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危机和世界文学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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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1-0024-3

讨论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历来是西方比较文学学者所热衷的一个话题:上世纪50年代韦勒克发出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主要是针对法国学派的“非文学性”弊端,结果导致了美国学派的异军突起.进入90年代以后,同时在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两个学科内都有所建树的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也介入了对比较文学的批判性研究.她出版于1993年的专著对比较文学作了一个批判性的介绍,曾在学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专著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厚此薄彼(比):借翻译研究的兴盛来贬抑比较文学.因此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读到她的新著丝毫不感到意外.在前一本书中,巴斯奈特在大谈翻译研究的合法性之后,直截了当地宣布:“今天,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已经死亡了.二元差别的狭隘性、非历史方法的无助性以及作为普世文明力量的文学这一看法的沾沾自喜的短视性都为这一死亡推波助澜.”但是就在她宣布比较文学“死亡”的同时,人们却不可忽视另一个具有悖论意义的现象,也即比较文学学者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十分活跃,他们出没于各个领域的学术会议,著书立说,各大学里的比较文学系所也不断地举行各种学术活动,对整个人文学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这种状况又作何解释呢巴斯奈特显然也注意到了,因此她接着指出,“但是它是在另一些旗号下存活的:当前在世界许多地方进行的对西方文化模式的激进的重估,通过性别研究或文化研究提供的新的方法论洞见超越了学科的界限,以及对发生在翻译研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过程的审视.”所有这些现象均说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比较文学研究确实陷入了一个悖论式的危机:作为一门学科,它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许多原有的领地不是被文化研究占领就是被(文化)批评理论侵吞;但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学者的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和对前沿理论的敏锐感觉,再加之他们那训练有素的写作能力,又使得他们很容易越界进入一些跨学科的新领域并发出独特的声音.这正好与这门学科本身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这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相当一大批比较文学学者今天并不在研究文学,而是在从比较的视角研究其他学科的论题;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在体制上依附于比较文学学科,例如已故翻译研究学者勒弗菲尔和仍十分活跃的根茨勒等人就一直在比较文学专业内指导研究生.对于这一现象,巴斯奈特也十分清楚,所以她一直在寻找各种机缘为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的确立而努力.因此,在平行讨论了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巴斯奈特在该书最后一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中,大胆并直白地指出,有鉴于比较文学的衰落,“然而,形成对照的是,翻译研究却赢得了地盘,并且自1970年代以来凭借其本身的实力而逐步被看作是一门学科,它有一些专业学术团体、期刊和出版书目以及大量的博士论文”.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应当把翻译研究看作一门主干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一个有价值但却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巴斯奈特的这本书至少在理论上完成了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解构和对翻译研究学科的建构.

进入21世纪以来,比较文学又遭遇到了另一次大的挑战,这一挑战来自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的专著《学科的死亡》,因而其影响就更大了,因为斯皮瓦克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因此比较文学学者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斯皮瓦克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死亡吗或者说她已经发现这门学科气数已尽了比较文学还有没有前途如果说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确实已经死亡的话,那么其他地方的比较文学,特别是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比较文学研究又处于何种情形呢在读完全书之后,我得出的印象却是,斯皮瓦克并非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死亡,因为她本人就是在这一学科内开始其学术生涯的.正如她的朋友、当代西方怪异理论(QueerTheory)研究的主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所中肯地指出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等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确实,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们在读完斯皮瓦克的书后,也并未产生对比较文学学科之前景的悲观感觉,倒是惊异地发现,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走过的道路,或多或少已经预示了斯皮瓦克对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重新定位:“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可以携手合作,不仅培育全球南方的民族文学,同时也培育世界各地的各种地方语言写作的文学,因为这些语言的写作在新的版图绘制开始时被注定要灭绝等实际上,新的比较文学并不一定是新的.但我必须承认,时代将决定‘可比性’的必然观念将如何实行.比较文学必须始终跨越界限.”假如我们认为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范围的话,那么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既是区域研究的一部分(在国际性的文化研究框架内),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至于“越界”,我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在1980年代复兴并成为一门学科以来,立即就带有了“越界”的特征:我们的研究成果既超越了东西方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超越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界限;既超越了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超越了汉语文学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其他语言写作的界限.


再回头看巴斯奈特论文的主要观点,我们便发现,她已经将自己当年的厚此薄彼的态度推向另一个极端: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只是研究方法,而非学科.熟悉她近期研究的学者不难发现,她的这种看法主要也是针对西方的比较文学现状的:比较文学的危机和世界文学的兴盛.而在中国,由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早在1998年就由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了,这一危机也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文学会出现兴盛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就是世界文学,这一点早在1827年和1848年就分别由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它实际上是全球化在文化和文学上的一个必然反映.因而,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以来,当民族/国家的疆界变得模糊、国别,民族文学受到冲击时,超民族性和世界主义便有所抬头,作为文学界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世界文学的兴盛.应该说,比较文学发展到最高阶段就进入了世界文学的阶段.对此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怀疑.200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戴维达姆罗什出版了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在书中,他不仅强调了比较文学的干预作用,同时也强调了翻译的特殊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实践早在1998年就预示了达姆罗什书中的理论阐述.因而具有某种超前性.既然“世界文学”这一由歌德于1827年创造出来的术语标志着全球化在文化上的直接后果――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论,伴随着全球化的全方位实践,今天的比较文学的最高阶段也应当是世界文学.因此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理由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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