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文章建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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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琨是西晋末年著名的诗人.他留下的诗作虽数量不多,但在晋末诗坛上独树一帜,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诗具有建安和太康两个时期的特点：在对比、用典等辞采方面与太康文学的繁密精致相接近,这可能与其早年的诗酒唱和生活有关；而戎马征战的经历和个人的胸襟抱负,又使得其诗在气韵风格等“情”的方面体现出建安风骨的慷慨悲壮.刘琨虽不一定是晋室的忠臣,但他确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在个人理想和国家命运一起走向灭亡的过程中,其诗也在悲壮中增添了一种绝望的色彩,展现了西晋末年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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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的诗流传到现在的非常少,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十一辑录刘琨《扶风歌》（朝发广莫门）、《扶风歌》（艳歌行）、《答卢谌诗》和《重赠卢谌诗》四首,丁福保《全三国晋南北朝诗》卷五未收《扶风歌》（艳歌行）,而增收《胡姬年十五》一首,但《四库全书总目广文选集》提要指出“又《胡姬年十五》一篇,本梁刘琨作,郭茂倩《乐府诗集》可考,而沿《文翰类选》之误,认为是晋刘琨”①.后又有研究者对刘琨与卢谌的赠答诗做了一些考证,认为逯钦立置于卢谌名下的《重赠刘琨》（璧由识者显）,应为刘琨答卢谌之作,题为《重赠卢谌》,原来的《重赠卢谌诗》（握中有悬璧）应为前赠②,但仍未成定论.所以,目前确定为刘琨所作的诗只有《扶风歌》（朝发广莫门）、《答卢谌诗》和《重赠卢谌诗》（握中有悬璧）.这三首诗都作于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后,是其生命后期的作品.然而,正如徐公持先生所言“后人所了解的文学之刘琨,实际上仅得其半,当然这是极重要的一半,为西晋其他文士所无的一半,亦西晋一朝文学中仅见之一半”③.刘琨的诗在永嘉“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的作品中,“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④一方面,刘琨注重对仗、用典等艺术手法,带有太康文学“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印迹；另一方面,其诗“雅壮而多风”的风格与“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⑤的建安风骨一脉相承.同时,刘琨的诗也并非是太康与建安两种诗风的简单叠加,其诗中流露出的穷途末路的愤懑与绝望,具有典型的末世时代特征,表现出一个乱世英雄在个人生命伴着国家前途一同走向灭亡时的悲壮与苍凉,为建安与太康两个时期所罕见.

一

刘琨诗中的太康文风侧重于“采”的方面,即对仗工致、文词绮密、用典繁缛在其诗作中的体现.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到西晋文学的特点是“结藻清英,流韵绮靡”,《通变》篇则将之概括为“魏晋浅而绮”⑥.刘琨早年生活浮华,在《答卢谌书》中,他评价自己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⑦其与兄长刘舆都是“降节事谧”的“二十四友”之一.据《晋书刘琨传》载：“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曰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⑧刘琨当时的“文咏”都没有流传下来,但从潘岳的《金谷集作诗》和石崇的相关诗作中,大致可想见当时上层士人奢靡浮华的生活以及流行的繁缛诗风.刘琨受到这种诗风的影响,在其留下的后期作品中还依稀可见.

首先是对仗和文辞的工致.刘琨的《扶风歌》中有许多工整的对仗,如“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⑨、“系马长松下,废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等,尤其是“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一句不仅词义、词性相对,连平仄也是相对的,几乎符合近体诗的音律.这一点在早期的建安诗中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如曹操的《苦寒行》,同样写到悲风,曹诗作“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较刘诗明显更质拙一些.到七子和曹植等人的诗中,已经开始注意形式的工美,“体被文质”成为建安诗歌最高的审美追求.太康则过度发展建安的文采形式,对仗愈发工整,用词也趋于精细,典型代表如陆机诗.同样作于颠沛流离的路途中,较之曹诗的粗犷雄浑,陆机的《赴洛道中作》则显得委婉曲折,细密工致,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其一）、“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其二）等句,用葛晓音先生的话说是“寓工整的对偶和真切的写景于古诗回环复沓的章法”⑩.这也正体现了建安与太康两个不同时期各自的文学特点.同样刘琨在《重赠卢谌诗》中如“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等句也都是“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11}的工美之句.但像“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就带有很强的西晋“正名对”的特点,“西晋时的对偶多是由两个名词夹一个动词所构成的‘正名对’,而且连篇累牍,不知变化,比较单调”{12},是太康诗的一个通病.而“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则因语意重复而受到诟病,被视为“对句之骈枝”{13},也体现了当时强为对仗的风气.其次,刘琨诗中密集的隶事用典也颇值得注意.《扶风歌》结尾用了李陵和孔子的典故,表达了对未卜前途的担忧,而《重赠卢谌诗》中更是连用“和氏璧”、吕望、邓禹、陈平、张良、重耳、小白、孔子等典故,几乎是一句一典.这种用典方法张华在《游侠篇》（翩翩四公子）中也曾使用,叶嘉莹先生在点评《游侠篇》时指出,此方式“完全是透过意念思索写出来的”是“太康诗的一种作风”{14}.另外,刘琨的四言诗《答卢谌诗》虽然也是“为情而造文”,但其受到西晋四言体文风的影响,文辞典正而深涩,感染力明显逊色于《扶风歌》与《重赠卢谌诗》.

由此可见,刘琨在对仗、用典等方面趋于精致,但这种“文采”又不完全等同于曹植的“词采华茂”,而是带上了太康时期繁缛绮密的色彩.刘琨并非是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技巧“为文而造情”,这大致可以视作是其早年的创作生活对其诗风的影响.而刘琨诗在西晋末占有独特地位的原因,在于其“仗清刚之气”而对建安风骨的继承.清人毛先舒在《诗辩坻》中也评价说“刘太尉诗有孟德之气,子建之骨,特密处不似魏人”{15}.刘琨是西晋罕见的可以与建安诸子媲美的诗人.

二刘琨诗中的建安风骨侧重于“情”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其“雅壮而多风”的气势与风格.

从创作客体环境而言.刘琨主要生活与创作的怀帝、愍帝时期是西晋末最动乱、最黑暗的时期.八王之乱,无休止的征战耗尽了本就不强的国力.据《晋书惠帝纪》记载到建武元年已是“魏晋以来之积,扫地无遗矣”{16}.紧接着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祸乱中原.永嘉五年,晋怀帝被匈奴俘获,不久遇害；建兴四年十一月,愍帝向匈奴刘曜递降书.刘琨在并州征战,身陷敌虏包围,面对的是：“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州,动足遇掠,开目睹寇.”{17}战乱中,刘琨的父母也被敌人所害.晋元帝太兴元年（公元318）,刘琨因故被盟友段匹所拘,《重赠卢谌诗》便作于此时,不久被段所杀.

从创作主体即诗人自身情况来说.钟嵘《诗品》评论刘琨“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辞”{18}.刘琨在《答卢谌书》中提到“自顷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具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19}.这种遭离乱、罹厄运后的忧愤悲哀是刘琨作诗的一种基本心境.但这种心境并非是刘琨所独有,乱世中朝不保夕的忧虑、破国亡家的凄凉,是当时大多数人共同的心理体验,并不足以使刘琨诗中独具有“清拔之气”.我认为,使得刘琨在晋末诗坛上独树一帜、彰显建安风骨的,是其身上的一股志在天下的英雄气.

历来人们对刘琨的人格评价都很高,但几乎所有的评价都在集中褒扬他对晋室的忠贞,认为他北上抗胡是为了“兴复晋室”.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刘中山集题辞》中说：“夫汉贼不灭,诸葛出师,二圣未还,武穆鞠旅.二臣忠贞,表悬天壤,上下其间,中有越石.”{20}把刘琨的忠贞上升到与诸葛亮、岳飞等同的地位,未免有些过度拔高了,当然这与评论者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我认为刘琨是个乱世中志在天下的英雄,至于是否是晋室的忠臣,则至少是有疑点的.首先一点是其缺乏效忠的对象.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进而废惠帝自称皇帝,之后齐王司马、长沙王司马、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先后篡权.形式上取得最后胜利的司马越,本是司马懿之弟司马馗之孙,对于正统的宗法制而言,其专权的行为本身就是叛乱.更何况司马越专权后不久晋惠帝“因食饼中毒而崩,或云司马越之鸩”{21},越又立司马炽为怀帝.这种废帝、立帝、弑君的行为与董卓、曹操有何相异?刘琨出任并州刺史恰恰是接受了司马越的举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代表真正的晋室,刘琨在向谁效忠?再者,刘琨对效忠之心并不重视.忠诚最讲求从一而终,即一旦选择了跟随的主人,无论主人贤愚,都要矢志不渝,就如屈原之于怀王.而在刘琨的观念中,“良禽择木而栖”的思想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其留下不多的诗文中,诸如“有鸟翻飞,不遑休息.匪桐不栖,匪竹不食”（《答卢谌诗》）、“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德专玩于隋掌”{22}（《答卢谌书》）等多次出现.不论“和氏璧”是赞美卢谌还是夫子自道,至少能说明,刘琨对于因主不贤德或自己的才能没有机会充分施展而改换门庭的做法表示理解.刘琨自己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八王之乱中,当晋室屈指可数的大忠臣嵇绍在乱军中为了保护晋惠帝血溅帝衣、效死君前时,刘琨兄弟正效力在司马诸王的军队中,并且先后追随了四个司马姓诸侯（赵王伦、齐王、范阳王、东海王越）,积极投身到这场动乱中,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晋少贞臣”,他认为“赵王伦之篡,乐广素号玄虚,乃奉玺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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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将刘琨拘泥地视为晋室的忠贞之士,并不利于体会其从内心生发出的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也就不利于感受当这种愿望遭受毁灭时,他在诗中展现的愤懑与绝望.《重赠卢谌诗》据《晋书》本传记载作于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刘琨为段匹所拘之时.“琨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谌素无奇略,以常词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诗赠之.乃谓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25}史书的这段记载不甚清楚,引发许多争议,最突出的是刘、卢赠答诗顺序与归属的问题,对此前人已多有论述,不再赘言.{26}除此还有一些疑点.首先,刘琨所托的“非常之意”究竟为何意?二是,诗中用了许多典故,为何史书特别点出张良、陈平临危救主二典?三是,作为刘琨的亲戚、朋友、僚属,对刘琨心志非常了解的卢谌何以说出“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的话来.张玉谷《古诗赏析》中认为刘琨作此诗“语似自嘲,而意则讽卢,当早树功”{27},这种说法稍显牵强,还有解释称“刘琨赠诗意在激励卢谌不要灰心丧气,虽晋室岌岌可危,但要向陈平、张良那样忠心辅佐晋帝,现在需要晋之五贤、齐之管仲这样的人才,决不能去计较一些小事”{28},还有的解释认为“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是刘琨自己立志要“匡复晋室”,也有认为“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是劝告卢谌不要因为自己的死与段匹有隙,而要继续与段合作,共同辅佐晋室.这些解释都是建立在将刘琨定义为晋室忠贞之臣的基础之上.这是非常崇高的人格境界,但应该不是刘琨的本意.如果是想激励卢谌,“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结尾未免太悲观了,连刘琨这样的“百炼钢”都“化为绕指柔”了,怎么能指望“禀性短弱”（卢谌《赠刘琨诗并书》）的卢谌去“兴复晋室”呢?这拳拳报国之心,卢谌所谓“帝王大志”又从何而来呢?我认为,陈沆在《诗比兴笺》中的解释最为合理“鸿门、白登,翼脱己患难之中,重耳、小白欲与匹同奖王室,比迹桓、文,不以幽小嫌为辱,望谌以此意答匹,披沥死争,必能见悟也.”{29}即希望卢谌向段匹求情,救他出危难.以张、陈喻卢,就等于把自己看成了刘邦,且比迹桓、文,“帝王之志”由此可见.一个昔日志在天下的“百炼钢”似的英雄,如今壮志未酬,竟被盟友所拘,沦落到需要写诗哀怜求救的地步,内心的压抑、痛苦、凄凉,对世道人生的愤懑与绝望,绝非常人所能想象.这种郁积情感发泄在诗中的感染力,恐怕要比忠臣临终前的谆谆教诲强得多.结合刘琨在并州建立自己的武装、与王浚争冀州、不南下觐见坚持北上抗胡、展桓、文之姿等一系列事件,也许刘琨所谓的“匡复晋室”与刘备的“兴复汉室”一样,是一个聚拢人心的旗帜与口号,只可惜的是,刘琨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像曹操那样,先荡平北方,在逐次一统山河,他的人生只达到各路诸侯讨董卓时的曹操的阶段,就“向使当初身便死”了,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过刘琨是否忠诚于晋室,并不能作为提升或贬低其人格的标准.刘琨不一定是晋室的忠臣,但这不妨碍其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虽然他也有“短于控御”、不善用人、轻浮纵逸等的缺点,但他却是西晋鲜有的真正为国家百姓着想的英雄和诗人.司马氏统治的晋代是个“时无英雄”的时代,各路诸侯人人都有称帝之志,却人人都无称帝之才,八王之乱变成了展示统治者丑恶的闹剧.带兵将领反叛,只是出于满足个人的称霸一方的权力私欲,文人依附权贵,苟且偷生或企图飞黄腾达,而刘琨与此不同.许多学者注意到“永嘉之乱”是刘琨人生的转变,徐公持先生在《魏晋文学史》中说刘琨的人生经过“由贵游子弟到军阀混战的工具,再到救国志士终于壮烈殉国”{30}的升华,其实刘琨的人生并非是断裂的、突变的,从“闻鸡起舞”到“恐祖生先吾着鞭”,他的英雄气是一以贯之的.这种“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31}的志向在西晋尤其在西晋文人中并不常见,而是恰恰与建安豪杰“戮力上国,留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32}的壮志相契合.如“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王粲《从军行诗五首》）等都是这种志向的表达.这是刘琨诗中有同时代所缺乏的“雅壮而多风”、“清拔之气”的根本所在,也是其诗中“建安骨”的真正体现.

三

刘琨诗中具有的建安风骨与太康辞采并非是彼此割裂、互不相容,而是相互协调、促进的两个部分.如《扶风歌》的开头“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就借助工整的对仗展现出了一种恢弘的气势.“朝”与“暮”、“左”与“右”意义完全相反的词语的对举连用,造成了强劲的语势,俯仰纵横之间是历史时空的阔大.

另外,刘琨诗也并不是建安风格与太康风格的简单叠加.刘琨生活在西晋末年,西晋灭亡一年后,刘琨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他的诗中带有鲜明的末世时代色彩,表现为一种对现实深刻的郁愤与绝望,这是建安与太康诗中不常见的.《扶风歌》是抗胡伊始的诗作,其中已能够看出他对于国事的失望和对前途的担忧.他带着自己沿途招募的千余人,“资粮既乏尽”,他眼前的景象已不再是王粲随曹操征张鲁时看到的“连舫万艘,带甲千万人”（王粲《从军行》）,他纵有雄心壮志,也无法像王粲那样说出“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的壮语.如果说《扶风歌》仅仅只是失望的话,那么作于狱中的《重赠卢谌诗》中透露的就是雄心破灭后彻底的激愤与绝望.生命将逝,曹操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还说“原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而刘琨只有“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幽愤与绝望.还有用典,刘琨《扶风歌》和《重赠卢谌诗》中都反复使用孔子和李陵的故事.“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这在同时期其他诗人的同类咏史述怀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同样是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左思的《咏史》八首中,吟咏了贾谊、司马相如、冯唐、段干木、鲁仲连、扬雄、许由、荆轲、主父偃、朱买臣.与此相比,刘琨诗中苍老的孔子和委屈的李陵更显沧桑与绝望.刘琨的绝望是个人生命伴随着理想破灭、英雄事业的终结而激发出的悲壮,是真正的“凄戾之词”.正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所言：“余每览刘司空‘岂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未尝不掩卷酸鼻矣.呜呼!越石已矣,千载而下,犹有生气.”{33}

刘琨的诗作并不多,但在晋末诗坛上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的经历,使得其受到太康诗风的影响,在对仗、用典方面有了比较自觉的注意.他所处的时代,以及自身的胸襟抱负又与建安诗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并不一定是晋室的忠臣,但他确是一位志在天下的英雄,他的英雄气纵观一生,融入诗作,形成“雅壮多风”的气势,直追建安风骨.而西晋末的黑暗险恶的现实,致使其壮志难酬、饮恨而终,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共同走向灭亡.诗也在悲壮中抹上了一层绝望的苍凉色彩,是真正的“为情而造文”.葛晓音先生说刘琨的“感恨之词是建安歌声在晋末诗坛上传出了悲壮的回响”{34},刘琨的诗也在“回响”中带着末世的“凄戾之音”,随那满怀的家国悲愤一同洞透千古.

①（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84页.

②参见曹道衡《十六国文学家考略》（《文史》13辑）、喻斌《刘琨、卢谌赠答诗考辨》（《海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③{30}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页,第426页.

④{18}（南朝梁）钟嵘著,古直笺：《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第38页.

⑤（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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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4页,第520页.

⑦{22}（清）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一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82页,第2078页.

⑧{25}（唐）房玄龄：《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9页,第1687页.

⑨引用诗句均来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⑩{12}{34}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第109页,第130页.

{11}{13}（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丽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88页,第589页.

{14}叶嘉莹：《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7页.

{15}（清）毛先舒：《诗辩坻》,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

{16}{21}（唐）房玄龄：《晋书》卷四《惠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页,第108页.

{17}（晋）刘琨：《为并州刺史到壶口关上表》,（清）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一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78页.

{19}（晋）刘琨《答卢谌书》,（清）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一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82页.

{20}（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23}（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

{24}（唐）房玄龄：《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4页.

{26}{28}参见喻斌《刘琨、卢谌赠答诗考辨》,《海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27}张玉谷：《古诗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29}（清）陈沆：《诗比兴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1页.

{31}（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32}（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曹植传》,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384页

{33}（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91页.

作者：刘雅萌,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编辑：张晴E?鄄mail：zqmz060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