元公以大手笔用于祥符、天禧间,方吾宋极盛时,封泰山、礼百神、歌颂德业、冶金伐石,极文章翰墨之用,汪洋,五世百余年,文献相望,以及建炎、绍兴.”(陆游《晁伯咎诗集序》,《渭南文集》卷14)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宋代,文学可以担负起振兴一个家族之作用.

一般而言,没有持久显要的政治地位,没有巨量的田产和雄厚的钱财,一个家族的生存和声名长久延续是不容易维系的,但宋代文学家族常在政治地位下降、经济实力不振时,依靠文学创作仍能使家族声名维持不坠.譬如晁氏一族到第六代补之、说之、冲之时,仕宦人数减少,官位也渐不显要,补之哀叹：“文元公起家,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等晁氏自文庄公秉政,勋业在王室,逮今六十余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晁氏家族在经济上也未能刻意经营,所以不算富裕,晁冲之有“田园虽不广”、晁补之有“居贫废文字,铣褥学苦耕”(《视田五首赠八弟无哞》其五,《鸡肋集》卷5)等诗句可以为证.南渡后晁公为官三十年,却自述“无田庐可归,为贫所驱,砣砣州县间,但知自治而已”(《为宰相小柬》之五,《嵩山集》卷29),其经济的窘迫可想而知.但晁氏家族依然声誉不坠！他们凭借的就是“斯文”,所谓“吾宗衰谢尚斯文”(晁公《石判官惠诗用韵为谢》,《嵩山集》卷12)；他们坚持以文学传家,正如晁公武所云“余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显者七世”(《郡斋读书志》原序).而后世也都认为晁氏家族的确是以文章维持了家族声誉：“晁氏自迥以来,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澶州晁氏为北宋文献之宗,自文元而后,不但巍科清秩,中外联翩,如景迂说之；深道咏之、叔用冲之、无咎补之、伯咎公迈、子止公武、子西公,各以气节文章名当世.”又如苏氏一族在政治迫害的高压之下居无定所,贬窜流离,而其文学创作不绝,家族声誉也因此保持不败.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在家族政治势力日趋衰微、经济能力并不富足之际,文学对维持家族声誉的巨大作用,这可以说是宋代文学家族的又一显著特征.

在崇文盛世的宋代,文学创作不仅是振兴和维护一个家族声誉的重要方式之一,而且也是一个家族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重要手段之一.科举考试以文学(如策论、诗赋)优劣为录用的重要标准,及第入仕后文学创作也同样是衡量一个人才干的重要标准,许多显要或清要之职都需要文学才华优异的人才担任,因此以文学起家或者作为文学世家,无疑比以军功、经济以及其他方式起家或传世的家族要惹人艳羡.正由于此,宋代的不少家族才在家族教育中强化文化特别是文学教育,使“文学之家”层出不穷.

二　宋代文学家族的教育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作为文化家族类型之一的宋代文学家族,当然十分重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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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家族的道德教育首重敬宗睦族、孝悌仁爱的家族礼法传承.缺少了六朝世族那样的世袭特权和制度保护,作为补偿,宋代家族比前代更加强调在血缘基础上,慎终追远,血亲相爱,使家族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战胜困难、长久生存下来.如苏轼去世后,其子迈、迨、过皆得苏辙精心照顾,而苏过亦每被苏辙“称其孝以训宗族”(晁说之《宋故通直郎眉山苏叔党墓志铭》,《景迂生集》卷20).澶州晁氏的晁迪、晁迥、晁遘兄弟三人,“皆中和孝弟,慈惠而爱人,用钟其庆,六世子孙,男女嫔妇至口五百”(晁补之《积善堂记》,《鸡肋集》卷31).晁迥之子晁宗悫“性敦厚,事父母孝,笃于故旧,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宋史》卷305《晁宗悫传》).晁公谔“少承家法,笃于孝友,尝到股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楼钥《司法晁君墓志铭》,《攻集》卷108).他们的忠厚、孝悌、友爱,几乎是化与心成的自然举动.敬宗睦族、孝悌仁爱是维护一个家族精诚团结的基础,没有它,家族很容易内讧而导致分崩离析.宋初与晁氏同以文称的西京石氏家族,就是一个反面例子.西京石氏中石熙载官至枢密使、尚书右仆射,子石中立官至参知政事.熙载孝悌有礼,奏补继母子熙导为官,然其死后从弟熙正与熙导交讼,熙正坐除名,熙导还本宗.石家很快衰败下去(《宋史》卷263《石熙载传》).

道德教育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教育后辈驭事以道、不阿时好,使家族成员注重自身的气节德操,这种教育使得宋代文人从整体上表现出良好的人格素质.苏轼、苏辙之母程夫人常引古人名节激励儿子,并说“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传家集》卷78),后苏氏兄弟同年登进土第,又同登贤良方正科,一生皆以切直公道为务.晁补之的母亲杨氏告诫他“毋为诡遇”卿,补之遂终生“不敢污以干时”(晁补之《释求志》,《鸡肋集》卷1).另外,像晁迥拒识天书之字(见朱卉《曲洧旧闻》卷1),晁端中“文辞雅,不追他睁,故累上乃中第”(晁补之《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铭》,《鸡肋集》卷68),晁说之中进士后不习三经新义,钻研古学,以致沉沦下僚,都体现出晁氏道德家法的延续性和力量.道德教育对文人
的心态、个性、风貌有最直截了当的影响.宋代文人总体上不像唐以前文人那样不护细行,那样非狂即狷,而普遍重视道德修养,注重个人立身大节,出处进退能够以气节为先,为人处世能够以礼仪为重,这固然与理学的兴盛和影响相关,但与宋代家族重视道德气节教育似乎有着更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在政治、经济地位无法长期确保的情况下,宋代不少家族认识到文化教育是保持一个家族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途径.宋代文学家族的文化教育主要包括图书积累和嗜学、博学风气的培养,以及对后代文学创作才能的发现植护等.拥有丰富的藏书,不仅能为子弟接受教育、饱读诗书提供优越的文化资源,还有益于培养家族中浓厚的文化气氛和读书意识,使家族成员易于在科第和文学上获得成功,从而保持一个家族的长盛不衰.据统计,宋代私人藏书万卷以上的超过二百家,可见此风之盛凹.如此众多的私人藏书,大都是家族成员世代累积而成的,不少藏书家族都是著名的文化或文学家族.一代文宗欧阳修“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欧阳修《六一居士传》,《丈忠集》卷44),其四子：发、奕、、辩皆秉承家学,各有建树.分宁黄氏,元吉(庭坚高祖)“买田聚书,长雄一县”(黄庭坚《叔父和叔墓碣》,《山谷集》卷24),中理(庭坚曾祖)更于樱桃洞、芝台两处修筑书馆,“聚书万卷,山中开两书堂以教子孙”(黄庭坚《叔父给事行状》,《山谷集》别集卷8),于是“一门兄弟(指庭坚祖父辈)共学于修水上芝台书院,道义相磨,才华竞爽,时人谓之十龙”(袁燮《秘阁修撰黄公行状》,《絮斋集》卷14).黄氏十龙不仅文采风流,且多登科第.赵州宋绶“家藏书万卷,皆手自校正”,“其文淳丽,尤善赋咏”,杨亿“自以为不及也”(曾巩《隆平集》卷7),其子敏求时藏书增至三万余卷,士大夫喜读书者,为便于借阅,多在春明坊附近赁屋以居,弄得春明坊当时房舍租费比他处常高一倍,敏求为文亦有法度,且父子前后继修国史及实录,为土大夫称羡.新喻刘氏墨庄也很知名,刘式死时惟留诗书数千卷,其妻陈氏指着这些藏书对诸子曰：“此汝父尝谓此为墨庄,今贻汝曹为植学之具.”(黄震《黄氏日抄》卷45)后其子刘敞、刘,其孙刘奉世皆以文学闻世.山阴陆氏在绍兴十三年诏求遗书时,一次就献陆宰藏书达一万三千余卷,而陆宰正是大诗人陆游之父.澶州晁氏更是著名的藏书世家,自晁迥起世代聚书,晁公武又得井度平生藏书,合晁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余卷,他还据此著成《郡斋读书志》一书.晁氏人物科举成功率较高,家族中人以文显名,是和拥有如此优越富足的文献资源分不开的,因此喻汝砺才感叹道：“其家世风流,人物之美,渊淳浚深,畜厚而发达.自王文献、李文正、毕文简、赵文定四三公,富有百氏九流之书,而晁氏尤富闳溢,所藏至二万卷.故其子孙蟀掌励志,错综而藻缋之,皆以文学显名当世.”凹苏辙《藏书室记》记载：“(苏洵)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栾城集》第3集卷10)这段话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宋人普遍重视图书积累的思想根由.

仅有丰厚的藏书还不够,文学家族成员们往往嗜学而且博学,如此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家族遂易养成优良的学习风气.如欧阳修“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其子欧阳发亦“少好学等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宋史》卷319《欧阳修传》、《欧阳发传》).新喻刘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刘放则“著书百卷,尤邃史学”(《宋史》卷319《刘敞传》、《刘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平生无所玩好,顾喜藏书至二万卷,仕四方,常与之俱,手自雠对,至老不倦”(曾肇《子固先生行状》,《曲阜集》卷3),其弟曾肇“自少力学,博览经传”(《宋史》卷319《曾肇传》).晁氏家族中,晁迥被真宗数称为“好学长者”,他博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宋史》卷305《晁迥传》),晁仲衍“为人端粹,唯嗜学,未尝一日去书,故博识,无不该贯”(王硅《等晁君墓志铭》,《华阳集》卷50),晁补之“于书,内外无所不观,下至于阴阳术数,皆研极其妙”,晁公武“少时贯穿群书,出入百氏,旁逮释老”(马端临《昭德晁公文集六十卷》,《文献通考》卷238),嗜学之风一脉相传.陆游的《诵书示子聿》,更是一幅家庭读书乐的传神小照：

乃翁诵书舍东偏,吾儿相和山之巅.翁老

且衰常早眠,儿声夜半方泠然.楚公(指陆

佃)著书数百编,少师(指陆宰)手校世世

传.我生七十有八年,见汝任此宁非天.(其

一)

父诵子和,家族生命与历史文化的生命在泠泠的读书声中融为一体,该是何等惬意之事,想来陆游《诵书示子聿》其二所云“父子共读忘朝饥,此生有尽志不移”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吧.

丰富的图书和嗜学博学的风习,使宋人的知识广度和深度远超唐人,新喻刘氏、眉山苏氏、澶州晁氏、东莱吕氏等都是以博通知名的大家族,它们以渊博的文化知识,为宋代文学积蓄了丰厚的文化内涵,也使宋代文人思想融通,眼界开阔,不固执于一家一说,在仕途顺利时能够积极进取,遇到人生挫折时能够豁达放旷,不以个人的穷通得失为怀.宋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旷达超然之风,与此不无关系.

宋代文学家族教育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对后辈的文学才能,有意甚至是不遗余力地赞赏、呵护与培养.譬如清江三孔之父孔延之“工于为文,诸子皆自教以学”(曾巩《司封郎中孔君墓志铭》).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周《清波杂志》卷7).分宁黄氏不仅以儒学、气节传家,还重文学传承,尤重作诗,“凡诸父昆弟,相与题咏赓唱.”(黄庭坚《山谷集》之《山谷年谱》卷1)晁补之幼从父端友学《诗》、《礼》,老来又教己子读书：“懒旷期陶谢,呼儿读《晋书》.”而端友酷爱诗歌,对后代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临终“病卧昭德坊,皆诗”(《晁君成墓志铭》,《山谷集》卷23),可以想像这种以生命书写的文学场景会给后辈留下何等强烈的刺激和影响.当后代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时,家族长辈往往欣然于怀,并为后代能保持家风而自豪.苏轼幼时,苏洵曾命他拟作欧阳修《谢宣诏赴学士院仍谢对衣金带及马表》,并喜之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赵德麟《侯鲭录》卷1)苏轼次子苏迨十六岁作《淮口遇风》诗,苏轼激动不已,称赞说：“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等风涛借笔力,势逐孤云扫.何如陶家儿,绕舍觅梨枣.君看押强韵,已胜郊与岛.”(《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东坡全集》卷15)文同之孙文骥系苏辙外
孙,苏辙亲教之,文骥诗有祖风,苏辙喜赋《外孙文九伏中入村晒麦》云：“外孙读书旧有功,五言七字传祖风.”苏轼第三子苏过随侍苏轼时间最长,文学成就也高于他的两位兄长,苏轼对他再三称道：“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苏过)作文极俊壮,有家法.”“过子诗似翁,我唱儿辄和.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苏轼对儿子创作才华的欣赏、对家有传人的喜悦和父子唱和的得意溢于言表.文学家族内部重视文学的意识和传统,对其成员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有引导和扶植作用.这是一些文学家族出现文学二代、三代甚至四、五代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由家族父兄亲自教学的方式,使血缘亲情的表达与文学创作的训练传承紧密结合起来,也使家族文学显示出一些相似性和传承性.

三家族视域下的宋代文学

家族文学,既包括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文学实绩和特色,又包括具体家族成员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它实际上是家族视域下的宋代文学的别样展现.那么,家族文学是如何通过传承与变异不断丰富和建构自身的家族意识是如何渗透进家族文学并通过它呈现出相对一致性的这都是家族文学研究中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不容回避.

首先来看家族文学内部的传承性与变异性.一般来说,由于一个家族内部文人生长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家风家法的大体一致,其文学作品应该有不少相同的质素,这些相同的质素,能够保持家族文学不失典型,使家族文学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家族的个性.如黄庭坚弟叔达的诗歌,既有“攻许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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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人们在讨论或评价家族某成员的文学风格和成就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家族先人“乃祖”或“乃父”等联系起来,譬如,人们评价苏轼之子苏过云：“翰墨文章能世其家.”(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入)“今观其诗文,具有家法.”田评苏辙之孙苏籀云：“籀以苏辙之孙,苏迟之子,、尚有此一集传世,为能不堕其家风等特其诗文雄快疏畅,以词华而论,终为尚有典型,固亦未可遽废焉.”它不仅显示出古人在文学价值观上倾向于认同能够继承祖先的文风,从而促进家族文学创作的继承性,而且这种评价家族文学的独特标准,也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与理论.

但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如果仅有传承,而没有创新、开拓或变异,那么这个家族的文学生命就不会绵延久远――因为文学是创造力的产物,缺少创造力,或创造力贫乏,就会导致文学肌体衰弱无力或者衰亡.因此不断的变异是家族文学维持生命活力的基本手段.家族文学内部的有些变异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家族中人虽然感情亲近、相互影响,但毕竟各自的经历、个性有所不同,文学创作当然也会千差万别.譬如《宋史苏辙传》云：“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轼与苏辙所受的教育相同,所生长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相似,一生经历也近似,而且俩人关系亲密,唱和不止,但是即便如此,俩人的文风、诗风以及文学成就都有很明显的差异.可见在文学创作上的确有父子兄弟不可相传、不可相强的一面,即便尽力的模仿或因袭,也无法保持“家法”的一成不变.

家族同辈的风格、成就不相同,隔代更是如此,譬如晁氏家族中补之五古奇奥,而公五古清浅,风格有着较大的反差,这一点除了两人个性不同之外,还有时代审美思潮变化的影响：从补之生活的北宋中后期到公生活的南宋前期,人们的诗歌品味逐渐由雄深雅健走向圆活流畅,而他们所代表的家族文学也与时俱进.因此一个绵延长久型家族的文学史,可以成为整个宋代文学史的缩影.

家族文学的变异更多是由家族成员主动向外开拓来完成的.一个家族并非一个封闭独立的社会单位,尤其是宋代,很少有世代聚居同炊的大族,大多数文学家族都是宦学四方、以核心家庭的形式活动,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受到家族外部环境和师友的影响日益显著.比如晁补之的七绝是其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体之一,风格中不仅有其父晁端友诗的温厚静深之长,亦兼得其师苏东坡诗的清雄恣肆.至于五古、七古,更接近于苏、黄之体.黄庭坚的诗歌虽得其父之长,但诗中丰富的人文意象、生新廉悍的艺术风貌,以及渊博的用典和奇险的押韵,更多源于成年宦游经历中的博览群书和广交师友.可以说,这种现象在宋代文学家族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家族成员通过社会活动拓展自身的文学能力,促进了家族文学的开放性和变异性,也使家族文学始终与当时的文坛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还有,与学术上的兼取并容相对应,宋代家族的文学创作及其观念,也不像六朝的某些世家大族那样有着共同的趋向田,而是表现出多彩的自由个性,有时甚至截然相反.相对宽泛自由的门第观念,使得家族成员并不认为太多的变异是有辱门风,这一观念促进了变异性的增长,使文学家族成员可以无所顾忌地转益多师、旁涉百家.同时,不少家族中的成员有的擅长诗,有的擅长文,有的擅长词,并不受限于某一家传文体的创作,使得家族文学丰富多彩.
家族文学内部的传承性和变异性,构成了多彩的、有个性的、发展的家族文学,而在家族视域里观照众多不同的家族文学,又会发现深浸着家族意识的一些共性.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家族文学中都有不少慕祖诗与勉子诗、亲友唱和诗和往来书信,以及大量描写日常家居生活的诗文,还有一些具有一定文学性的家法、族规、世范.这些家族文学作品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一种浓厚的家族意识――敬宗和亲情.譬如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就是这种观念意识的鲜明体现：人宋晁氏一脉至晁迥时始将晁氏光大,至晁迥长子宗悫时更将晁氏推向高峰,因此宋代晁氏族人对晁迥、晁宗悫这两位对本族发展至关重要的先祖念念不忘、敬颂备至：

我宗之牒,鼻祖澶渊.起国之初,大于文元.(晁补之《祭陕州二叔父文》,《鸡肋集》卷60)

至宋而后,文元公、文庄公父子,复以文学、政事位朝廷,晁氏始大,宗党至数百人.(《晁夫人墓志铭》,《鸡肋集》卷65)

不忘文元公之典刑,尚文庄公之硅璋.(晁说之《宋任城晁公墓表》,《景迂生集》卷19)

余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显者七世,故家多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原序》)应该说,尊崇祖先、称颂祖德是宗法制家族结构在意识形态中的必然表现,也是人类寻根溯源的普遍心理,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都屡屡称颂本族祖先中的著名人物,《文选》中“述德”类诗歌收录的就是谢灵运称述祖德之作.但与汉魏六朝世家大族动辄上溯前朝祖先,以显血脉的纯正久远不同,宋代文学家族大都是新兴之家,他们称颂最多的是本朝发迹的祖先以及家族杰出人物,这从宋代家谱的修撰中亦可知一二,据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统计,宋代家谱主要着力于高祖以下的记述,颇有重今轻古的倾向④.通过对本朝祖先功德切近清晰的复述和记忆,增强家族自豪感,号召、激励、团结族人,为光大本族共同奋斗.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给予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能将对祖先的认同和倾慕外化为富有正价值的具体社会行动和规范,即通常所说的“绍祖德”、“遵祖训”,这使得宋代文人在作品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对后辈“上以道世德,而下以勉汝曹”(晁说之《崇福集序》,《景迂生集》卷17),以此来保持家族的向心力.

但是祖先的功德对于后辈既是动力也是压力,一旦后人虽然克绍祖德、秉承家法,仍然未能达到祖先的成就或获得自己所期望的社会回报,往往就会表现出挫折感和焦灼感.当一个家族再也达不到祖先时代的辉煌,家族的文学创作中,伴随赞颂祖先出现的,还有深深的家族忧患意识和自伤情怀,仍以晁氏作品为例：

抑晁氏自文庄公秉政,勋业在王室,逮今六

十余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积善堂记》,《鸡肋集》卷31)

独步晁丞孙子到,谁怜憔悴众人中

掩卷忽不乐,扪心空浩叹.家声畏沦坠,世态属艰难.

崇怀意识越浓厚,挫折感也就越强烈,晁氏家族文学中的敬祖情怀以及与之并存的家族忧患意识,在其他宋代家族文学中也常常出现,成为家族文学的常见主题.

唐诗重情,宋诗重理,几乎已成定论,但是我们在宋代家族诗文及其他文学样式中却感受到十分浓厚的亲情,可以说,宋人不仅写亲情的题材多,而且脍炙人口之作也比比皆是,其质和量都超过了前代.“乐难得似新篇乐,亲莫亲如同祖亲”,这和宋人重视孝悌友爱的行径和观念是有紧密联系的.如王安石早年多得长兄安仁照顾,安仁亡后,王安石不仅有《宣州府君丧过金陵》一诗深赋悲情,还亲作《亡兄王常甫(安仁)墓志铭》感慨系之,被茅坤称为“令人读之而有余悲”(《唐宋八大家文钞》卷95).王安石与长妹文淑感情也很深厚,其《示长安君》以“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诗联,描叙了他与文淑久别重逢,相聚夜谈的情景,尤为亲切感人.黄庭坚事母至孝,与家人感情深笃.他早年写有《赣上食莲有感》一诗,以“莲实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之句开篇,借“莲”与“怜”谐音双关,从莲子、莲房、莲心的味道形状联想到家中的母爱、兄弟友爱及儿女之爱,曾季狸《艇斋诗话》云：“读之知其孝弟人也”,洵为善用比兴的佳篇.绍兴元年,黄庭坚被贬黔州时,哥哥黄大临(字元明)辛苦跋涉,“过一百八盘,涉四十渡”,一直护送他至贬所,且“淹留数月不忍别,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掩泪握手,为万里无相见期之别”(《书萍乡县厅壁》,《山谷集》卷20),手足之情,异常深厚.这使黄庭坚写兄弟之爱屡有感人之笔,如“急雪脊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和答元明黔南赠别》),“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宜阳别元明用筋宇韵》)之句,仿佛尽是蘸着眼泪写成.苏轼与苏辙更是兄弟之爱的典范,几十年间,他们互助互爱,以诗文往来传递情思,从未中断,据其诗文集粗略统计,二苏寄赠对方的作品均已超过百篇,且屡有“风雨对床”之约,实可称“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苏辙《祭亡兄端明文》,《栾城集》后集卷20).其他如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以“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写出,不事藻饰,而语语人情,只觉动人悲感,增人涕泪”；陈师道的《示三子》诗,“至情无文,却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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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文学创作更能彰显出一个家族的文化底蕴和创造性才华,我们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家族,其文学创作很难脱离家族的影响.敬祖和亲情,只是宋代家族文学重要而又明显的两种题材取向.家族文学还有更多的深层内涵可以挖掘和研究：譬如题材方面“随官是乡”的情怀与“狐死首丘”的望乡情思纽结并存,风格方面每个文学家族的具体特征以及众多家族文学之间的比较互证,还有家族文学研究与地域文学研究的关系,每个作家具体的创作个性、风格及其成因,都能从家族方面提供一个新的阐释角度.总之,对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作实际考察,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因素,来审视宋代文学的若干层面,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也必将深化对宋代家族文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