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感知的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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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初,时任靠山专员秘书的肖中强同志到富县任职,正值我原来服务的罗士杰副专员转到政协联络组工作,于是办公室领导便安排我接任专员秘书,一直到九月份靠山同志到地委工作.

在没有近距离接触他之前,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有的人还说,那一双眼睛很厉害,让他盯一眼都有点不知所措.其实在我为他服务的大半年里,在工作上,他确实很严厉,什么事情没干好,批评不留情面,但批评过后就再不计较.而对于身边工作人员,他是很和蔼的,我从来没见过他越级批评人,或为工作以外的事发火.他们这一代人,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基本没有什么爱好,可以说把生命的全部都奉献给了事业.

他唯一的消遣是得闲时找门卫或司机下象棋.除了公务接待,从来不赴饭局,也不请人吃饭.那时,社会上已开始流行跳舞、唱歌,但他没有进过一次舞厅、歌厅.和家里人在一块的时间也很少,儿子始终对他怯生生的.一般情况下他都呆在办公室,看文件或说事情.下乡很多,而且是一直深入到工地、农家的那种,给人的感觉不论白天晚上,始终处在工作状态中.

那年五月,白恩培书记调离延安,也就是从那时起,靠山同志部署开始了白于山区和黄河沿岸“两区”调查.两个多月里,走遍了“两区”的三十几个乡镇.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就坐一辆北京“213”,一般情况下都是他坐前面司助位置,我们工作人员三人挤在后排,吃在乡上和农家,晚上住在乡干部腾出来的办公室内,除了开会或特殊公务,一般不回延安,就在乡上转.那时,县乡道路基本上全是土路,乡村路一般只可通行架子车或小四轮,越野车可以凑合开到村里,到田间地头、上山,全要步行.记得在吴起县五谷城乡石崖砭村调查时,窑里坐不下,就搬了一些原木放在院子里.那是一个下午,大家坐在原木上,他和村民一起算账：几口人,几个劳力,种多少地,都种些什么；养多少羊,投入多少,收入多少,非常详细地分析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这里的农民有种苜蓿养站羊的习惯,他觉得这是北部发展畜牧的一条可行路子.和农民拉话,一拉就很长,误了行程,往往披星戴月的赶路.有时回到乡上,还要开座谈会.宜川集义村,这里紧靠韩城,气候湿润,就是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四分地,上年发了一场大水,将过去十几年里修的川地全部冲走了,农民心酸地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水冲到解放前”.好在这里的驻村干部正领着大家改河造地,工地上机声轰鸣,煞是热闹.按他们的规划,不但可以恢复被冲坏的地,还可以新增几十亩.驻村干部是地区林业局的一名副局长,人比较熟,就一项项地给专员讲投入,要求支持.专员看到大家热火朝天地干工作,十分高兴,都一一点头答应了.当天晚上住在寿峰乡.这里是宜川县黄河边最偏僻的一个乡,过去地区一级很少人来.月亮下大家坐在院子里一核算,给集义答应的各项支持加起来共有73万元.那时,北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二、三百万元,感到有点冒了,但一想到集义干部群众的期待和他们艰苦奋斗的劲头,还是决定全部兑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下边的承诺不打折扣,特别是对干事的同志,从来都是倾全力给予支持的.整个“两区”调查,白天晚上连轴转,连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感到疲倦,他以年迈有病之身,其辛苦更是可想而知.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调查,形成了调查报告,从“两区”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化教育,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不仅成为延安扶贫攻坚的指导方针,也被陕西省扶贫规划所吸纳,一直沿用至今.

从“两区”调查,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一个有责任心的领导人,每一项重大决策出台,其背后都有艰辛的体力和精神劳动,其实是个苦差事.

靠山同志离开延安已经十多年了,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早已淡出延安的政治舞台,但延安人至今提到他,仍然带着深深的敬意,坊间议论,今天的延安人,依然承倚着老的福泽.我在想,靠山同志由农技员出身,一直在基层工作,也没有进过什么高等学府,何以具有如此雄才大略?仔细一盘算,大概主要在于三点：第一,强烈的政治责任心.正是这种责任心,使他能够作到人民第一,事业第一,不论是在乡上、县上,还是地区主政,都要干一番事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第二,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能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注重把群众鲜活的实践经验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结合,从而总结提炼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工作方略,以此整合当地的人文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第三,把个人利益看得淡.为政不谋私,不为居高位,不为发大财,一心想的是群众利益和事业发展.基于此,才能真正扑下身子专务工作,爱干事,能干事,敢担当.纵观他一生的各个阶段,正是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强者气慨,才成就了他勤政爱民的高大形象.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前的年代,我们这个体制给予地方官员的发挥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志丹工作阶段,当时全国实行计划经济,农村工作以粮为纲.处在贫困落后山区的志丹县,搞工业根本无从谈起,实行多种经营在当时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是触犯政治“大忌”的行为.但作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官”,看到城乡经济凋敝,广大农民守着穷山没饭吃,其忧心如焚的心境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选择,竭尽全力学大寨,大搞基本农田,改善粮食生产条件,通过多打粮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实行公社化集体生产,广大农民没明没黑,没冬没夏战天斗地,辛劳一年,食不果腹,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因此,当时的县乡领导,可以说是在体制缺陷和民声怨怼的夹缝中存在,加上遗风,一些基层干部作风简单粗暴.这就是志丹事件的由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县乡领导的出发点没有错,通过奋斗改变生存状态,总比坐以待毙强吧!是那个扭曲的时代导致了那一幕幕悲喜剧.至于在志丹事件中折射出靠山同志的为人操守,事前不矜功,事中不诿过,勇于承担,把一身利钝置之度外的磊落胸怀,无疑地树立了令人钦佩的刚正形象.上级领导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有此后破格擢用靠山同志到延安主政的基础.他后来自己也说,在志丹问题上,他在政治上是打了胜仗的.

现在的洛川苹果天下闻名,洛川塬上,目之所及全是郁郁葱葱的果园,蔚为壮观.但谁又会知道,为发展苹果产业,靠山等老一代领导人,进行过怎样的艰苦努力.靠山同志主政洛川,已经到了80年代中期.那时,改革开放已经破题,市场经济初显端倪.南方的乡镇企业搞得红红火火,高层次领导普遍认为发展经济必须抓工业.但在陕北广大干部群众思想上,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更何况洛川等南部塬区从来是麦油产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的广大农民,家家囤满肚圆,普遍沉浸在小富即安的氛围中.老到洛川主政后,在大量调查研究、深入论证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要大面积压缩麦田,腾出最好的塬地实行标准化建园,集约化经营,最大限度地发挥苹果的产业优势,走以农致富的路子.在当时,这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提法.上级领导有看法,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也很难理解.这个农技员出身,在志丹大搞农田基建,在延长抓“四法”种田为人所称道的县委书记,要一反传统,在那么好的塬地上栽果树.而具有战略眼光的他却敏锐地看到,市场经济就是优势经济,就是商品大流通.洛川是世界苹果最佳优生区,发展苹果产业要比粮食种植效益好得多,因此,在不具备发展工业条件下,洛川在苹果产业上扬优成势,就成为富民强县的最好选择.最终,在老的积极推动下,经过深入广泛的宣传论证,洛川人民接受了老的观点.后来孙志明、张智林等一任接着一任抓,奠定了洛川第一苹果大县的基础.老到地区任职后,又在全区同类塬区大力推广苹果产业.如今,延安的苹果栽植已达300万亩,成为最大的农业主导产业.洛川人民则雄心勃勃,要把洛川打造成中国第一,世界知名的苹果研发、生产、销售基地.可以说,延安苹果产业的发展,同样昭示着靠山、孙志明等老一代领导人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务真求实的思想光芒.

而延安的石油开发,则集中体现了靠山同志择优开发,优势突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那么一股狠劲.他到地区时,东部石油已经起步,西部尚未开发.老的指导思想是先拣肥的啃,尽快形成资本积累,上规模、上效益.老抓工作有个口头禅：“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其特点是集中财力物力打好攻坚战.不论是地区还是县上的重大工作举措,都喜欢用开现场会的形式来推动,即把地区决策人员和涉及部门带到现场,集中研究问题,当场拍板,在人、财、物、资金上集中支持,一次就促上去了.90年夏末,在志丹召开石油开发现场办公会,那次会议是当时的秘书长带我去组织的会议.专员带有主管专员薛志勇,以及地区经委、计委、财政、金融等有关部门,确立了“旧井垫底,贷款起步,以油养油,滚动发展”的开发指导思想,促使志丹县很快进入了大规模开发轨道.那段时间,经常到县上去开现场办公会,一个县一个县往上推.如今,石油已成为延安第一财政支柱,去年延长油矿原油产量突破一千万吨.回首当年,令人无限感慨,如果没有那么一种抓工作的狠劲,延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1996年,靠山同志由延安地委书记转任省政协副主席.在离开延安时,他将自己居住的一套房子也交公了,可谓两袖清风飘然去.1990年,我随他回过一次老家,华阴县家庄,家中的老房已经很破旧了,但一直没有翻修.他在延安担任县级以上领导20余年,许多老家的人要到延安来做生意,都被他回绝了.就连自己的子女,他都从来没有利用职权帮助他们上好学校,更没有提拔当领导干部,几个孩子现在都是一般工作人员.给老伴也一直没有安排公职,至今没有退休金,没有公费医疗.就是对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要求,凡有动议要提拔我们中的某个人时,他总是瞻前顾后,怕担子太重,拿不下来,影响了工作,给事业造成损失.

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自己的升迁问题,但凡到西安开会,会一完就返延安,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去走动.有时要向省委领导汇报工作,都是通过事先约一下,说完工作就走.记得我们“两区”调查期间,刚到延川县,地区一位局长专程从延安来找他说,白书记调离延安,现在许多人在活动当书记,建议老也去走动一下.老当时就说,怎样安排是组织的事,我现在搞调研,专心干好我的工作就行了,根本不为所动,依然专心致志在乡下搞调研.那种从容与淡定,当我们自己也经历了时下的官场沉浮之后,更加深切地感悟到老一代领导人为官之持重.是的,老在延安工作40余年,可以说是奉献的40年,勤政的40年.现在,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他,虽然清贫,但他身后留下的却是一个后来居上的新延安,是延安人民长念不辍、历久弥新的崇敬与赞誉.这样的结局,我想,也正是他所追求的吧!

注：摘自《甘棠之思――靠山延安四十年》一书,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责任编辑：魏建国阎小星