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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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6-29日在中国北京烟湖国际康体俱乐部举行.在与会代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大家的努力,研讨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开得相当成功.出席这次大会的海内外学者共60余人,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瑞士、新西兰和中国大陆等地.大会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会议时间虽短,但经过与会代表广泛热烈的讨论,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在文学已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时,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是十分必要的.20世纪是激烈动荡的100年,要理解这100年,我们不能不借助于一系列主题词,诸如:革命、现代(化)、传统、科学、理性、西学等等,而革命则是其中最核心的主题词.革命意味着政治文化的巨大变革和转型,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文学无论就其观念还是创作而言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样一个时期也许不是在创作上达到高峰的时期,但是一定是文学思想理论观念最为活跃的时期.就其变化的剧烈而言也许能比得上政治稳定思想平庸的一千年,因而它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在经过了100年后,我们已经可以把它作为历史加以关照.就有了一种平心静气的学习的态度,将避免狂热的盲从和愤青的双重缺陷,从而取得更高的学术成果.我们必须承担起总结这一段历史的责任,对它作出认真的研究和总结.本次大会学术气氛甚浓,进行大会发言的共有40余人,他们围绕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这个主题,按照六个分论题进行了深入集中的探讨和挖掘,作了精彩发言,讨论非常热烈.

由于“革命”已经成为历史,隔着一段时间的距离,从理论上对之进行反思和总结是可能且必要的.在第一场以“革命、文学、革命文学”为主题的发言中,各位教授从文学理论、美学、意识形态、现代性等各个角度对这个主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他们的发言主要集中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对中国革命的内涵的界定以及革命话语、革命叙事的在历史中的演变过程.李怡教授关注不同时期“革命”概念的内涵,提出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最重要的起点应当是划清“革命”之于政治和革命之于文化的不同含义,同时,还应当看到,从晚清到当代中国,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甚深的“革命”也包括了多重不同的意义指向.张清民教授则聚焦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在革命历史中曾经影响甚大的概念,认为这是一个体现权力话语特征的文学概念,在文学话语领域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一系列的概念增补性质,其增补过程表现为话语权力解释、争夺的过程.在增补过程中,使用这一概念的左翼文学家通过话语控制原则,成功地排斥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概念,再加上政治权力的介入,它最终成为权力话语的一个范畴,其作用主要是体现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不再是履行文学或审美的功能.朱水涌和叶世祥两位教授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们分别考察了革命意识形态与文学中的英雄描写和当代审美主义话语的关系.王鸿生从叙事学角度探讨革命故事的讲法,提出了革命叙事中存在的一系列紧张关系,比如:革命的目的和革命文学的极权文体的紧张、生活的散文和理想的诗的紧张等等.吴兴明则颇有地发表了对革命文学当中“崇高”的体验和反思.曹卫东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阐释了革命与现代性的关联,以及西方学术界对于法国革命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刘俐俐通过生动的例证论述了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当代读法问题.

妇女解放是中国革命所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随着女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革命之于女性解放的意义及其局限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它也获得了本次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在“革命-文学-身体”这个主题发言中,各位代表表述了他们对女性、身体与革命的关系的思考.来自澳大利亚的Roberts博士详细探讨了“”时期八大样板戏中的女英雄形象,她把这些非常时期的女主角置于中国传统女英雄形象的源流中加以比较和梳理,通过详尽的个案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她们既从属于中国传统对理想女性的界定,又在某种程度上对之形成了挑战.瑞士的Vuilleumier博士则通过考察中国现代诗歌中对身体的描写,展现出身体的撕裂、变形及其与灵魂和革命的关系,揭示新诗如何从抒情走向革命的转变过程,以及如何传达出语言、主体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革命美学.LiLiPeters博士通过对张天翼小说《移行》的分析,说明了作家对革命意义的创造所表现出的矛盾性:男主角似乎只能在对女性身体的意义的否定中找到他们的主体性,而革命作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创作小说,来抵消他们对现实境况的绝望.杨联芬教授则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通过分析表现女性在社会与性别“解放”过程中的处境和体验的文学作品,对大革命中的性别关系及女性体验进行细致的阐释和理论的论证.


随着“告别革命”的口号的提出,有学者提出了当今中国已经进入“后革命时代”的论断.无论用何种表述,都表明了革命已成为历史、成为人们的记忆和表述的对象这个事实.在这种语境下,红色经典的重新兴起和改编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对这种现象的考察也是透视有关“革命”的历史、话语和作品在当下的境遇的一个重要角度.在“红色经典后革命”这个主题发言中,各位教授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到市场化时代对革命的追想与质询再到红色经典与现代意识的思考,让我们在当今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红色经典,革命后和后革命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陶东风首先界定了“革命”与“后革命”时期这两个核心概念,进而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革命书写”分为三个阶段,即新启蒙语境中的修复式书写、新历史小说中的解构式书写以及消费主义语境中的戏谑式书写,从后革命时代“革命书写”的变迁中解读其社会历史内涵以及革命叙事与现代性的关系.范玉刚关注的是红色经典的改编与文化权力的运作.张志忠则选择了市场化对革命的消解和冲击,从革命情怀、性别问题、红色经典、大众文化等各个角度探讨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对革命的追想与质询.赵勇着眼于当下的一个媒体事件,探讨了红色经典在当下消费热潮中遭遇亚文化改编的境遇,以及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交锋和收编关系.这一组主题发言集中深化了“告别革命”的时代中革命经典的境遇,以及这种境遇显现出来的社会政治意义.

“十七年文学”曾经由于其与政治的密切关联获得了极高的推崇,在新时期又被贬得很低.随着时局的变迁,对它的评价成为文学史中的重要话题.在“十七年文学样板戏文学”的主题讨论单元,各位学者对革命叙述、战争叙述、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古典主义经典等进行了历史性反思,并对其带来的影响做了深入探讨.他们一致认为不能对十七年文学采取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态度.何永康指出,要充分认识到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不可以把文学现象还原为简单的概念.他对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叙事把革命文学逐出文学史的做法表示了自己的质疑.董之林的发言以赵树理小说为例,对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元叙述进行了质疑,并在当代后现代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市场的语境中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做出了反思.席扬关注的是抗战小说叙事中的“战争”描写,从“革命”视野中的战争和战争视野中的“革命”两个视点考察此类作品,认为前者突出了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后者则表现出文学对战争的想象在获得正当性之后得到的释放.杨春时对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样板戏从各个角度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总结和概括,阐明了样板戏政治理性的艺术特征及其历史意义.孙先科的论文以“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作为分析对象,以他们的“成长”作为切入点,来透视他们的“成长”过程――“成长”的神圣化向度、特质,被抑制的“个人”潜意识的存在方式和零散化的文学形态,以及围绕这种“成长”所选择的想象与修辞方式.这一主题从战争描写、样板戏以及知识分子形象等各个角度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研究,表现出了研究的具体深入和更加新颖的视角,展现出对这一段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历史反思和评价.

革命与现代性想象和民族性的建构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现代性民族性革命”这个主题发言中,各位教授从不同角度将革命现代性对文学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将独到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与我们分享讨论.陈国恩从分析革命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出发,说明了左翼文学的产生与得失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从而为思考文学与社会和人生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谢有顺探讨了革命文学中的激进主义,王烨将上世纪20年代的革命小说分为四种叙事模式,即反抗叙事、成长叙事、焦虑叙事、英雄传奇叙事,并分析了它们各自的逻辑形态及其表现出的上世纪20年代意识形态的想象方式.石凤珍考察了“民族形式”理论的来源、内涵及意义,刘金冬则梳理了延安文学大众化的缘起、方法、理论探讨和具体实践,试图以还原历史的方式探求文学的发展状态.祁志祥探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价值转向,分析了其中的变异以及这种变异对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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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形态的影响,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可以按照五四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五四文学的回归与超越这个“之”字形去重新认识.

本次主题发言的最后一场为“个案研究和阐释”,各位教授从电影、戏剧、思潮等各个方面深化了本次会议的主题.崔卫平以姜文电影的革命意识形态为题,认为导演姜文在电影中与革命时期的主流话语分享着同一个想象性的逻辑,脱离现实,导致其影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想象性地、悬置在半空中的状态.其叙事模式也是专断的.刘瑞弘考察的是“九一八”戏剧的发生及意义,吴泽泉则探讨晚清“小说界革命”对文学民族性的发现.他们的发言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盲点和空白.

综观本次会议的发言和各位代表所提交的论文,表现出议题集中、探讨深入、角度新颖的特点,代表了当代对革命与文学的反思的新成果.陶东风在大会闭幕式上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对革命和革命文学的态度是理性的,既不是简单地鼓吹革命,也不是简单地否定革命.既不是认为革命是中国走的弯路,也不是认为要再来一次革命.这样一种反思的态度,本身就证明我们已经进入后革命时代.因为只有在后革命时代,革命才能够成为反思的对象.在后革命时代反思革命具有不可否定的理论意义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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