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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它冲击着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纷纷以各自独特的经验和对策给予不同的态度和反应.在全球化的普遍性话语中,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充满着前景忧虑和赶超期待.他们希望检视和厘清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状况,他们渴盼凭藉大学教育弘扬和延续中国文学的教育传统,从而建立完善的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基于这一现代性的转型语境,《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2007年《文学评论》编委会暨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状况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4月14日至15日在长沙隆重举行.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广泛借鉴文化批评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采用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宏观扫视和个案解析相融汇的技术线路,在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众多学科知识领域,立足于中国文学研究和大学教育的历史和现实,围绕着“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状况”、“大学教育和文学教育”两大主题,勾勒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状况,探究文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内在关联,从各个角度展开了广泛、具体而深入的探讨.
大会开幕式由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在开幕式上,党圣元转达了因事未能出席会议的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及其他未能出席会议的领导对与会代表学者的问候与感谢.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委在致辞中希望湖南学者与全国学者一道,面临挑战,勇于探索,相互切磋和交流,加深对中国文学研究知识状况的认识.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指出梳理、反思和检讨知识,科研院所和大学机构责无旁贷,并对莅临本次研讨会的嘉宾表示诚挚的问候和热烈的欢迎.胡明(《文学评论》)代表与会人员感谢湖南师范大学所做的精心安排,并就本次会议主题进行了简要介绍,希望与会代表通过这次讨论,清理文学知识状况,推动文学知识更新,拓展中国文学研究的崭新领域.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和成绩,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理应开创新的格局和拓展新的领域,这是与会学者几乎一致的追求和愿景.张炯(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应该具有全球意识和历史使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利用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科学方法,紧密追踪当代文学实践的最新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开展更有宽泛视域和思想艺术透视力的文学批评,开辟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在提交的《“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之我见》的大会报告中,梳理了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来“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两个发展阶段,认为新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研究虽需要延续多元化和多样性,但更要实现某种超越,这就需要文学研究者形成一种新的、综合的研究视野或方法论,让“内部”穿越“外部”,“外部”穿越“内部”,力求艺术文本和历史文化互动和互构,建立一种“双向拓展”、具有包容性、关注文学整体的“文化诗学”.胡明认为知识视野、知识话语、知识质性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话语,没有知识性就没有科学性.他在详尽考察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孔子杀害少正卯之“判词”到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考辨与设计、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思潮、文学思潮、美学思潮的兴起与传播,力图构建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和学术框架.董乃斌(上海大学)指出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呈现多元态势,一是先贤遗作的发掘、多种旧著的重印,二是各类大部头新著的纷纷问世,三是更具学术个性、创新色彩的个人独著或二三人合作的文学史如通史、断代史、接受史、专题史的数量众多,进而提倡材料、观念、视角和方法的更新,认为文学史学在新的世纪大有前途,期望同人从事“非史之史”(即具有文学史性质而不以文学史命名)的专题研究.张文初(湖南师范大学)立足于诗艺与诗学的转型层面,就“断裂”这一现作中的重大现象、深刻变化给予了观照,认为“前写作的作者”死亡了,但是“当下的作者”没死,要求着眼于“断裂”,用“当下”与“观照”的区别解读现作,从而更合理地解释“去经典化”等现象,坚信现作虽然成了当下破碎性经验的自发性呈现,作品不可能成为经典,但文学还会存在,作者不会消亡.
必须指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日趋边缘化已为不争事实,文学在当下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在知识谱系里所呈现的位置就足以佐证.因此,目前中国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让文学从边缘进入中心,而是需要明了当今时代中国文学研究自身所面临的和需了解的知识状况.王宁(清华大学)指出后现代时代已经来临,理论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理论并没有死亡,中国文学研究应置身于后理论时代,从全球化、海外华文写作、文学人类学研究和文化书写、汉语的全球性普及、汉语的翻译转向、世界文学经典的重读、生态文学的研究、文学与文学批评向图像批评的转变等八个领域,充分意识到知识的有效性,认为知识应该而且能够转化为信息、财富和权利,否则知识就是无效的.后理论时代所谓的全球化,并不就是西化、美国化,中国文学研究应抓住机遇,消解中心与边缘的传统界限,进行重组,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认为文学研究具有意识形态性,文学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本身,也需要关注当下各种社会思潮的演变,继而以七种主要思潮和五种主要矛盾,勾勒中国文学研究需要关注的前沿思想动态和知识分化状况.孙文宪(华中师范大学)以文化批评为视角,认为文化批评能够给文学理论研究不断生成新的“问题意识”,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进而指出当下文学研究发生的变化,不是方法的变化和术语的转换,而是知识的变化,这就要求将文学理论研究置于新的知识系统之中,更新固有的文学知识,关注文本的生产机制,在新的知识语境或结构中思考文学问题.赵炎秋(湖南师范大学)引经据典,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在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知识体系中,探究王国维叙事思想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于叙事文学发展的建设性意义.
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非始于文学观念本身的因素,而是引进西方学术制度与分类模式的结果,进而才能成为知识谱系中的一个独立的门户与重要的领域.因此,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源于西方,其话语和理论似乎只能在异域的概念框架中才能获得自我表述.立足于新的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能否拥有自身的主体性、工作的价值和适当的位置,则有赖于中国文学研究者能否对于学科自身的性质特点、建构原则、研究模式及知识状况的充分了解和彻底反思.我们知道,文学理论学科的定位一直处于暧昧或漂移的境况,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即从定位困境中为文学理论的突围指明了三条出路.一是坚持反思的立场,对文学理论研究进行研究；二是坚持跨学科的视野,研究文学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结合部；三是研究文学观念本身.唯有如此,方能走出纯粹理论架构的歧途,寻找文学理论学科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章辉(四川外国语学院)以文学理论学科当下几本文艺学教材为个案,探讨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理论批评化两种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关系,希冀新视角、新视域的引进,有助于文学理论学科研究范式弊端的清理.莫砺锋(南京大学)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有各类文体,但了解其特征的研究生却不多.他们注意新的方法、新的理论的运用,却忽略中国文学基本常识.即使运用新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而基本功受到遮蔽和忽视的缘由,恰好源
于学生对新的理论趋之若鹜,源于高校、刊物管理体制的制约和文、理学科学术规范在量化层面的通用,源于对域外汉学家盲目的过高评价.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基本功.在对待西方汉学家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度上,邓绍基(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唐诗通感”研究为例给予了回应,认为在新方法爆炸的时代,对于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一要引进,二要鉴别,三要发展,而发展更重要.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则从古代史观和现代史观的讨论中,提出古今文学、中西文学接轨的方式与方法问题,认为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文学史观,二要建立一种新的比较分析方法,三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话语体系.朱寿桐(暨南大学)继而指出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对文学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严重影响了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性建构,特别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从而呼吁明确区分和鉴定学术研究、文学批评两个概念.因为两者之间分野的注重,有助于文学研究规范性建设的加强,有利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文章化”势头的遏制,有助于中国文学研究门槛的提高.张福贵(吉林大学)认为知识的梳理是为了学科的成熟,知识的梳理首先得从概念的反思开始,指出已经法理化的中国现代文学,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而是一个思想史、政治史的评价,限定了现代文学的选择范围,构成了对文学现象的忽略,造成了文学史的单一性.其实,现代文学本身应该是宽容、丰富而没有边界的,因为现代是一个当下概念,可以无限延伸.既然政治性是文学的本性,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完全可以借鉴古代文学按朝代划分的方法,把1949年前的文学称为中华民国文学,1949年以后的文学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这样命名更符合当下的政治逻辑.一个政治的时代,往往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文学组织、作家身份、内部构成、发生机制、作品风格等已在现当代都有明确的区别和分隔,在新的世纪不能再把两种文学当作一种文学混为一谈了.赵树勤(湖南师范大学)指出理论资源接受的单一视域和碎片拼贴、批评对象选择的狭隘视野以及对于女性经验文本的偏爱、批评方法运用的单维向度与形式批评的忽视,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领域的“单向性”误区,而新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正出现了三种新的走向,一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重新审视,二是研究视野的转换和拓展,三是女性主义研究的学科化趋向,并深信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将健康而均衡地发展.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固然需对研究对象的深入了解和既有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要明白自己从事该项研究需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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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能力和知识,这样才能和研究对象形成对话,才能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或补充,或发挥,或颠覆,或超越.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文学知识反映学者的个人能力,文学知识在任何时代也都要有所更新.在知识不断更新的当代,如何保持知识体系的更新、鲜活与完整,是中国文学研究工作亟需解开的困惑.曾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题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知识与能力问题》的发言中,认为知识的全面掌握,理应通过温故知新的途径.即使接受新理论,也应温习传统的文学知识,如西方文艺理论、马列文论、古代文论、中国五四以来的文艺理论等.在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过程中,也应注意培养自己的文艺理论修养、文学史的知识、美感和艺术感、理论语言的功力.王兆鹏(武汉大学)结合自己利用计算机对宋代文人生活予以定量分析而发现了许多新问题的切身体验,提倡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中国文学的定量分析,认为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具有印证、颠覆、修正结论的作用,对于文学研究非常必要.利用计算机进行定量分析虽会受到使用者知识结构的限制,但这种学科渗透、交融的研究方法,必将打破中国文学研究的局限,从而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前景.全球知识在爆炸性增长,信息公路在高速化发展,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快捷高效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因素,吴承学(中山大学)对此充满着警醒意识.他疾呼警惕高科技时代“数据库体”论文的泛滥现象,指出论文写作过分利用快捷的网络信息和依赖计算机系统的检索,必将产生缺少个性、缺失创造性、缺乏文本细读与审美情趣的论文写作风气,因为文学研究需要创造,学术个性很重要,审美能力很关键.因此,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进行文学研究,也要认识到它可能带来的毛病.只有适度而不是滥用数据库,只有把最现代的技术、方法与最传统的治学功底结合起来,中国文学研究才能取得较大成就.李生龙(湖南师范大学)以古代天文学与文论、创作关系为例,揭示了古代天文学知识,如宇宙起源论、宇宙构成论、宇宙规律论和时空观等对文论和创作的影响,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知识水平,不同的文人也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从事文学研究必须了解当时作家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才能深入解读其时的文论和创作.蒋振华(湖南师范大学)则从中国道教文学研究的学科知识要求出发,认为要解开道教文学的相关奥秘、本质与规律,应该具备道学、玄学、现代自然科学、语言学以及音乐学等学科门类的知识素养.从历史实践的角度看,文学研究领域和边界的不断拓展,文学知识的不断生成和更新,总是受到特殊历史条件、语境的制约或鼓励.张荣翼(武汉大学)认为文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存亡取舍,决定于行政权力、区域知识、技术权力和地位权力等四种因素.成松柳(长沙理工大学)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有着独特的知识体系,而这一知识体系的构建,得力于古代文学生成演变过程中各种观念与思潮的相互消长、对立和融合.但是,构成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之一的文学知识的最主要来源则是大学.现代中国的大学学科模式和课程设计虽在形式上模仿西制,但其教学内容和知识体系仍未脱离文学知识的传授.中国的新式教育始于1862年的同文馆,而设立该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学.但文学正式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门独立学科,则始于1906年京师大学堂经学科与文学科的分立.而在1903年,张之洞即在由他主持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刻意将文学立科.由此可见,一开始起步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即离不开文学教育.时过境迁,全球化语境之中的当下中国大学教育,对于文学知识的传授和教育多少有一些漠视和忽略.因此,与会专家针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高校文学专业的设置、文学审美能力的培养和后现代语境对于大学文学教育的挑战等现实难题,结合各自的教育实践、思考和经历提出了富有见地的措施和方略.蒋述卓(暨南大学)结合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和高校教学对象的实际,指出大学语文课程在高等教育中遭遇边缘化,但中国文学知识的传授必须贯穿于高等教育的过程,突出系统的文学史教育,突出文学的审美性、思想性与学术性,既从各个层面向海外学子彰显中国文化,又借媒体平台向社会普及文学知识.王泉根(北京师范大学)意识到国家教育部两套学科专业设置系统对于今日大学文学教育的影响,条分缕析地探讨了高校文学学科教学、研究尴尬处境的缘由,在于学科管理制度压缩了今日大学文学教育的空间.其实,大学中文系应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高等院校也是古代文学教育的基地,承担着中国文化传承和传播的责任.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在描述大学古代文学教学强调理论创新、理论框架而忽视文本细读等症结性弊端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首在教育学生阅读作品而感受中国语言的优美,期望高校领导、教师、图书馆管理人员加强对学生阅读的辅导,建议图书馆尽量购置用于阅读的和研究的两类书籍.通过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性质的确认和明了.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结合国家重大项目的研究经验,认为当代社会的古代文学教育呈现出实践客体、教育空间、传播媒介的多元性风貌,而这缘于古代文学教育本体具有知识、道德、情感、审美的广泛渗透性功能,指出古代文学教育在当代中国具有的重要地位.但后现代社会生成的时尚的、图像的、网络的、注重实利的生活方式,正在蚕食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领地,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大学文学教育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面临着严重挑战.面对这种状况,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热情,成为与会学者思考的焦点.陈国恩(武汉大学)认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本科生教育,不应是纯粹知识性的,应力求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的提高,应把课外指导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在人文知识和素质教育综合平台的搭建过程中,在后现代时尚化冲击与大学培养标准的平衡过程中,学术立场、精神价值、育人目标的坚守,就显得相当重要.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出于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状况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命运乃至职业本身的关切,详尽考察了本学科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失衡现象,通过对“大文”与“大理”的失衡、招生数量与培养质量的失衡、师生比例或办学条件的失衡、学位授权点与学科发展地域布局的失衡、中文学科内部的失衡的一一数落,期望加强和发展文科研究生教育的正确选择与决策.
在闭幕式上,党圣元指出本次会议是一次极具指导意义的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提出了大量值得深思的问题,虽然研讨会拉下了帷幕,但学术的争鸣与反思没有止境.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将为今后的中国文学研究和教育提供无尽的启示.
研讨会期间,《文学评论》编辑部还召开了2007年度编委会会议.
(湖南师范大学岳凯华刘瑞华刘雪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