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期刊观察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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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纯《弥天大谎》,中篇,《十月》2007年第2期

《弥天大谎》是一篇饶有意味的小说.幽默,风趣,不乏思考.故事的主人公胡达飞在一次洪水来袭全村逃难的当口,为了寻找与他相依为命的奶羊,逆人流而行,意外撞见了前来指挥抗洪抢险的副县长姜黎民,在姜副县长的引领下,老胡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偷了附近小煤窑库的,将阻碍泄洪的大堤炸开了一个豁口,并与姜副县长击掌为誓,约定谁也不能透露这个有风险的秘密.这一炸,使洪水回落,危情解除,小杨村不失一兵一卒.这一炸,老胡的命运也跟着一波三折起来.他先是陷入了有苦难言的境地,村长老盛同他宿怨已久,抗洪庆功大会上几乎请了全村人,惟独不告诉老胡,心气高傲的老胡哪里忍得下这口气,却又无法说出自己的功劳,为此受尽全村人的嘲讽.他无处倾诉,只好去找姜副县长,却又被姜副县长邀来的帮手也是老胡高中同学的辛成下了套,奖赏未讨成,反倒背上“嫖娼”的恶名,遭受了人生的奇耻大辱.而后立功心切的南在调查一起、丢失案中灵光一闪,将突破口对准老胡,将其立案侦查,至此,老胡尴尬的境遇反倒获得了转机.一边是全村人忽然在一种不言自明的氛围中明白了老胡的功劳,集体作了老胡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而另一边因为省领导的一句话,姜副县长立马掉转风向将誓言抛之九霄云外,全盘道出炸堤真相,令本还在县局接受审问的犯罪嫌疑人老胡转眼间被作为抗洪英雄请入宾馆.然而,不管事态如何发展,老胡在这场风云变幻的事件中我自岿然不动,坚守着最初的诺言,无论面对威胁还是利诱,自始至终,都没吐露与那件事有关的一个字.

胡达飞这样一个与时代、体制、世态格格不入的乡村小人物,慢慢地从平庸僵化的凡俗背景中凸现出来,成为一个生动的形象,充满了魅力.一方面,老胡作为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却始终无法真切融入他所生活的乡村,“老胡身在农村,却一直是个异数,怎么也难以融入,弄来弄去,成了一个四不像的农民,有了一大堆悲情故事,也常被学校当成高分低能的例证.”另一方面,老胡的真性情,又始终无法被同学乡亲们理解,反而屡屡被埋怨为“拧”、“一根筋”、“不可救药”、“疯疯傻傻发癔症”.看上去他就像是个与世俗绝缘的一点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人,其实老胡未尝不聪明,只是不愿意屈尊投降.他的一事无成,也大都因为他的这种“愣”的个性.作者将笔力集中在老胡的塑造上,从各个侧面将老胡的形象刻画得丰满立体.

老胡与姜副县长的千金一诺缘何一步步演变成了众人眼中的弥天大谎?小说反复描摹皴染,使得老胡对诺言的一次次坚守,有了一种回旋式的韵律感,也因此使得小说最后对胡达飞不是胡大吹的平反,有了大快人心的力量.小说的意味,还并不仅仅在塑造了胡达飞这个形象,反映出了乡村权力体制运作中存在的深层的复杂问题.它使得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单纯,而具有了更为含混暧昧的内涵.小说最大的艺术特点,在于它的叙述语言,作者用一种幽默的、诙谐的方式来描述,使整个故事充满了一种戏剧性的夸张的舞台效果,悲喜、甘苦交织在一起,让人思索回味.

迟子建《花子的春天》,中篇,《佛山文艺》2007年第3期

《花子的春天》是近来少见的好小说,它写了一个人的命运,也写出了时代的变迁.小说的好处在于将人与时代结合起来,从一个细微但又独特的角度,写出了青岗这地方近30年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同时这也是中国农村从“人民公社”到土地承包,再到市场化的一个缩影.

小说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选用花子这样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人物做主角,从他的身上,引出了一连串富于戏剧性的故事：花子是一个花痴似的人物,后来去深山伐木,被一棵大树砸倒,“把他男儿的零件打得稀烂”,成为了一个精神委靡的废人,到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出去打工的时候,让花子帮着他们照顾家,尤其是监视他们的老婆.到了秋天,外出打工的男人们回来了,见到花子很好地帮他们照顾了家,纷纷对他表示谢意.但第二年,外出的男人,秋天打工回来,“明着打工带回了钱,暗着把性病也捎带回来了.”这不仅对村里的女人是羞辱,对花子也是打击.男人首先败坏了风气,接下来女人的堕落也就是自然的了,为“有线电视村村通”架线的城里人,很快受到了村里女人欢迎,“花子明白,青岗到了最危难的时候了.虽然他每天吃了上顿没下顿,但还是打起精神,看护着这些女人.”但他还是没有看住,奶子的媳妇怀孕了,他不仅受到了城里人的嘲笑,而且受到了打工男人的毒打：跟他说好了看好女人,怎么还会出事?

这部小说最有意思之处在于,它写出了一个人与时代的“交错”,在花子的变化与时代变迁的错位中,蕴藏着巨大的戏剧性,被作者把握住并细致地呈现了出来.对于花子来说,他从一个花痴变成村里女人的看护人,是极富喜剧性与讽刺意义的,而这一转折的关键在于他成了“废人”,正是由于失去了“性”的能力,他才获得了“爱”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紫云、乳子等人身上体现了出来,但遭遇到了挫折,而在男人纷纷外出打工的时期,他的“无用之用”却得到了“大用”,从而得到了“人”的尊严,花子也就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但可惜的是,他的春天太短暂了.

这一次不是他变了,而是整个村庄、整个时代都变了,以前千百年相沿成习的道德伦理,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下逐渐崩溃了,外出的男人在外面染上了坏风气,村里的女人则在外来男人的冲击下沉沦,而在乡村伦理崩溃的过程中,只有花子一个人承受着压力,这样一个喜剧性的人物在小说中逐渐变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他以个人的坚守质疑着时代变迁的合理性：如果经济发展以破坏日常伦理为代价,以男人和女人们的堕落为前提,那么这样的“发展”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呢?如果不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发展,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呢?这样的问题,由一个以前像花痴一样的人提出,实在是发人深省并具有讽刺意味的.

阿来《空山2》,《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1期

对汉语运用娴熟、被称为“藏族作家”的阿来自成名以来始终关注的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藏族乡村文化的变迁过程.计划中庞大的长篇小说《空山》由六卷三部组成,新近问世的《空山2》延续了《空山1》那种由内在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的两个故事合成一部长篇的结构方式,由《达瑟与达戈》和《荒芜》两部分构成.

达瑟与达戈是第一部分的两个主人公.达瑟是个寓言性的角色.“”开始,学校解散,偶然进入干部学校的他带回了很多被冷落遗弃的书,然后就整天住在树上读书,貌似不求甚解,偶尔却能出语惊人.达戈则是个为了爱情而放弃大好前程“退伍”回到机村的猎人,在兼有“仙女”和“妖精”身份的美嗓子色嫫面前,达戈常常像自己的这个绰号一样,表现出“傻子”的症状：痴狂到却还能保有英雄气节.达瑟和达戈,一静一动,一文一武,却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而成为了朋友,成为推动机村进入现代物质文明进程中既游离又不可或缺的角色：有了优秀的猎人达戈,机村人为获取金钱大量捕杀曾经与人类为邻的野生动物的步伐大大加快；有了“读书人”达瑟,达戈和机村人的疯狂捕猎行为也有了另一种审视和批判的现代眼光.对比于《达瑟与达戈》的理想主义色彩,下半部分的《荒芜》则与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结合更为紧密,讲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机村人如何度过难关的故事,其中蕴涵的宗教神秘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语境的冲突是小说着力表达的部分.

虽然在整个《空山》的写作规划中,作者计划讲述的都是藏族乡村文化衰落并被现代物质文化取代的过程,但起码在《空山2》中,小说并没有简单地在不同文化间进行伦理和情感的判断和选择,因而也没有落入或激愤不已或欢呼雀跃的窠臼中,虽然小说也曾对跟猎人达戈死于熊的怀抱这一场景一同消逝的狩猎文化的陨落而表达了不尽的叹惋,但我们更多读到的是在历史的大势所趋下,机村的人们遵循着自然的规律辛苦劳作生老病死,那种被外来文化“异化”的现象不能说没有,但在机村人身上停留的时间总是极为短暂,无论是外来的驼子还是当地的索波,虽然他们对几乎不顾及自然规律的“上面”的政策命令也有过盲从,但最终左右他们的仍是对土地和粮食的本能热爱,这种不忽视自然规律前提下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改造,或许才是发展至今天的现代文明真正值得借鉴的.

在由不同故事组成的“花瓣式”或“碎片式”结构中,作者试图在不同的篇目下,呈现自然与人性、文明与历史、意识形态与人类生态等相互胶着的主题,这样的结构一方面对国内长篇小说惯用的以几个人物或家族的关系为贯穿线索的写法是一种更新,另一方面也是对作者驾驭上述几大主题能力的考验：如何在对机村的历史叙述中,在中国当代小说已经司空见惯的对政治文化的讽喻、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之后减少重复、见出新意?同时,如何在小说的笔触进入“后”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一历史维度时,延续它目前对结构和主题的沉稳把握、避免犯了一介入当下即手舞足蹈、喧嚣不已的当代中国小说常见的通病?换言之,如何在已有定论的历史题材中呈现出丰富多样性、在尚未沉淀的当下题材中保有一定的清醒度体现出一定的判断力,这才是真正考量一个作家能力和素养的关键.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已发表的《空山》无疑给出了基本令人满意的答卷,而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然要留待《空山3》问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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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辉《天知道》,长篇,《钟山》2007年第2期

《天知道》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作者借鉴侦探小说中悬疑伏笔等手法,步步为营,来实现情节线索的精心布局,故事曲折,引人入胜.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关于高智商犯罪的侦探小说,一连串案件的设计非常巧妙,真相扑朔迷离,作案者祈天与破案者李天羽之间的智力交锋也是惊心动魄.

而《天知道》里面的祈天,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罪犯,也不是因为某种简单化的动机就突然起了杀心.他的犯罪动机是逐渐深入和强化的.小说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过程.一开始夫妻之间因性病征兆引起的猜疑,就扣住了“性”和“堕落”这两个主题.当背叛浮出水面,祈天精心设计了一起“不在场”的抢劫,试图挽回崩溃的婚姻.但妻子王芳还是弃他而去.耳闻、亲历了性的百无禁忌――除了艾滋病――的泛滥之后,祈天认定艾滋病是看守人类尊严的最后防线.而他却恰好负责某艾滋病研究所的保卫之职.去而复返的妻子王芳和意外邂逅的情人张颖,受某商业公司雇佣,别有用心地接近了祈天,目的只是窃取科学家周长的研究成果.两个女人之间的间谍暗战,导致了祈天女儿的意外死亡,人性的泯灭彰显无遗.祈天目睹惨状,精神趋于崩溃,却极其冷静地设计了一次“不在场”的谋杀,将他所认为的争斗和堕落之源周长置于死地,防治艾滋病的研究成果也付之一炬.最后的测谎和中,这个狡诈的、深藏不露的高智商罪犯才吐露心声：杀人竟是出于悲天悯人普渡众生的情怀.作者虽然借洞明睿智的一智法师之口认同了后者,但对于祈天仍抱有同情.想必读者掩卷亦会有所思考.细腻的心理阐释不仅实现了犯罪动因的合理化,而且让小说具有了致密的质地.但是为了保持必要的阅读张力,作者又不能将谜底提前泄露：既不能提前泄露他的下一个动作,也不能走漏他的心理走向.既要致密,又要保密,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上,作者做的比较成功.

鲁敏《致邮差的情书》,中篇,《人民文学》第4期

近两年以底层生活为题材的文学,风靡一时.许多作家投身其中,以相对陌生的“底层”为叙述对象,乐此不疲.《致邮差的情书》,也属其列.但她将隐匿于文本背后的代言人,呈现于文本的叙事方式,却颇有几分新意.小说以双线行进,勾勒了物质主义者M与清贫邮差罗林的日常生活.在鲁敏笔下,M物质充实而精神匮乏,矫情而渴望浪漫.她受到梵高传记的启发,开始经营一场.她让追求者用纸写信,在网上邮购物品,只为了与邮差罗林经常照面.她津津乐道于风情万种的做秀,以便在博客上创造一些甜蜜的烦恼.读者也许可以把M看作作者本人的演出.M在博客上创造着对生活贫乏的想象,而鲁敏则透过小说文本对M的白日梦情结加以渲染.尽管鲁敏意识并偶有提醒读者M的造作,但很难说她对这种造作有些许反感与讽刺.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邮差罗林.罗林的世界充满了父母、子女、婚姻与金钱的种种纠结.鲁敏以幽幽的笔触,叙述罗林一家经济拮据的境况.母亲的眼病,儿子的物欲以及妻子“享受生活”的奢望,罗林皆隐忍以对.小说中,双线交汇于罗林收到情书而无动于衷.当M发现罗林的生活并未因她的情书而泛起涟漪时,种种虚无缥缈的想象与热情便随之烟消云散了.显然,鲁敏并不熟悉邮差罗林的清贫生活,亦不擅长描摹痛苦经验.所以,小说终不能使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透过笔墨散发出感人的力量.但双线的对照性叙事,仍能让人看到社会贫富分化后,不同人群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小说给人感觉波澜不惊,却不失为写“底层”、写“小资”的一种新尝试.不过,这种简单扭结“底层”与“小资”的模式,显得生涩与牵强.

张阳球《钉螺》,中篇,《芙蓉》2007年第2期

若以题材划分,《钉螺》应属“问题小说”一类,它通过某一地区媒体与官员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揭示今日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小说中的平宁市,是长江边的一座的小城,与许多同类城市一样谋求快速发展之路,却陷入了惟经济指标论的误区,按照当地市长的讲法,“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GDP.”为了这个目的,平宁将要举办国际龙舟节,“通过划船,吸引那些口袋鼓鼓的财神到平宁投资兴业,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在新闻发布会上,市长向媒体展示了一幅确凿无疑的美好前景,却掩盖了当地湖中血吸虫病复发、病情肆虐的事实,为了保证龙舟节的规模,市政府甚至挪用了血防资金.《钉螺》触及官场,却并非官场小说,而将大量篇幅集中于对媒体不正常运作过程的展示.周刊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不择手段四处“拉版”换赞助,热闹归热闹,却早将媒体的责任与道德抛之脑后.精明能干的编辑部主任路桥,更是唯利是图,以市长稿件的拨款为猎物,处心积虑,用尽手段,一步步诱逼市长落入自己的圈套,其用心之专、用力之狠,实在令人心惊.完全逐利的媒体无法成为社会的正义之眼,相反,它与市长片面追求政绩的行为最终合为一体,只要经费上得到满足,便不再为难市长,大行歌功颂德之能事,而市长也正需要媒体为平宁“打出品牌”.不难想像,两者的合力将导致怎样的恶果.

小说所揭示的这层关系,是通过女记者利于的活动展开的.她年轻、聪明,富有职业精神,在路桥的指点下,为调查钉螺疫情不遗余力,实际上却成为路桥诱逼市长的棋子.作者既让利于完成了真实报道的使命,给平宁市的发展思路大敲一记警钟,又想让她对路桥这样的人物以重击,令他尝尝机关算尽太聪明造成的恶果.利于的个人行为虽然大快人心,但对于改变原有的外部环境并无帮助,即便市长花大力气整治疫情,也未必能改变对GDP的臣服,即便换了别的领导,如果不改变思路,结果也大同小异；即便路桥从此一蹶不振,媒体也不会因此改变生存方式.另一个问题是：得到80万之后,利于与另一个同谋者“抱在一起,相互在耳边喷着气说,我们真是天才,设计得天衣无缝,我们有80万了”,这不禁又令人怀疑,利于的行为究竟是处于良心,还是出于更大的私利?当利于终于“过上了有钱人的日子”,又会怎样生活?小说的结尾因此有了更多的解读可能.

显然,作者在情节设置上非常精心,但也过于取巧,使小说的主旨滑向了个人的智斗故事,对市长和路桥的描绘固然尖刻,却也沦为女记者施展拳脚的背景,更多地表现为审美的需要,指向现实的力量因此大大降低.□

（王颖评《弥天大谎》,李云雷评《花子的春天》,魏冬峰评《空山2》,王斌评《天知道》,解芳评《致邮差的情书》,刘勇评《钉螺》）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