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工厂”: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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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毕业前夕,叶明突然接到教务老师打来的:“你有一门必修课程还没修完,需要补齐此学分才能申请学位.”叶明觉得既吃惊又滑稽,他缺的这门课叫做“科研训练”.

顾名思义,这门课应是博士生的入门训练,但却被所有人遗忘了.

这像是对叶明整个博士生涯的讽刺.

叶明是一所名牌大学的理科博士生,导师是一位长江学者.几年前,他因仰慕教授盛名而投其门下,但很快便后悔了――“基本得不到学术指导,只能靠自己摸黑折腾”.

据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陈洪捷教授提供的数据,1999年以来,中国博士生规模迅速膨胀三倍,仅2008年就颁发了43759个博士学位.数量与美国相当,而博士生质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诟病.

今年8月底,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推出《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样本为1392名博士、博导和相关人士,公布了一系列令公众愕然的数字:有的博导竟同时指导47名学生,有3%的博士生从未与导师交流过等

9月初,华中科技大学校方宣布:拟清退307名超出学习年限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对四年仍未毕业的硕士生和八年仍未毕业的博士生作退学处理.

此举被报道后,有媒体评论说:在国内诸多大学对硕士生、博士生基本“零淘汰”的情况下,清退研究生是在“打破固有的教育机制积弊”,是“对社会和其他大学的生动示范”.

然而,接受了六年多博士教育的叶明说,单纯将博士生的质量问题归结为淘汰体制的缺位无意义,“忽视被淘汰者的命运,忽视导师应尽的职责,忽视体制承担的责任,对个人、对社会都不公平”.

一个导师招了50个博士生

在欠完备的制度下,读博成了一场“”.

叶明在入学“第一赌”――选择导师上就遭遇惨败.

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信息不对称”:谁会想到一位荣誉等身的长江学者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放羊人”

导师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只是传说,尽管导师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但叶明通常四五个月都见不到导师一面,几乎没与他讨论过学术问题.导师带领的研究小组在几年间也基本没开过研讨会,没任何传帮带机制.

纵使深感“冤屈”,叶明也没途径可申诉.如果一定要找院校领导反映,他能预期的结果:更换导师或退学,转成硕士滚蛋,而这些都换不回他已付出的青春.

不过,叶明还不算运气最差.当他读到第六年时,终于“混到了毕业”.他有一个运气更差的同学,熬到第八个年头,学校停发了补助,导师不指导,又没资源支持,尝试跟导师沟通,导师说:“你要让我看到希望.”

1982年毕业的博士生马中骐,在毕业近三十年后,他依然记得自己读博士时的宽松氛围和活跃气氛.

他和导师间的讨论非常多,“胡宁先生最喜欢讨论,每周起码两次,由学生来作报告,一次一上午.他也讲,我们也讲,我们可以错,他也可以错,他非常.”马中骐说,“现在,中国学生在不停地念书,国外学生一天到晚在聊天,但他们会思考,差距很大.”

博导辅导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马中骐认识一位博导,招了足足50个学生.“50个学生,认都认不过来,毕不了业怎么办那就只有抄袭了.”“学生的题目你都不懂,你教他做的还是他抄的都分不出来,根本不是管教不严,而是不够导师资格.”马中骐说.

带两位数学生的博导并不鲜见,博导们也有不同方法来应对膨胀的学生数.在张峰所在学校,有一位导师每年招5～7名博士生,硕士生则更多.身兼行政职务的导师,忙不过来,就安排了几名年轻老师,“小老板带博士,博士带硕士”.

老板与“包身工”

与叶明一样,另一所名牌大学的工科博士生吴安平“赌”导师的运气也不太好.不过,吴的导师不是对学生过问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80%的时间都给导师做项目.”吴安平说,这些项目的学术水平并不高,花大把时间只为了帮导师争取经费.

吴安平希望专心从事感兴趣的课题研究,但导师的指令又无法违抗.据他所知,有的导师甚至会暗示学生:想做自己的事除非你不想毕业.

在许多学校,尤其是工科院系,一些在学术上不负责任的导师变身“老板”,就像开了家小公司,每年雇用一批博士生,给学生的补助就像发工资.

师生之间的“师徒关系”异化为“雇用关系”早已不新鲜.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导王永成曾被九名博士生“炒鱿鱼”,起因是他要求学生长时间为其开的公司做项目,疏于对学生的指导,且只支付极低的报酬.更有人用“包身工”来形容这种不平等的、剥削感强烈的雇用关系.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的作者周光礼认为,在学生师承一人的指导制度下,学生的培养质量极大程度依赖于导师个人的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

在周光礼的调查中,有被“雇用”的学生抱怨说:“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跟工作有啥区别还不如出去工作.”

“文凭贩卖机”

选导师是读博过程的第一轮,做科研则是另一轮.

由于各高校均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博士毕业的必要条件之一,从选题开始,博士们就要“押宝”:什么研究方向容易发论文.

理工科博士在毕业前需要在国际期刊发表SCI论文,但一些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想要发SCI论文并不容易.张峰说,无奈之下,一些学生只能改变研究方向,往容易发论文的方向靠,最后导致毕业论文成了“四不像”.

为了发论文而篡改实验数据的现象则更普遍,“虽然实验要求重复性,但很少有人真的会去重复核实,往往会将结果改得漂亮些.”张峰说.

发论文几乎是整个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压力.曾有一个月,张峰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到晚上12点才回寝室,直到凌晨两三点都睡不着,极度焦虑.

由于文科博士的论文一般要求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因此难度小了很多,但却掺了许多杂质,交钱发论文已成文科生们公开的秘密.就读于华北地区一所大学的文科博士生许嘉即将完成学校规定的三篇论文,却要支付一万多元期刊“版面费”.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博士教育似乎已成一架庞大的“文凭贩卖机”.

没尊严地活着

对于年龄普遍超过25岁的博士生而言,最大的莫过于今日的付出与明日的收获是否成正比.

每月289元,这是许嘉读博期间的补助.由于所在的大学并不在“211”院校之列,因此博士补助标准仍停留在上世纪水准,于今日的消费水平而言,杯水车薪.

即使是在2009年9月之后提升了补助标准的“211”院校,博士生每月生活费也不过千余元,这与工作的同学比起来,简直天壤之别.“同学聚会时,最囊中羞涩的必定是还在读博的,久而久之,我开始逃避这种聚会.”有博士在论坛上说.

将“奔三”的许嘉不好意思再向父母伸手,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在双休日去培训机构代课.

在一家非“211”高校理工科读博的林建民,自博士入学后就没谈过恋爱,他甚至主动放弃了几次机会.“如果我18岁,我可以和女朋友一起吃路边摊,给她买很廉价的礼物,也许还很浪漫,但我已经28岁了,如果再请她吃路边小店的拉面,给她买几十块钱的首饰,就算她不嫌弃,我自己也会颜面全无”.

而更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博士数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学位含金量在不断下降,高校教职也已趋于饱和,越来越多的博士放弃科研之路,转投政府、企业.“可能若干年之后,就没有学校愿意要本土博士了,或许都是清一色海归了.”吴安平悲观地预测,“只有聪明、勤奋且运气好的人才能从这场耗时三到八年的‘’中胜出.”

吴安平认为,如果重新来过,他不会选择读博.现在,他也不愿意涉足学术圈,“这个圈子已变味”.

(摘自2010年9月9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