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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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众多的士人群体中,以深居禁中、对宸挥翰的翰林学士最引人瞩目.他们在唐五代政治社会上层停留时间长达二百余年之久,其所起的作用远非下层士人所能比拟.他们同时又都是工诗能文之士,社交面广,能量大,其对当时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因而选择这一群体作研究对象,探索其与唐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傅璇琮先生最近向学界推出的新著《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九篇系列论文考察翰林学士的性质职能、任职表现、生活状态、文学交往,以便从较广的角度探索唐代文人生活与创作；下编为唐玄、肃、代、德、顺、宪、穆、敬八朝七十多位翰林学士的传记,末附《唐翰林学士年表》一种,探索翰林学士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世态,从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该著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一个“新”字上,其一是写法新,“传”的部分虽有个案研究性质,却是以“考”作传,寓“论”于传,在探赜索隐、求真务实的史料考据中探寻真相,归纳结论,这就有别于以平面客观叙述为主的史传,而别具一格；其二是视角新,讨论的虽也是翰学问题,却未仅仅停留在翰林学士的制置沿革、职能作用等史学层面上,而将更大的篇幅,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史料的考实和对唐代士子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的探讨上,欲以此求事实,论人情,观世态,体现了深挚的人文关怀和宏阔的文化视野.

翻阅此书,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体现在通过严密的史料考辨,建立新颖透彻论断的特长.其从事翰学研究,最重视史料基础的坚实.现存的唐翰林学士史料,以两《唐书》最多,两书是研究唐代翰林学士最基本的文献,但错失之多,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旧唐书》纪传的晚唐部分错失尤多,《新唐书》之误则又不限于晚唐.对于这些错误,现在通行的两《唐书》中华书局整理本,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多未能指正,使用时若不加以辨析,便会出现偏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傅先生痛感此项工作的必要性,他研究唐代翰林学士,就从对上述错误的订正开始,近年发表的成果除本书外,另有数文,共指正两《唐书》记事错误百多人,近二百处,用心细过毫发.翰林学士传记中指正的错失更多,单《崔群传》一篇就发现两《唐书》的七处错误,一处重要异文,中华本均未出校.《旧唐书》有些错误甚至十分明显,如《旧唐书李NDB34传》载其昭宗朝以王铎推荐,再入为翰林学士,时铎镇滑州.而据《旧唐书僖宗纪》,王铎镇滑州,事在中和元年七月,中和四年被乐彦祯所害,时距昭宗即位还有四年,他怎么可能去向昭宗推荐李NDB34?又如《旧唐书宇文籍传》载宇文临事,仅“大中初登进士第”一句,但仅此一句即误,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宇文临大中元年已是翰林学士,官拜礼部员外郎,他怎么可能大中初才登进士第?再如蒋伸,关于他的罢相年月,《旧唐书懿宗纪》竟有两处不同的记载,一云咸通二年九月罢,一云咸通十年正月罢.据《新表》,蒋伸咸通三年正月出为河中节度使,后再未入相,其书抵触舛误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新唐书》错误也不少,如《韦表微传》谓表微为翰林学士时,曾推荐韦处厚、路随为学士,而据有关记载,韦、路二人早在宪宗元和十五年二月就已入院,韦表微反倒在两年后的穆宗长庆二年二月才入院,他怎么可能去推荐韦、路?上述错误,著者多采用他校法解决,其中不乏成功的范例.如《旧唐书》卷一四九说沈传师大和元年卒,而《旧唐书文宗纪》则记其大和九年卒,究竟以何说为是?著者据杜牧《行状》、权璩《墓志》考知,沈氏大和元至九年一直在世,历镇江西、宣歙等地,九年方卒,《旧传》“元”当为“九”之讹.书中象这样令人信服的校考还有很多.这些考证不仅可订两《唐书》翰学史料记载之误,而且它们作为误例,对今后中华书局更加全面科学地整理两《唐书》,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征引材料强调信实,引用史料重视鉴辨,是傅先生文史考据最为鲜明的特色.与此相关,其在史料选择上的显著特点是重视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时人文集、石刻、缙绅录要比后出的史书可靠,亲友诗文的记载有时反较正史为可信.以这样的方法和眼光开展研究,常能得出异于时流的新结论.如新旧《唐书》谓元和三年三月皇甫NCA4E、王涯对策指陈时政,得罪权幸李吉甫等,故被贬,后人多相信这一记载.傅先生则提出异议,书中不止一次指出,据现存皇甫NCA4E对策,他对当时宰相是颇为肯定的.实际上皇甫NCA4E等人所刺的权幸是当时的宦官,而不是李吉甫等执政者,并举李翱碑铭、白居易上疏为证,颇有说服力.

傅著的唐翰林学士传作为内容完整、形式独立的唐代士人传记,它完全可以上继两《唐书文苑传》而毫无愧色,而眼光之独到,结论之确当,求实创新意味之浓厚,更非两《唐书》可比,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学术的高品位.

上面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本书“传”的部分,至于“论”部分的学术贡献,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细致的考辨,纠正了以往翰学研究上的一些误点,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结论.如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职权大小、荣誉高下的问题.学界一般都认为是后者高于前者,傅先生则以为各个时期的情况不一,应当历史地看待.从窦华、常衮、杨炎等人的情况来看,玄、肃、代宗朝的很多重要诏命都是由中书舍人起草的,可见至少在中唐前期,中书舍人的权力是不低于翰林学士的,直到宪宗朝,其权力始重,声望始高.过去研究者往往视翰林学士为入相的阶梯,实际也不全是这样.唐朝由翰林学士直升为宰相的是少数,多数人离院后改任他官,后因为种种原因而拜相,其间翰林学士与宰相没有必然联系.从吕向、裴士淹、姜公辅、陆贽等人的资料看,翰林学士平时虽以掌内制,献谋议为主,但也奉旨撰写碑铭,出巡外地,草拟制策,完成各式各样的其它任务,可见其工作任务具有临时性和多重性,这些情况史册很少有载,现代也很少有人论及.

再如所谓“内相”之说,影响极大,信者颇多,然而仔细看来却并非如此.以陆贽为例,在任命大臣将帅等重大事务的决定上,他所起的作用就远不及宰相大,其实权也远不如宰相、宦官.实际上,唐代很多翰林学士的入院出院,反倒是取决于宰相、宦官,与这些权势人物人际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翰林学士的去留与升降.举例来说,以王叔文之权重,尚被宦官俱文珍等设法移至外廷,免去学士之职.由此看来,宦官权力实远高于翰林学士,翰林学士顶多起到高级参谋的作用.而所谓高级参谋,也是伴君如伴虎,其进退祸福,常常系于皇帝之一言.这种情况也说明,翰林学士虽然号称群体,实际上却并没有今人所想象的那种雄厚的政治实力和强大的政治能量,他们毕竟只是“天子之私人”,势力孤单,其个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基础.虽然某些时候能对皇帝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带有普遍性.他们在院内供职,还常常处于两难的困境：态度过于积极,如陆贽等,虽于国家有利,但最终却惹祸甚至葬身；态度过于消极,又被指为畏惧自全,无所建树.而顾少连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他在翰林学士院内任职的时间长达八年,素以周密谨慎称.但一出院,态度即大变于前.一次,在田镐宅会宴,遇到奸臣裴延龄,竟欲效仿忠臣段秀实,挺笏以击奸贼,以直声闻于天下.可见居翰林学士一职对于士人的压抑之大,翰林学士在职期间的心态,因此而尤为值得注意.

二是纠正了以前人们在某些文学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如白居易作新乐府的原因,学界一般都是从文学创作观念出发,解释为以文学创作来反映民生疾苦,而未考虑到现实因素.傅著则提出,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其实是白氏翰林学士的政治身份,他是从这一身份和“献谋议,纳谏诤”的职能出发,立意于“时闻得至尊”,将新乐府的创作看成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正因为这样,他在离职后,因所任新职没有这项政治职能,仕宦的处境变化了,即辍笔不写.再如李白是否担任过翰林学士的问题,论述也极为精彩.指出李白在宫中担任的是翰林供奉而非翰林学士,二者有着本质区别,学界不谙此制,往往混二事为一事.翰林供奉不过是翰林待诏的异称,翰林学士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开元二十六年翰林学士院成立以后,供奉皆居别院待诏,未预学士之列,有翰林之名而未就学士之职,也无学士头衔,其名望职位都有别于承密诏草制诰的学士.还特别提醒人们：依唐制,凡言翰林学士者,都是职而不是官,因为他们都是,必须带有正式官衔才能入院,享受相关待遇,李白没有这些,他不过是一位“皇帝侍文”.书中还据一手史料订正了某些记载的失实.如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是因为遭到张洎的谗害才被迫离开京城的.傅著则考实,天宝头几年李白在翰林院时,张洎还未为翰林学士,根本不可能去嫉妒陷害他.又,今人叙述晚唐诗人杜荀鹤的生平事迹,都采用唐宋笔记的说法,谓其天元年附朱全忠为翰林学士.傅先生则指出,荀鹤天复三年已至大梁,天元年重病而卒,一直未到洛阳,不可能到翰林学士院内赴职.

三是对唐代翰林学士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深入解剖,对文人仕宦心态和升沉际遇做了深度探析.德宗朝翰林学士传指出,陆贽、吴通玄、吴通微、窦参等翰林学士都曾深受德宗信任,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都为德宗所不喜,贬死不返,下场凄惨.贞元后期的翰林学士如韦绶、顾少连、卫次公等人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个个谨小慎微,忧谗畏讥,表现消极,升迁缓慢,令人失望.由此引导读者思考：究竟该如何实事求是地探求唐代知识分子参预高层政治?在这种参预中,他们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最终又能为自己争得什么?采用这种引导方式,书中还附带提出了不少富有探索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新课题,如长庆制体演变与中唐诗新的关系,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的职能分工及其历史变化,唐宋明清翰林学士职权范围的变化及参预政治情况的变迁,穆宗即位之初为什么提拔了那么多的著名文人.类似问题的提出,将人们的思维引向深入,也增强了此书内容的宽广度和思维的延伸度.

此书的精彩之处,还体现在对文人仕宦心态处境的深度关注上.以其中的白居易研究为例,其分析就极富启发性.书中指出,白居易任职前后的心情变化历经了三个阶段：入院前期,因荣任翰林学士而感到机遇难得,情绪高昂,态度积极,歌功颂德；随后因政事变动,经常受到宦官阻抑,心情逐渐冷漠.夜晚在院中值班,心情落寞,渴望摆脱清禁生活的拘束,向往自由；出院之后贬谪江州,则一变为对翰林学士地位境遇的冷静思考.五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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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充分强调史学根底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从白居易研究的一个误点谈起》谈及,有学者以为白居易任左拾遗时触怒了皇帝,不愿擢拔他,遂离开近臣行列,出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丢掉了直接参预朝政的机会,实则他一直在翰林学士院内供职,左拾遗和户曹参军不过是其学士任内迁转的职事官,这些官职的迁转与诗人的政治任遇无关,虽官为拾遗、参军,“第用其班次耳”.

总之,本书凝聚了著者很高的学术智慧,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内容和写法上也特色鲜明：书中既有综合的考论,也有专门的传记；既纠正了某些成说的错误,也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新说；既重视个案研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又常常跳出个别人物和事实,将视野扩大到士人群体,将结论提升到整体层面,并且特别关注当时的文化环境和文学氛围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富有深刻的历史感和宏阔的学术宽度,是著者继《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后开展断代文学“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成功实践.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

与社会文化省级重点研究基地］

责任编辑：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